彭丽红++杨博

摘要：马来西亚被誉为全世界现代化最成功、发展最全面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同时，位于东南亚中心位置的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拥有多种族群的典型的亚洲多元文化国家。经历过从英国独立并组建联邦后的五十余年的发展，马来西亚在人均收入、竞争能力和经济结构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在国际竞争力评价的背景下对马来西亚国家竞争战略的梳理，找出马来西亚现代化背后的动力并分析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内部因素，同时，作为TPP的成员国，其在TPP中的定位、成本和收益也是分析其战略路径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马来西亚；竞争战略；竞争模式；TPP；成本和收益；国际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110-05

一、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及基础

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多种族群的典型的亚洲多元文化国家，经历五十余年的发展，国家竞争能力获得显著提升。在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布的《2015—2016国际竞争力报告》中，马来西亚综合得分5.2，位于全球140个参评国家的第18位，在同类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中十分耀眼。目前，马来西亚处于由效率驱动的第二阶段向创新驱动的第三阶段转换的过渡阶段，从十二个竞争力评价支柱的具体情况来看，马来西亚在商品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和商业成熟度三个支柱分别处于参评国家的第六位、第九位和第十三位，超过了其总体评分所处的第十八位的排名。

从总体的竞争力分布模式来看，马来西亚的竞争力水平属于整体趋向协同的均衡模式，与同类国家（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其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优势更是明显。在纵向比较下，从2012年以来的历次评价中，马来西亚的竞争力水平始终处于明显的上升趋势，特别是2014—2015年度与2013—2014年度相比上升了四位。

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原因和动力何在？从其竞争基础观察，马来西亚的橡胶、棕油和胡椒的产量和出口量居世界前列，除了是重要的产锡国外，还有铁、金、钨、煤、铝土、锰，以及较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在独立初期的发展中为解决就业和改善贫困提供重要支撑，并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材料。虽然在现阶段的农业和采矿业的比重相对弱化，但其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

马来西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处于中高收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相对较高，但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水平、社会福利水平、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距离，其国内发展不平衡、资源分配不均、市场经济不健全的情况仍在相当程度上存在。马来西亚虽然历经独立后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和金融危机后的快速复苏，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基本阶段仍未摆脱前述的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征，仍然属于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二、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战略

（一）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

马来西亚自1970年以来经历了年均6.2%的GDP成长，成功地实现了从20世纪70年代农业占主导地位到80年代制造业主导再到90年代现代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换。工业化战略经历了四个阶段：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58—1970年），改造不合理的殖民经济结构，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初级出口导向工业化阶段（1971—1980年）设立了自由贸易区，为出口加工活动提供更为安全、更为协调和更易控制的环境。高级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81—1990年）发展本国的重化工业，重点发展汽车制造业、钢铁业、石化、水泥制造、造纸业和化肥制造业等。初高级出口导向工业化阶段（1991年至今）主要生产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工业产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提出了建设知识经济国家。

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发展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干预”息息相关，从1966年开始，马来西亚已经执行了10个“马来西亚计划”。这都对马来西亚工业化的深化与转向起到重要作用。在过去30多年里所制定的三个经济展望纲要及2010年10月颁布的《新经济模式方案》，均对马来西亚的工业化发展作了具体而又详尽的部署。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来说，旨在提升国内制造业整体水平的发展战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竞争战略、培育经济整体竞争力密不可分。

（二）伊斯兰金融战略

1980年在“马来人经济议会”上，一项要求政府允许马来西亚朝圣者协会建立一个穆斯林吸收储蓄和进行投资的伊斯兰银行决议被通过，政府成立了伊斯兰金融全国指导委员会，1983年，公布了伊斯兰金融法令和投资法令。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传统银行相平行的伊斯兰银行系统，政府促进伊斯兰金融业发展的决心在其2001—2010年的“金融领域大蓝图”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到2010年伊斯兰金融产业具有以下特征：（1）占有银行和保险市场20%的份额，对马来西亚经济金融领域具有接触贡献。（2）产生出一批强大的和高度资本化的伊斯兰金融机构和保险的运营商并提供完整的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3）带有全面性且具备可操作性的以伊斯兰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规范框架。（4）被一个强调伊斯兰金融和保险的法制系统的专有机构所支持。（5）被一个具备足够数量，接受过良好培训，具有专业素质的个人和管理团队所支持。（6）马来西亚成为区域伊斯兰金融中心。

马来西亚互融共存的世俗—伊斯兰双轨运行金融体系形成后，为了使马来西亚成为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先后通过了第一批3家外国伊斯兰金融机构在马来西亚的运营申请。2004年，科威特金融公司被授予了营业执照。此后不久，沙特阿拉伯拉吉哈银行和投资公司与1家由卡塔尔伊斯兰银行牵头的投资集团也获得了营业执照。2006年8月，马来西亚国家银行、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马来西亚纳闽境外金融服务局和马来西亚交易所（Bursa Malaysia）共同建立了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MIFC），该中心包括银行业、穆斯林保险（Takaful）和资本市场在内的成员。主要目标是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一个全球伊斯兰金融的中转站，并建立了一套激励机制，在马来西亚的境外银行可以使用国际货币交易单位以外的货币形式在金融机构间进行伊斯兰金融交易。马来西亚国内伊斯兰金融机构的外国投资者参股份额最高可达49%，后来这一份额上升至允许全额外资控股。

截至2012年，马来西亚共有17家伊斯兰金融机构（9家传统世俗金融机构的伊斯兰子公司、2家国内伊斯兰银行和6家外国伊斯兰银行）。另外还有2家国际伊斯兰银行和16家国内伊斯兰金融机构通过旗下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伊斯兰营业窗口来运作业务。马来西亚在2013年伊斯兰债券发行量高达824亿美元，占全球总发行量1 197亿美元的69%，为全球最大的伊斯兰债券发行国。同时，伊斯兰基金管理、伊斯兰金融资产与伊斯兰保险，马来西亚都在全球市场中位居重要位置。

（三）新经济政策

从1970年该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政府制订并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加大国家对经济乃至社会各个领域的干预力度，继续巩固马来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并通过各种措施把这种优势贯彻落实到各个领域。新经济政策要实现两大目标：第一是促进经济发展以消灭贫困，第二是在各族群间进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与种族关系特别相关的是，它认为所有行业部门的种族就业结构，应该反映出国内各种族的人口结构，因此各种族在各产业部门的就业比例应调整为：土著民族（即马来人）在第一产业部门的就业率从1970年的67.6%下降到1990年的61.4%，在第二产业部门的就业率从30.8%上升到51.9%，在第三产业部门的就业率从37.9%上升到48.8%。相应地，华族在第一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从21.4%增加到28.3%，在第二产业部门的就业比重从59.5%下降到38.1%。而在股份资本持有率方面，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著民族拥有的股权比例从1970年的2.4%提高到1990年的30%，非土著民族拥有的股权比例从32.3%提高到40%，而外国资本的比例则从63.3%减少到30%。新经济政策实施使所谓土著民族马来人与华人的相对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马来人在资本持有比率和各专业工种的就业比例中地位的提升显著，在商业领域的地位大幅提高。

长期以来，所谓“土著”（马来人）与华人围绕经济、政治利益分配的矛盾是长期影响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影响与邻国新加坡的关系的重要因素。长期实行的政治经济差别政策，会使族群间的压迫情绪泛滥，马来人享受着政治特权而华人则享有商业和经济垄断地位。对马来人长期倾斜的政策可能会引起特权阶层更为固化和华人资本的外逃。虽然1990年新经济政策结束，但其歧视性的特征并未根本改变。

（四）加入TPP的国际化战略

马来西亚自2006年开始与美国进行FTA谈判，但由于在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劳工权益等诸多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在经历8轮谈判后于2009年底宣布中止。2010年，马来西亚最终加入TPP谈判，并向美国保证，“已准备好完成高标准的协定，TPP协定也将涵盖美马FTA未能达成的谈判议题”。可见，马来西亚参与TPP的动因主要希望借加入TPP的契机，进一步融入亚太区域一体化，并更快进入美国市场。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马来西亚对FTA的全球性热潮一直持怀疑态度，也担心东盟国家单独加入双边协议可能会给第三方提供进入东盟的“后门”。但随着其他竞争者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而享有优惠待遇，导致马来西亚出口产品竞争力相对下降，其贸易政策逐渐发生了转变，加入TPP有可能走出不利的环境。

马哈蒂尔时期，由于马外交重心向东亚调整，马美关系一定程度上回调。马哈蒂尔执政后期，发生“安瓦尔事件”，亲美的安瓦尔领导反对派打破了执政党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引发国内政治海啸，与美国的关系陷入尴尬。新总理纳吉布执政后开始调整对美外交，开始主动对美示好，加入TPP与此密切相关。

马来西亚参与TPP的成本与收益如何？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公布的TPP说明文件称加入TPP有利于强化与TPP成员国的战略和经贸关系，拓展全球市场，吸引外国投资，提升马整体竞争力。尤其是尚未与之签署FTA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秘鲁市场。据估在TPP下约有2 000～4 000项货品关税获得减免，获利产业包括棕油（TPP成员国进口关税11%）、橡胶（TPP成员国进口关税2%～14%）、木材（TPP成员国进口关税6%～10%）及电机电子（TPP成员国进口关税3%～15%）等。另外，TPP服务业市场采用负面清单形势，有利于马吸引外国投资，尤其是金融服务与旅游服务。TPP的高标准可以促进国内法规管理的完善，与位于地区产业链上游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接近，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提升马来西亚总体竞争力。但在稻米、蔬果、乳品等农产品和钢铁、汽车整车与零组件、机械等工业品领域马来西亚的国内产业面临冲击和竞争。

三、竞争模式分析

对于马来西亚所采取的竞争模式，笔者的基本判断是新世纪以前主要是外部环境导向模式。在马来西亚工业化的早期，一方面利用冷战架构下英美的军事保护专心建设经济，另一方面利用英联邦国家的身份充分享受黄金增长期的西方国家对农产品相关及其他初级产品的需求，解决了大量的就业，积累了外汇，同时培育消费品工业，成功地改造了殖民地经济结构；工业化中期，面对20世纪80年代西方整体的经济危机，及时推出了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产业升级战略，并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一段快速增长的繁荣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体制结束，经济全球化快速扩展，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周边及东亚，并鼓励外资和民间资本的投入，塑造技术/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鼓励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东产油国的崛起，伊斯兰金融也逐渐成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马来西亚更多地是采取竞争能力导向的竞争模式，开始了政府主导型的伊斯兰金融战略，逐步建立完善的伊斯兰金融体系，成为了重要的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以2010年颁布的《新经济模式方案》为标志，马来西亚进入了以高等教育、金融体系、创新环境等为重点的面向国内要素挖掘潜力和培育独特竞争能力的战略新阶段，而加入TPP将进一步提升其适应国际化更高标准的能力。

四、竞争战略展望

1991年，马来西亚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定位，发布了“2020年愿景（Vision 2020）”，提出2020年前将马来西亚建成一个在经济、政治、社会、精神、心理和文化的所有维度上充分发展的国家，并进而使马来西亚进入一个“最终状态（end state）”——“发达（advanced）”和“包容（inclusive）”。 经历了几十年威权体制下的工业化进程，马来西亚已经进入了新兴经济体发展的最新阶段，过去针对产业素质、经济结构、金融体系和商业环境的战略是成功的，但进一步分析，一个国家社会整体的凝聚力或整合全局的能力是该国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为了实现下一阶段的发展，应在调节族群间关系等方面做好工作。

马来西亚已经发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Eleventh Malaysia Plan），关键词是使增长惠及人民（Anchoring Growth on People）。这一计划涵盖2016—2020年马来西亚各领域建设的总体布局，明确了跨越15 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从其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出平衡财富分配，消弭社会鸿沟将是主攻方向，这也呼应了其“发达”且“包容”的目标。

五、中国与马来西亚的战略对接

在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马来西亚位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结点上，特别是其扼守的马六甲海峡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重大。两国经贸往来密切，2014年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货物贸易额为635.3亿美元，其中，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282.0亿美元，占马来西亚出口总额的12.0%；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353.3亿美元，增长4.7%，占马来西亚进口总额的16.9%。2014年，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为机电产品、矿物燃料、机械设备、动植物油和橡胶及制品，上述五大类商品的出口额合占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总额的75.4%。

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品类繁多，主要有机电产品、机械设备、钢材、光学仪器产品和铝及制品等。2014年，马来西亚进口的上述五类商品合计229.6亿美元，占马来西亚自中国进口总额的65.0%。截止到2015年9月底，中国仅次于新加坡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出口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马来西亚的十大类进口商品中，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金属制品、运输设备、纺织品和家具处于较明显的优势地位；但中国出口的化工品、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和食品等仍面临着来自日本、美国、法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周边一些国家的竞争。马来西亚加入TPP，上述TPP协议国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中国出口的产品，已有的竞争将进一步恶化。

为此，中国首先应继续深化以东盟为主要合作者、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X”合作机制为平台的东亚一体化战略，特别是继续就推进东盟主导的“区域经济伙伴协定（RCEP）”与马来西亚这个东盟中的经济轴心和中国在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沟通与合作。因为部分成员国参加了TPP的谈判和最终签署，部分偏离了RCEP的安排，东盟内部已经出现分化，中国对RCEP进程持续施加影响，并在过程中加强与马来西亚的合作，是有效应对TPP对我国冲击的重要现实策略。其次，要重视战略层面的对接，加强教育和金融领域的交流，增进经贸往来，促使马来西亚的发展战略能够促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因此，使马来西亚融入丝绸之路的经济通道是中马关系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再次，决策部门要组织力量加快研究伊斯兰金融在穆斯林集中地区实施的可行性和试点方案，做好与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战略对接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1]刘晓平.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战略及展示[J].东南亚纵横，2005，（12）：11.

[2]沈红芳.马来西亚工业化政策及其发展模式[J].南洋问题研究，2007，（2）：3.

[3]Harold Crouch.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Malaysia.（p247）.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4]陈晓律.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中的民主与权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5]Rodney Wilson.Banking and Finance in the Arab Middle East[M].London：MacMillan，1983.

[6]Bank Negara Malaysia.Financial Sector Master Plan，2001.

[7]Bank Negara Malaysia.Financial Stability and Payment Systems Report，2008.

[8]S.James.“Good Prospects for Islamic Banking” Malaysia Business.

[9]安邦咨询.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借国际化拓展商机[J].时代金融，2014，（31）：46.

[10]外交部.马来西亚国家概况[EB/OL].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

716/1206x0_676718/，2016-01-04.

[11]梁志明.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51.

[12]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172.

[13]韩方明.华人与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4.

[14]K.莫齐.东盟国家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5.

[15][16]【马】H·奥斯曼·兰尼.走向充分发达的马来西亚：梦想与挑战[J].谧谷译，南洋资料译丛，1993，（3）：73.

[17]Economic Planning Unit，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Malaysia.ELEVENTH MALAYSIA PLAN 2016-2020[M].Kuala Lumpur：Percetakan Nasional Malaysia Berhad，2015.

[18]商务部.2014年马来西亚货物贸易及中马双边贸易概况[EB/OL].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asp？news_id=43278，2015-01-06.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