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的德育价值

2016-05-31张萍

企业导报 2016年8期

张萍

摘要：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的研究，是当前白族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将德育理论与白族民俗理论联系起来，从这一全新角度对本专题作系统探究：一方面，分析在南诏大理国时期内，白族民俗系统对民族德育内容和手段的反馈与落实；另一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反映出的德育传统，并以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切入点，探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对德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关键词：南诏大理国；白族民俗；德育价值

白族民俗的研究可以说由来已久。建立在民俗学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白族民俗研究，随着白族的最终识别和逐渐开放，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在白族文化研究的范畴内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全面又不失创新点的白族民俗理论研究体系。这一体系的丰富性和“活泼性”为开拓更为新颖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能。然而，南诏大理国时期，属于德育范畴的思想政治教化有广泛的形式和内容，而基本形成的白族共同体的民俗文化，却在民族文化范畴内体现为另一种广泛的存在，再加之德育价值的时代性特征，这种研究领域的横向交织和纵向探究错综复杂，必须有效整合二者的内在联系，否则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因此，首先，应该理清民俗与德育之间的关系；其次，依据二者联系的内在逻辑，去探究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的历史性德育因素和德育功能；最后，按德育的时代性特征，去分析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的当代价值。

一、民俗的德育价值

阶级社会中，德育依附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定阶级的主流政治思想，并通过这些思想政治环境，与特定时代的民俗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一定阶级思想政治环境下，民俗对德育内容要求的体现。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统治阶层，总是运用自身的政治优势，把有利于政治统治的政治观念、思想道德规范和法纪制度等意识形态施加于被统治阶层。当这些阶级或集团的统治超出了民族的范围，其德育在具体民族中的落实，则表现为一种由外而内、涉及广泛的文化事项。一方面，体现为德育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外在要求；另一方面，体现为民俗通过不同领域的内容对德育过程和效果的体现。第二，民俗对德育发展的影响。在政治统治关系下，德育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的影响来调配人们的社会关系、思想品德和社会生产。而当民俗文化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下，发生了方向和思想上的变革后，又会形成新的德育环境，民俗借此反作用于德育体系，推动整个社会德育的发展进程。这一作用在民俗的价值方面体现为对德育效果的反馈，和民族特殊心理对德育进程的长期启示这两种方式。然而，在德育与民俗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民俗体系的价值侧重体现在人生仪礼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和社会组织民俗之上。当然，对于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的影响也存在，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民俗，在德育价值方面也体现出一种陶冶教育的方法。只是这些影响相对于其他方面来说显得微小而已。

二、唐宋以后白族民俗的发展趋势对德育发展的影响

统观从南诏到大理国的历史时期，白族民俗在某些领域内的典型性变迁，体现着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在德育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着自身的改造，也推进着民族德育的历史性价值的实现。这些典型性的变迁主要揭示出三种影响白族德育发展的因素。

第一，学习与教育。从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的角度和方式来看，南诏时期更多地用压迫、强制的方式获取对统治有利的教育机会。如，为学习唐朝成熟的封建政治体制设置，俘虏西泸县令张回命为皇孰教师。而大理国统治者更多地用主动吸收、积极交流的方式，来提高本民族文明开化的水平。这集中体现在大理与宋朝的商业贸易上。一方面，大理从中原易得的货物品种主要有：绵缯，经史、科学、医药等方面的典籍，以及“诸奇巧之物”，反映出白族对先进生产技术、科学文化的渴求。另一方面，商业贸易的规模上，尽管宋朝统治阶级由于积弱局面和“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消极亡国观念，对汉、白民族的贸易往来强加了种种无端的限制和防范，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不以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相反，南宋时期邕州横山寨（广西田东）的汉、白边境贸易规模，远远超过了北宋的黎州（四川汉源）商场，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白族人民对先进事物学习和吸收的强烈渴望。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统治阶级的学习态度，反映出了白族人民主动、积极接受先进文化的行为趋势，这也积淀出了白族长期以来积极接受新事物、学习新观念的学习传统，以及在面对民族未来、地域发展和时代潮流时的积极态度和开创精神。因此，在元明清、近现代乃至整个历史时期，白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均远远超过了同时期云南的其他少数民族，而不断接近、甚至部分超越了汉族。

元明清时期，中华大一统的趋势下，中原统治者便不断地利用白族善于学习、注重教育的传统，内在加强封建礼法习尚、纲常理论的渗透，外在大兴科举，通过学习、考试到仕途的成才途径，将民族知识分子牢固限制在封建德育下的人生轨迹之中。从而，严格地控制了白族的主流思想道德意识，巩固了边疆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间接地维护了中华民族各成员在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的大民族情感和精神成果。明朝刚平定云南，朱元璋便下榜文：“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正德《云南志》中大理府《风俗篇》说：“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乾隆《赵州志》说：“白人，……性勤俭，力田，颇读书，习礼教，通仕籍，与汉人无异。”云南布政使周正更题联曰：“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醇。”这些都是白族善学习、好文教的民俗传统对德育发展的巨大推动。

第二，开放性，包容性，人本性。南诏时期，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理论，更多的通过佛教故事改编的蒙蔽性，建筑、艺术文化的浸染性和直接传教的专制性来迫使白族人民接受。正是由于白族民族性格中的开放性、包容性品质，才导致了南诏后期和大理国时期全民信佛的局面：从平民到君主，从僧侣到知识分子，大理国佛教与儒学的结合，形成了白族民众普遍信佛的思想传统和道德风格，使社会主流的伦理道德体系易于建立和巩固。如，亦儒亦佛的文化传统下，大理时期白族人民“读儒书而不知尊孔”的教育现象，孔庙多以宗教信仰形式存在，孔子也被认为是“汉佛”。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了白族人民已普遍形成的佛学认知思维，一方面说明佛教传统在白族的普遍形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白族以佛教思维为平台的对外来事物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这些民族特性的发扬下，形成了后期历史时期白族生活文化领域深刻的佛学色彩。明嘉靖《四川总志》说：“僰人，重儒信佛。相见之礼，长跪不拜。”《炎檄纪闻》说滇东僰人“性淳而佞佛，常持数珠诵梵咒”。清乾隆《赵州志》说：“白人，有僰字，善夷语，信佛事巫，常持斋诵经。”嘉庆《楚雄县志》说：“僰人，好浮屠法，喜为僧，邑中之僧，十有九僰，积重难遽返。”直至当代，白族民风秉性的向善图报、性淳德厚、本分不争等性格传统，均根源于白族长期延留下来的尚佛之风。

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族性格，也深刻、集中地体现在本主信仰的神系内容变迁之中。本主范围的广泛性、开放性，使得许多时代不一、善恶无定的人物先后被封为本主，如，明朝时期对唐朝将军李宓建立的将军庙和追封的本主地位，清朝时期对吴三桂等历史争议人物的称封，以及解放战争的解放军形象也列位本主。这些均是在宗教信仰领域内，白族思想道德德育时代价值的体现。

南诏大理国时期，随着白族信仰体系的逐步完善，其岁时节日民俗的娱乐性和文化性功能逐渐显露了出来，直接影响着民间信仰民俗中祭祀、法礼等内容的开展，表现出人们对生活品质和自由风尚不断追求的人道主义色彩。“火把节”从最初严肃张扬的生殖崇拜变为全民性的狂欢节；“三月街”由佛法交流盛会代代演化为物资交流、文化会展的平台；“绕三灵”由父权崇拜不断扩展为包含本主祭祀、生活庆贺、农忙休闲等多重主题；“蝴蝶会”、“石宝山歌会”、“茈碧湖海灯会”等直接继承的涉及男女自由婚恋、交往的狂欢盛会，更是白族民俗人本性德育传统的直接表达。

第三，爱国主义传统南诏前期，由于局部统治矛盾而引发的政治势力争夺，南诏与唐王朝逐渐解除了长期的臣属关系，归附吐蕃，并联合吐蕃势力，前后粉碎了唐朝民族压迫政策下的两次“天宝战争”，致唐军全军覆没，“只轮不返”。之后，南诏统治者在短暂“叛唐”后，考虑到中原民族强大的经济文化力量，而树立《南诏德化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苦衷和重修于好的诚意，终于日渐衰微的中唐时期实现了“苍山会盟”，重修旧好。碑文载：“……悬象著明，莫大于明；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衭吾罪也。”到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更是多次向中原宋朝请求建立藩属关系，而屡因消极亡国偏见遭到宋王朝的拒绝，只是勉强在边境上保持着不得已的贸易关系。虽然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不受政治局限性的约束而广泛扩大，但也终因政治上的封闭自居、孤立无援，而导致了唇齿相依的大理国与宋朝相继灭亡。《滇云历年传》说：“段氏……向慕中国，志不少衰，而南宋君臣视之蔑如者，终鉴于唐季之祸也。……以天下大势而论，……若使滇不慕宋，犹当招俫之。奈何持迂腐之漏见，而必阻其向化之心乎？……是试绝于南，珙阻于北。则滇不得不并于元。而宋亦归于无可复之（至），惟有终之于蹈悔而已，亦势之必致也。”

从南诏“容归”立碑到大理国的“向化之心”，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归附“中国”的迫切之意在逐渐加强。这不仅表明了中原经济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强大吸引力，更表明了白族统一于中华民族大家庭和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趋势，以及南诏大理国逐渐明晰的“华夷大一统”的历史观。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地交往、合作、融合，共同经历着中华历史的分分合合、盛衰荣辱，逐渐建立起了共同的历史情感和超于友邦的荣辱感与责任感。在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下，各民族对中国这一国家实体形成了巨大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种强大的民族向心力，最终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这一力量将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接在一起，兴亡互责，荣辱与共。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白族的爱国主义情感，体现为民族思想文化方面自我觉悟的德育传统，是白族精神意识形态的民俗传统，在思想德育、道德德育和政治德育方面的重要内容。这一历史情感的德育功能，典型体现于南明在云南的抗清斗争。明朝末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王朝统治衰微，退守边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可望、李定国，入云南平息叛乱、团结抗清。初入云南，为表明来意，孙可望言道：“特来云南讨贼，将与公共扶明室，非有他意。”尽管明朝后期的统治严重腐败，对云南的政治经济压迫甚于中原，但在民族危机的情况下，云南各民族仍然竭力支持退守云桂的南明政权，无论汉、夷军民，纷纷应召，云南众多官吏、土司、地方人士等，联合农民军组成了浩大的共同抗清队伍。虽然，抗清斗争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导致失败，但它表现出的强大的民族号召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正是在这一力量的推动下，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白族与汉族及其他诸多民族便联合起来，反封建，求民主，争和平，共同完成了反帝反封建和人民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这是白族民俗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对德育发展的深刻启示。

三、南诏大理国时期白族民俗的当代启示

新时期，中共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是经过了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科学构想，与延伸提出的和谐世界的观念，共同构成了新时期集大成式的德育目标和德育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容主要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并根据不同内容提出了细致的建设要求。

南诏大理国白族民俗在德育价值方面的当代启示，主要体现在学习教育、爱国主义和开放、包容、人本主义三大德育传统之中，因此，白族民俗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也是围绕这三大传统精神展开的。从整个民族的角度出发，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内、对外和自我三方面，这包含了整个民族物质、精神生活的全部。对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作出如下探析。

首先，对内要求。对内要求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只有国家内部问题解决了，才会有能力、有机会对外发展。根据和谐社会的精神，对内要求可以总结为和谐稳定、爱国团结和科学发展。从白族民俗的基本精神来看，以教育为平台，以学习为动力，就可以科学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导思想的内涵与精神，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局面。教育为一切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平台，通过学习型社会的建立，可以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达到对内各项事业的科学发展。以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传统，能够保证白族内部乃至中国内部的社会稳定和团结局面。强大的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使人民以理解、包容的态度去处理内部矛盾，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民族问题、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从而保证对内的和谐稳定和爱国团结。其次，对外发展。对外发展的实现是国家、民族前进的动力，只有在对内稳定基础上实现了对外的发展，才能使国家和民族在对外交往、合作的基础上，取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从而以人类文明的责任感提升人民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觉悟。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和谐世界的精神指导下，可以将对外发展概括为和谐共存、开放包容、合作发展。白族从信仰民俗体系中继承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传统，有利于培养人们以开放、积极的态度面对国际交往与合作，尊重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和谐共存，和谐发展，以人类责任感和使命感，去接受相异甚至对立的意识形态、物质成果，维护人类生存的平衡性、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和人类生产的可持续性。学习与教育的德育传统，也要求我们积极地面对对外交往、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学习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提高自身的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后，自我提高。自我提高的实现包括物质能力和精神品质的提高，是整个民族、国家和谐发展的基础，正是诸多个体自我超越、自我进步的实现，才构成了普遍的民族、国家和谐发展局面。根据和谐社会的精神，可以将自我提高概括为诚信做事、乐善待人、健康发展。白族民俗信仰体系中传承的人本主义传统和向善图报、性淳德厚的民族性格与秉性，使民族成员坚持佛学以诚待人待己、乐善好施等优秀精神；保持本主信仰中对道德榜样、英雄偶像的人生境界和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激发由民族节日娱乐性和自然主义婚恋观中体现出的，尊重人的价值与感受、追求生活真善美的积极乐观的生命热情，从而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结语：一个民族，不同的文化事项和精神底蕴，其背后都埋藏着空间中物质存在、意识交流、制度关系的深刻渊源，以及时间上前赴后继、承启相依的或顺应、或违抗、或光荣、或教训的不懈历程与绩效。南诏大理国时期的白族民俗，是白族在这一空间关系和时间历程中最为光辉的一环，在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之中，与其揭露出的德育因素，互为因果，辩证共存。

当后人再看到崇圣寺千寻塔玲珑的造型，听到洞经古乐委婉的曲调，感受苍洱大观中山水人文的坦然和谐，已经模糊了数千年前的分分合合、悲喜得失，但他们一定会有熙攘过后的心怀感激和莫名崇敬，感激历史留给自己深沉依偎的厚重底蕴，崇敬祖先不可亵玩的历史情怀。这也正是那时的白族民俗给历史、给未来最隽永的德育价值与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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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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