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付金

毛泽东和屈原都是湘楚文化哺育出来的两位历史巨人。屈原生活活动于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毛泽东则生活活动于无产阶级革命开始取得胜利的20世纪，彼此相距两千年左右。吟诵屈赋毛诗。可以这么说，具有政治家气质的诗人屈原和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二者的作品无论从主题、内容所表现出来的远大理想、执着追求，还是立足于今的时间观、泯仙界人间之别的空间观，抑或其奇特的想象多姿多彩的意象都有相似的特色或内在的关联。本文重点以屈、毛代表性作品为例证，结合有关史料，初步探究二者何其相似乃尔的几点缘由。

缘由之一：社会上的接近性

走进历史的时空隧道，一路抚摸历史的血痕，一直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战火纷飞，刀光剑影，这就是屈原所生活的年代，也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屈原的理想不止于挽救楚国的危亡，他还想让楚国强大起来，从而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宁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屈原想使他的祖国强盛起来并由此完成当时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屈原爱国主义的一种最高表现，符合人民意愿和历史进步的要求。但当时的楚怀王是一个昏庸无能的人，任用一批奸臣，形成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对屈原之类的贤能横加排斥打击。当屈原满腔爱国热情和远大理想不但不能施展，反而招致谗毁迫害之时，他便用诗歌将他那满腔悲愤、宁死不屈的精神淋漓极致倾泻出来，对当道的奸臣表示强烈的愤慨，对怀抱的理想孜孜以求、万死不辞。他在《离骚》中写道：“......亦余兮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不管奸臣如何的攻击陷害，不管自己遭受怎样的厄运愁苦，宁死也不放弃自己所追求的理想。

同屈原一样，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远大志向，探索救国救民于水火的真理。伟大的信念一经确定，他就为之奋斗不止。毛泽东非常敬佩那些对封建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革新者、改革家和革命家。凡“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具有革新思想的和革命精神的人物，都给以程度不同的肯定评价。他很推崇和赞赏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在那个风雨如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可谓热血沸腾、踌躅满志。比如，纵使敌军重重包围，誓欲剿灭红军而后快，毛泽东却始终怀抱革命的理想，充满胜利的信心：“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革命征途即使出现惊涛骇浪、艰难困苦，毛泽东愈加坚毅果敢，稳操胜券：“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把最广大群众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了出来，中国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国际风云动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如同中流砥柱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毛泽东曾把斯大林和列宁比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把屈原的《楚辞》比做“杀人刀”，我们可以联想到：在毛泽东看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当时反对他所痛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锐利武器。正如屈原由于“艾萧太盛椒兰少”，才有“一跃冲向万里涛”的悲壮之举一样，在60年代初期，面对苏联集团和国际反动势力大反华，国际上多数共产党放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走上背离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也同样面对着“艾萧太盛椒兰少”的困难局面吗？“一跃冲向万里涛”所塑造的敢于斗争、敢于牺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现出毛泽东的道德评价，也是对在反修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而战斗到底的心灵召唤。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正是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想到了屈原，他从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毛泽东与屈原虽然相隔千载，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缘由之二：心理上的接近性

司马迁称屈原“推其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郭沫若称屈原激昂悲愤掷地有声的诗句为“原子弹式的诗”。屈原忧国忧民，为楚国的强盛而置个人安危荣辱于不顾。屈原被放逐以后，实际上生活在人民中间，郢都破灭后，他事实上已成为难民中的一员。屈原在《哀郢》中描写了秦兵伐楚而给楚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因战乱使人民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在篇末屈原叹息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屈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虽出身高贵却宁折不弯，其位高爵显却情系百姓，其身陷逆境却不屈抗争，其偏居一隅却心忧天下。尤其是在苦难中，他时刻没有忘记楚国，没有忘怀人民，始终热爱楚国、热爱故乡、热爱人民，仍念念不忘为此而效力、而呼叫、而献身。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动荡和毫无指望，使毛泽东也产生了有如屈原一样忧国忧民的理想。比如，屈原在《离骚》中说：“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屈原在此抒发了自己对腐朽的楚国朝廷的愤懑和绝望。毛泽东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诗中，也有“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湘江之问。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紧要关头，反动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及国民党反动派都在爭夺国家的领导权，毛泽东心急如焚，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与屈原在此均用反问句式，强烈地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情，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的忧心忡忡。

此外，屈原在政治生涯中，曾任楚国左徒。左徒是仅次于宰相的官职。屈原与毛泽东的政治经历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亦曾有“失宠”“被疏”的经历，由此，相同的经历，产生了类似的政治思想。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孔子也因为在国家受了挫折，才转过来搞学问。”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借用屈原被“疏”“放”的经历，通过开除“官籍”“下放劳动”，促使部分人深入基层，体察社会生活，得到政治思想上的改造。1968年，毛泽东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或许就与这种启示有关。总之，屈原振兴楚国的远大志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直到晚年，毛泽东对屈原的仰慕之情依然不减，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仍持续不断。

缘由之三：地缘上的接近性

毛泽东与屈原在生长地理上的相近，更增加了他对屈原的感情。毛泽东诞生在与湘江相邻的湖南湘潭韶山冲，清代乾隆二年《韶山记》记载：“韶山，南楚一名山也。”屈原诞生在长江之畔的秭归乐平里，诞生地均与江、山相连，可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而且诞生地均属楚国疆域。屈原作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他留给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最主要的贡献，是那二十五篇瑰丽的爱国诗章。这些篇章，绝大多数是在流放汨罗江畔的九年岁月写成的。九年的时光，是这位老人最凄凉的暮年。面对战乱之苦的百姓，面对破碎的山河，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无不怀念自己的故乡，故乡的一草一木，常常出现在他的梦里，那么迷茫而遥不可及。他知道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故乡，于是就把汨罗江、把玉笥山当成了第二故乡，并作为终老之地。因为这里当时居住的是罗子国贵族的后代三大姓罗、屈、楚。晚年居住在玉笥山的屈原并不孤独，他经常披发行吟江岸，与农夫促膝谈心，共话人生沧桑，揭露奸臣丑恶。有时兴尽所至，与渔夫驾舟捕鱼，期待君王重振朝纲。无奈朝政腐朽，病人膏肓，屈原的美好愿望终于在秦军攻破楚国首都那一瞬间破灭。绝望的他，决定选择以死表白对故国的忠诚。正如毛泽东所说：“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就像“怒而触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七绝·屈原》就是毛泽东对屈原人格精神前无古人的评价。

毛泽东的故乡从韶山到湘乡、湘潭，再到长沙，都是楚风极盛之地，这也是毛泽东深爱《离骚》、终身离不开《楚辞》等屈原作品，并将自己的诗词创作成新一代“离骚”主要原因。为此，使毛泽东在感情上与屈原产生了共鸣。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时提到屈原：“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毛泽东自豪地自称是屈原“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同为楚地巨才的禀赋与气质，使毛泽东同屈原有了特殊感情上的沟通。可以说，屈原对毛泽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毛泽东的政治生活、思想发展、诗词创作等过程中，其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也能这样归纳，毛泽东受屈原的影响，源于青年，贯穿于终生，成就了中国。

缘由之四：诗风上的接近性

毛泽东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挥洒雄放的抒情风格，与屈原作品一脉相承。从艺术风格上看，《离骚》那种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恰恰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鉴赏特质。屈原作品主观个性的强烈抒发和对现实的超越，与毛泽东的“人定胜天”的精神风貌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直接沟通。比如，屈原“登九天兮抚彗星”，毛泽东“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又如，屈原“奠桂酒兮椒浆”，向天神东皇太一敬献桂花酒，毛泽东则请月宫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为杨开慧、柳直苟的英灵接风洗尘；再如，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他能指令凤凰飞翔、江水止浪，毛澤东“敢教日月换新天”，能“截断巫山云雨，能倚靠青天，抽出身上佩戴的宝剑把昆仑山斩成三截，手持彩虹，将其当空飞舞，这样的气魄是出于屈原，而胜于屈原。同时，毛泽东还借助大胆想象，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自然现象于一体，采用想象奇特、富有激情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情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蝶恋花·答李淑一》，全词几乎都是虚幻的神话境界，而且在词中对吴刚、嫦娥两个神话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屈原在其作品中也较多地灵活运用了神话传说，尤以《离骚》《天问》更为明显。1964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提到：《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与屈原浪漫主义诗人的时空观相比较，毛泽东则更深刻地关注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其时空感受更为敏锐强烈。比如，毛泽东战争年代的《采桑子·重阳》有“人生易老天难老”的佳句；建国后的《水调歌头·游泳》妙用孔夫子的名言“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面对苏共翻脸、西方一些国家反华的现实，其《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时间感受更为深刻，如箭在弦上，云：“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追。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稍后做注：“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那么急。”还有，毛泽东时间观立足“今朝”，穷极古今。其空间观则掌上乾坤，咫尺万里，甚至遥视神界仙境，而其中主宰万物之“我”，无所不在。比如，有他的《长征》诗云：“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还有《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另外一些作品则极尽夸张之能事。比如，“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昆仑》）；“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前者夸兼拟人，昆仑顶天立地，横亘空中，而“我”则倚天而立，对它评头论足，任意使唤。后者以山衬人，巍巍群峰，是红军将士精神风貌的映衬——脚踏万岭，所向无敌。此外，毛泽东在诗词中，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还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气概和业绩给予了讴歌。像“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尧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等诗句都是对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所建立的辉煌业绩的诠释和称赞。

屈原除浪漫主义的时空观以外，其奇特的想象力而产生的奇妙意象也可谓无奇不有。仅《离骚》中屈原第一次仙游，便见咸池饮马、龙凤图腾、若木拂日、云霓幽兰等，真是奇想联翩，意象纷呈。郭沫若曾分析屈原想象力产生的原因一一他“是产生在巫峡邻近的人，他的气魄的宏伟、端直而又娓婉，他的文辞的雄浑、奇特而又清丽，恐怕也是受了些山水的影响”。是的，万里长江，惊涛拍岸，飞流东去；巫峡峻岭，直耸云天，两岸呼啸猿啼，奇异多变的生活环境，还有楚地巫歌的影响，便产生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想象，诞生出奇伟浪漫的大诗人。同样，毛泽东降落生于巍巍衡岳七十二峰的韶峰山麓。南岳钟灵毓秀，湖湘文化熏陶，特别是屈原浪漫精神的感染，使他自青少年时候起，便爱读奇书、观奇景，特立独行，当年被湖南一师师生称之为“奇才”“怪杰”。其诗词妙想叠出，令人耳目一新。不仅有人间美景，更有天上仙境——诸如吴刚献酒、嫦娥起舞、鲲鹏展翅、蚍蜉撼树等，神话传说，信手拈来。毛泽东承袭屈原浪漫主义诗风又不失大胆创新，形成了其诗词新奇瑰丽的特质。

缘由之五：学识上的接近性

史料表明，毛泽东学习《楚辞》最集中的时期，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和新中国成立直至去世之前。如果说他青年时代学习并崇敬屈原是为爱国的话，那么他在建国之后学习和崇敬屈原，则是为了安邦和“美政”，并完善伟人即他自己的人格风范。

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毛泽东渊博的知识，主要来自书本和实践。所以，他闲暇或旅行总要带上不少书籍，其中不乏楚辞一类。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既不收藏宋版《楚辞》原刻，也不收藏明版《楚辞》原刻，而只要宋版影印《楚辞》本，目的是为吸取其精髓。工作人员还回忆说，“1957年12月，毛泽东曾要我们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我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各种有价值的《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在《楚辞》中，毛泽东尤爱屈原的《离骚》。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8]1958年9月，张治中随毛泽东去安徽，毛泽东特地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所带书籍就有朱熹的《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意》”。毛泽东时年65歲，他作为比屈原稍大的“同龄人”，读了《离骚》还有新“领会”和新“喜悦”，这就是他与屈原心灵撞击所产生的新火花。这种新喜悦也许包含着他对屈原以及他的青年同志们以身殉国的否定，和对自己数十年漫漫求索，最后壮志终成大业的自慰。

毛泽东讲到教育革命时，他时刻不忘用屈原来教育国人。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重君轻，苟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讲到深入生活，向实践学习时，毛泽东说，“刘邦为什么能打败项羽，因为刘邦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由此可见，毛泽东与屈原都是“博闻强志”的两大历史巨才。试问，如果说毛泽东学问不及屈原，他敢涉足“天问”，并与之产生共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