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欢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是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毛泽东偏爱古典主义文学，看重富有激情、艺术的作品。他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自己尤为喜爱《楚辞》，赞赏屈原。毛泽东和屈原同为湘楚文化哺育的巨人，跨越两千年，毛泽东受屈原的影响始于青年，贯于一生。屈原对于毛泽东在人格、政治实践和诗词文作上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一、推崇先贤，钟爱《楚辞》

从学生年代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都以楚辞为伴，钟爱一生。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有一本专门的听课笔记《讲堂录》，上面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全文，在《离骚》正文旁，还写着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提要。1915年，毛泽东认识了罗章龙，他们第一次约见在定王台，谈了两三个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其中就有对《离骚》的讨论，主张对《离骚》赋予新的评价。罗章龙后来特意赋诗，其中一句为“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策喜”是指汉代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便是指屈原的《离骚》了。

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回忆：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费德林担任苏联的翻译。在火车上，毛泽东与他交流了中国古典文学，谈到了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感受。我们就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读楚辞，还经常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人看。

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相聚，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搜集各版本的《楚辞》，以及屈原相关的著作给他。1959年、1961年他两次向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工作时，推荐楚辞，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一封中写道：“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悟，心中喜悦。”

毛泽东不仅爱读，也善于应用它。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镇兮”出自屈原的《九歌·湘夫人》。毛泽东用这个典故解释“镇”非常恰当。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访华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他吟诵“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然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吗？”这两句诗就是出自《楚辞》中屈原的《九歌·少司命》。他用这两句诗正好表达了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他将一套线装《楚辞集注》作为贵重礼物送给了田中首相。在中日建交历史性会晤中，将屈原的诗词作为礼物送给日本首相，表明了毛泽东认为《楚辞》是中国的古典文学中的代表和瑰宝。

二、浪漫瑰丽。诗词一脉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始祖，开创了骚体，他的传世名著《离骚》是一首充满激情的政治抒情诗，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杰作。《离骚》在艺术上取得的高度成就，与它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古的绝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他的作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离骚》鲁迅曾赞之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汉文学史纲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毛泽东既是革命家和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诗人。他的革命家的身份丝毫不能遮盖他文学家的光芒。毛泽东具有很高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长于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善于大胆运用传统题材写出新的诗意，善于灵活运用典故、神话和寓言，善于创造性地点化前人的诗句和歌谣，善于批判地继承传统诗词的表现形式。毛泽东诗词以对传统诗词形式的巧妙继承和革新，颇为完美地表现了丰富而又崭新的内容。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但屈原及其作品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

首先，屈原及其作品创作手法对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诗词中不少典故、词语、句式与屈原作品有着明显的继承痕迹。比如屈原作品中多出现“九”这个数字，楚人对“九”这个数字是崇拜的，毛泽东的诗词就出现过里“九天”“九派”“九万里”等词汇。楚国尊龙崇凤习俗，《离骚》中出现“凤”的次数达到20多次，而毛泽东诗词中也多次出现。如毛泽东1934年《贺乐能凤珠团圆》中，就有“十年重逢，喜龙得凤”的诗句。

毛泽东在诗词中也经常直接化用骚体的典故。屈原《九歌·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九疑缤兮并迎”。而毛泽东的名篇《七律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显然化用了《湘夫人》中的典故。而“斑竹一枝干滴泪”也是出自楚辞关于娥皇、女英为舜帝之死悲痛流泪落在青竹上成为斑竹的典故。

其次，《离骚》的浪漫主义风格极大的影响了毛泽东的文风。屈原的作品大都浪漫富于幻想，神话故事，历史人物，自然形象，行文夸张。而毛泽东的诗词也是倾向古典浪漫主义，瑰丽雄厚的抒情风格，与屈原的文风一脉相承。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说：“学点文学，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我们建党以来，几十年没有研究过这问题。”毛泽东所说的“幻想”便是浪漫主义，屈原诗词十分符合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通读毛泽东的诗词，气势雄浑，富于激情，更是极尽夸张美幻。“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可以请“吴刚捧出桂花酒”、可以倚靠青天，抽出宝剑将昆仑山斩成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些诗词不仅明显受到楚辞浪漫神话的影响，也体现了毛泽东政治诗人的气质。最能体现伟人胸怀的莫过于《沁园春·雪》“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博大胸襟和伟人气魄在这首词里展露无遗。著名诗人贺敬之评述毛泽东诗词时曾这样说：“毛泽东诗词以其前无古人的崇高优美的革命感情、道劲伟美的创造力量、超越奇美的艺术思想、豪华精美的韵调辞采，形成了中国悠久的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种瑰奇的诗美熔铸了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人格和个性。在漫长的岁月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是风靡了整个革命诗坛，吸引并熏陶了几代中国人，而且传唱到了国外。”

三、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不仅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也是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忠臣。屈原生活的年代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期，屈原的政治理想是希望通过改革能挽救楚国，渡过危机。但是楚怀王却听信谗言将屈原流放驱逐，屈子只能将自己的遭遇通过诗词愤懑的抒发，所以《离骚》也充分表现出屈原对“美政”思想的追求和对楚国黑暗统治的大力批判。毛泽东从少年立志救国救民，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成长为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思想精神层面上他汲取了家乡的这位先贤的许多力量。

屈原的人格情操和对光明理想的精神追求，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屈原在带有自叙性质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用大量的笔墨描述自己的生平和经历。“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他多用“香草”暗喻自己的高尚人格，在他诗中有着一个“香草美人”的形象比拟自己的高尚美好的情操。他忠于自己的理想，更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余固知容容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性之震想。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虽然知道直言纳谏会带来灾祸，但是为了楚国的百姓，楚国的基业，他不仅从未放弃向楚王纳谏，在楚王的昏庸出卖了国家利益后，屈原不惜直接怒斥痛骂楚王，甚至最后以投江自尽表明自己的心迹，这表明屈原至死也忠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对比屈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毛泽东生长的年代，大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民国初立时期，列强纷争，军阀横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毛泽东作为湖湘男儿，从青年时代起就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潜移默化的影响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他立志救国救民。那时，毛泽东就十分担忧国家的前途，认为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并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长沙读书时候，他第一次读到于右任主编的《民主报》，了解到广州起义和黄花岗72名烈士殉难，毛泽东十分激动，写了一篇热血文章，并贴在学校里，主张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做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做外长，他从小便立志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坚定了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

屈原“美政”的政治思想理对毛泽东中晚年的影响。在战国春秋时期的屈原，提出的“美政”更多的是尧舜禹汤式的政治模式，是“美政”的典范。如《离骚》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的正是屈原向往的美好社会。而“美政”的核心是德治，德治的基本观点就是重視民为邦本，以民为贵，关心民众的疾苦。屈原主张德治，在《离骚》中也反复的提出来，“哀民生之多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屈原对于楚国民生非常关心，他认为对百姓必须实行仁义的政策。而“美政”的目的是为了不仅实施“美政”于楚国，还要施“美政”于天下，他希望“美政”能使楚国富强起来，从而统一天下，将“美政”推广至天下。

作为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政治家，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在中晚年后再读《楚辞》，更多的是思考政治道路了。将屈原的“美政”思想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了。

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枚乘（七发）》一文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这表明毛泽东最欣赏推崇的是屈原的为国家为人民向腐朽势力斗争的精神。他提倡干部要讲真话，要敢于为原则做斗争。

1961年秋，毛泽东在阅读屈原作品后，创作了《七律·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赋诗歌颂屈原，认为屈原的作品犹如手握“尖刀”利器，宣传和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爱国之情。

毛泽东和屈原都成长于楚地，地缘的相近拉近了毛泽东对他的感情。终其毛泽东的一生，他的理想、诗词和政治抱负都有有着屈原的印记。毛泽东在这位中国第一个爱国诗人的影响下，为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崛起不断的探索和努力，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开创者。他改造旧世界，建设新天地的远大理想，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奋斗不息的英雄气概，坚忍不拔的乐观精神，无不在他各个时期的诗歌中得到生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