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笑楠

摘要：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是互为镜像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很少且很片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环境日益开放，人们根据新的信息给美国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等多重话语的塑造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且在不同阶段发生了几次耐人寻味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而且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在面对美国时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中国影视；美国想象；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162-06

作为当今世界的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是互为镜像的。好莱坞有着漫长的建构中国形象的历史，其使用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比喻和“东方主义”想象，使得中国和中国人沦为美国确证自我强大和民主的“他者”。同样，在华语电影中，美国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如何呈现和讲述美国，反映出的其实是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定位。中国电影是如何想象美国的？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及美国人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对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丰富和深入。

“二战”后，中美两国处于冷战中的对立双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给中美关系蒙上了阴影。这一时期，美国人多以帝国主义间谍或者无具体形象的大兵出现在中国革命战争题材电影当中。在少数有具体形象及对白的作品中，美国人也是单一维度的扁平化形象，这一塑造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及当时反美反帝的政治原则。当时美国的任何产品都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故而对美国形象的负面表现对塑造公众认知有很大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中国与美国的文化交流才逐渐恢复并活跃起来。

本文选取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的典型作品，探究美国及美国人在当代中国电影中如何被表现，不同时期的形象建构受哪些因素影响，美国这一异常重要的“他者”对中国“自我”的建构有哪些特殊作用等。

一、改革初期：意识形态严格控制下的现代化想象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只能依赖官方的新闻报道来建构自己脑海中的美国形象。在普通中国人眼中，美国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不仅与我们“黑白颠倒”，且各方面都是我们的对立面。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国门的再次开启，大量西方文学、哲学、艺术作品和大众文化产品涌入中国，这无疑对塑造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认知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发现，真实的美国与自己原来的想象如此不同，需要根据新的信息重新给美国定位。

“文革”结束后，我国迫切需要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塑造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崭新形象”。①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种告别“过去”的新的发展图景，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想象性的“西方”为参照系的。这样一来，文艺作品一方面要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下满足民众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新世界的好奇，另一方面也要维护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地位。电影《庐山恋》（1980）就是在这样精心设计之下以中国需要的方式将美国重新介绍到中国的。

《庐山恋》是这一时期的一部标志性影片，曾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纪录。这部影片被称为“文革”后首部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然而，仔细分析一下人们能从该片中很清晰地看出它与当时国家时局的紧密联系。影片讲述了“文革”后期侨居美国的周筠回国观光，她在游览庐山时，与在山上潜心攻读的小伙子耿桦相遇，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周父与耿父分别为国共高级将领，一度从同学变为战场上的敌手。但因下一代的关系，经过一番波折，两人怀着对祖国统一的渴望，终于在庐山相会，变冤家为亲家，使有情人终成眷属。

经历数十年被贴上“纸老虎”和“美帝国主义”的标签，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给中国文化界如何重新呈现美国带来了挑战。在《庐山恋》中，美国等同于天真、开放和有污点的过去，但这个国家却没有被直接描绘，且影片中的美国人也只是华裔。这一点对建立中国文化的首要地位至关重要，对于身份而言，种族高于国籍。影片中“美国”主要体现在女主角周筠时尚的外表、开朗的性格和使用英语上。女主角在片中的服装史无前例地更换了43套，并出现了当时罕见的“吻戏”。但美国的光彩只是时而闪现，常常被隐匿在更大的中国光辉之下，例如英语对话仅出现了几次，内容则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同样，在美国大学学习建筑学的周筠，一心梦想学成回国建设家园。影片中对庐山美景和传统文化的呈现主要是为了中和以及弱化美国的影响。这样一来，电影一方面接纳了美国文化，另一方面又使这一文化深陷中国文化的重重包围之中。

《牧马人》（1982）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庐山恋》的“双重异域化”模式。一方面对祖国山河进行田园牧歌式的描绘，将镜头对准了敕勒川的野马、群山、辽阔的草原；另一方面通过对归国华裔企业家生活的描写展示美国的奢华生活，如五星级酒店、豪华晚宴、漂亮的私人秘书、跨国旅行以及昂贵的西服等。最终，男主人公并未选择出国继承父亲的企业，而是留在祖国，留在亲人身边。《牧马人》与《庐山恋》在结构、意识形态和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在于接纳“美国的他者”回到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中的协商性努力，但又将这种努力限定在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国家民族主义框架之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改革初期中国电影中的美国想象，受到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作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使用置换和缺席等一系列想象西方的策略，来传递国家意志，抵消人们对美国的向往。这一官方话语在文化表现方面的重要特征就是“角色和功能的自相矛盾性（辩证性）”②。一方面，影片呈现出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影片又做出很多复杂的尝试。影片既想给美国一定的认可和合法性，又想批评西方的物质主义和自私。这种思想意识成为国人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影响甚至制约着人们对西方社会的集体想象。endprint

二、20世纪90年代：大众文化语境下的集体梦幻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很多中国人开始选择移民海外，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异域生存经验。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移民热潮，很多人都把移民国外当成最高的生活目标，这种情况在1992年的电影《大撒把》中有真实的呈现，人们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作为自己未来生活方式的想象模式。

从《最后的贵族》（1989）开始，中国电影越来越多地满足观众对美国的好奇心。题材上开始注重表现当时的出国热（如《留守女士》《冬春的日子》），人物上也塑造了较为丰满生动的外国人形象（如《红色恋人》《黄河绝恋》），开始大量出现国外的场景和真实生活（如《北京人在纽约》《不见不散》），并对中国人在外遭遇的各种经历进行深入的审视（如《刮痧》《推手》）。总之，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对于美国的想象日益丰富起来。

由于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加之创作主体身份的多元化，这一时期文学及影视作品中的美国想象更多地受到大众话语的影响。人们的认识已经深化，看到西方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呈现为一面多棱镜，她代表着富裕、时尚，异国情调，遥不可及的梦想，身处异国失去国家庇护和置身异域文化时的恐惧等各种意象。影视作品中的西方既成为成功的象征，掩饰了出走西方时的种种辛酸和无助，也在“镀金”的光环下继续魅惑着更多的人。

1.留守的苦闷与出走的诱惑

影片《留守女士》（1991）由胡雪杨执导，较早关注了当时的出国热潮所产生的一个独特群体——“留守者”。电影大量描绘了这些留守人士想方设法移民国外的故事，但并没有对国外生活的直接呈现，相反，重点是表现那些留在中国的人们的空虚和绝望。女主角乃青的丈夫4年前去了美国旧金山，她成了一位留守女士，后来她得知丈夫已在美国的“腐化”下有了外遇，并放弃了原本在音乐方面的梦想。在国内，乃青与另一位留守人士嘉东抱团取暖。影片中，真实的美国依然是不可见的，但乃青和另外一些留守人士组织活动的场所——酒吧，则是一个被美国符号所包围的地方：一张超大的美国地图，美国咖啡的广告，打火机上的美国国旗。这些符号象征着“留守者”对美国的想象，但它们在影片中则被设置为对留守人士进行压制的工具。影片中极少使用配乐，光线大都昏暗，较多夜晚室内场景，所有这些都突出了一种阴暗、抑郁、黑色的感情基调。电影中反复出现“等待”的场景——或等待越洋电话或等待签证通过，因而叙事总是被“等待”所打断。离开中国之后，乃青这个形象就不再出现在电影之中，但其家书则充斥着对故土的思念。这种“不可见”成为对西方诱惑的最后一重抗拒。乃青在国内时唯一的念头就是能去美国，而经历过折磨人的出国之旅后，她最终发现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切牵挂。

如果说《庐山恋》《牧马人》中出现的爱人团聚是主动抗拒外国诱惑的正确选择的结果，那么《留守女士》等描绘“出国热”现象的影片则可以被看作是反面教材：禁不住西方诱惑的结果便是痛苦、分离、等待和背叛。虽然在形式和基调上明显与前者不同，但《留守女士》等影片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涉外电影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延续。影片中依然没有直接展示人们在国外的生活状况，而将视角放在国内“留守者”的生活状态上。其深意在于展示飞速变化的时代对普通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冲击。现代思想观念和生活的多元化，带来新旧秩序的交替，并直接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其结果是，在惊羡与期盼中现代人却面临另一种形式的孤独与尴尬。影片中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已随处可见，但美国的真面目仍不为人知。然而，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在这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美国与美国人的形象大量涌入中国，从不可见变为可见。

2.天堂与地狱并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影视剧对美国的描绘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以1994年热播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最具代表性。该剧是一个经典的、关于华人在美国奋斗与挣扎，继而美梦成真，最终又梦碎的故事。它虽然是电视剧，但其所开创的故事模式及其对美国爱恨交织的复杂态度等，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电影创作，甚至可以说，它已成为讲述在美中国人故事的一个范本。当时中国的主流电视剧，本质上走着“电视电影”的道路，其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基本沿用了电影思维。而《北京人在纽约》更属于个中精品，不仅单集的制作费用就相当于一部国产电影的投资，由最优秀的电影演员姜文出演男主角，而且很好地在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形式当中体现了电影创作的艺术理念、哲学思想和历史烙印。因此，这里将其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进行分析。

“如果你爱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请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北京人在纽约》中的这段台词成为当时人们对美国形象的经典描述。该剧通过对美国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直观呈现告诉人们一个“真美国”。它传达出的信号是：虽然美国为每个人提供了获得成功的机会，但要实现这种成功，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对于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人来说。如此一来，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背景下，《北京人在纽约》既向普通中国人做了知识普及，让很多观众第一次直观地见识到了传说中的美国，从而塑造了很多人对于美国的最初印象；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安抚作用，发挥了为“出国热”降温的作用。此外，主人公王起明在美国获得成功的故事，也具有一定的激励意义。它告诉人们，“黄色文明”并不是低级的、无可救药的，中国人同样能够在西方社会的游戏规则下取得成功。

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美国”的自由、平等形象得到了充分肯定，来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在金钱上还是在事业、学业上都或多或少地取得了一定成功。在这里，美国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对成功的中国人形象的塑造得以呈现的，而美国形象又成为中国人取得成功的合法背景。美国形象之所以能在20世纪90年代初得以炽热地消费，与它拥有的成功神话分不开。这种积极的想象遮蔽了通往成功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阴暗面，这种乐观的情绪会逐渐滋生、膨胀出一个灿烂的关于美国的大众梦幻。这种大众梦幻夸张、涂饰甚至虚构着现实，召唤出一种新主体——适应市场经济法则、通过个人的勇气和才智而取得财富和地位的“新富人”，这些都暗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endprint

3.文化差异导致融入艰难

在表现早期华人的移民生活时，很多中国电影突出的都是融入的困难。其中最明显的是语言上的障碍，在很多电影中，主人公只会说非常简单的英语，并经常遇到由语言障碍带来的误会和苦恼。而在表现站稳脚跟的中产阶级华人的生活时，这种表面上的障碍已不存在了，很多主人公甚至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想，但他们依然没有能够彻底融入美国社会，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深层的文化差异。于是，很多电影开始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正如导演郑晓龙所说：“《刮痧》这个故事前前后后我酝酿了四年。六年以前，《北京人在纽约》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我认为它不足的地方在于，它主要表现的只是新一代移民刚到美国时的生存艰难，讲的是如何在物质上立脚，但却缺乏对于不同文化碰撞的深刻剖析与描述，而文化恰恰是精神立足的基点。”③

电影《刮痧》（2001）讲述了由于“刮痧”这种中医疗法不被美国人所了解和认可，从而引发了一系列误解，最终造成一个在美华人家庭的严重危机。在电影中，男主角许大同曾对自己的美国同事说：“我始终相信，只要努力，我一定会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凭借着勤奋和智慧，他后来的确获得了成功，在美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中产家庭。然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或许只是融入美国社会最简单的第一步，在此之后，还有更大的困难和挑战等待着他，这就是文化上的融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的出现使这一问题浮出水面，一方面，父亲的传统医术不被美国人所理解和认可，因而引发麻烦并遭受排斥；另一方面，他出于亲情和孝心，又不能舍弃父亲，因此必然处于对传统文化背叛与归依的矛盾冲突之中。影片中并没有对两种文化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而是着力于展示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导演看来，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文化上的冲突，并努力寻求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可能。

《刮痧》中有大量中美人际交往的描写，如许大同与美国老板的交往以及与福利院和法官的交涉等。影片中的美国人既有秉承法治精神、坚持实事原则的一面，也有带着种族歧视倾向、傲慢与偏激的一面。许大同的老板约翰的作用至关重要，像他这样具备经济实力又热情善良、富有拯救力量的西方人形象，在华人成功路上起着类似救世主的作用，因而也成为华人实现自己美国梦想的一部分。

4.从盲目崇拜到平等对话

思想解放的深入，使中国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严重束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令国人更愿意将西方作为自己的贸易伙伴。20世纪90年代，商业气息浓厚的市民文化逐渐在大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擅长市民喜剧的导演冯小刚抓住这一契机，开始拍摄越来越多美国主题的电影，如贺岁片《不见不散》（1998）和《大腕》（2001），分别描绘了中国人在美国和美国人在中国的生活。

《不见不散》讲述一对中国男女刘元和李清在美国的奇特、有趣而感人的历险故事，电影的主演刚好是同样反映“出国热”题材的《大撒把》中的葛优和徐帆。与当年《大撒把》里表现的出国“有去无回”的悲壮和《北京人在纽约》中美国的恐怖一面相比，《不见不散》尤其突出了历险中的安全感和乐趣，从而淡化了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更符合娱乐片的宗旨。为了强化这种效果，影片又大量采用体现美国特色的人物、事件与物品，如黑人打劫、房车、保险、墓地、警察围捕、高速公路、美式别墅、华裔儿童学汉语和养老院等，充分满足了中国观众的美国想象，并从中国人的美国历险中体会到莫大的愉悦。

改革开放后中国自身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国人已有足够的资本换一种姿态去面对美国，这在冯小刚另一部喜剧片《大腕》里表现得相当充分。影片中，美国人泰勒秉持西方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老的外景地故宫拍摄古代中国的故事。而当泰勒缺乏灵感、生命垂危之时，却被他的中国助理尤优随心所欲地导演着他的葬礼。对于这种近乎疯狂的表现，泰勒不仅不反对，反而表现出更为疯狂的赞赏。泰勒不再是其他影视剧中对中国文化存在深刻成见的美国佬，他和尤优一唱一和，配合得非常默契。这种人物形象的转变，意味着两个国家在对话时的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

5.后殖民与民族主义共生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推进，商业片逐渐成长并发展壮大。伴随着这一过程，中美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挑战，从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到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相继出现，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电影中呈现的美国形象发生了变化。

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红色恋人》（1998）和《黄河绝恋》（1999）体现出主旋律与商业化、民族主义与国际化矛盾的复杂共生。《红色恋人》试图完成爱情片与革命回忆的统一，而《黄河绝恋》试图完成战争片与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统一。两部影片的叙述者都是美国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见证并参与了中国革命及抗击侵略的历史。同时，两部电影都涉及了中国女主角与外国男主角的跨国恋情。这两部影片把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的爱，巧妙地转换成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及反侵略斗争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让观众在貌似客观的西方人叙事视角下得到最大的民族自尊心满足，也使中国人民的反奴役、反侵略斗争具有了更大的合理性。这一设计显然受到当时遭受诟病的东方主义美学影响，即以西方的眼睛看东方，从而带有某种窥视、猎奇的心理。不过这一点又被影片所宣扬的民族英雄主义所中和，正如跨国恋的最终结局绝不会让外国绅士真正得到一个中国淑女。希望得到西方的肯定和接纳，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对其进行压制，是后殖民语境和民族主义情绪下的中国电影想象美国的典型心态。

总的来说，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美国作为市场经济发展最成熟的国度自然成了中国学习的对象，这逐渐影响到国内对待美国的话语生产上。“到美国去！到美国去！”的民间话语下，有着中国经济发展要求的潜在动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对美国形象的塑造和大众对美国的想象，是从上层政治经济决策到民间个体表达共同烘托出来的。endprint

三、新千年：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重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攀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更加处于一种相互比较和竞争的状态。正如有学者所说：“当一个劣势民族开始改变劣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对以往所追随的优势民族说‘不。”④新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升温，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则深陷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暴行的漩涡。两相对比，唱衰“美国梦”、高扬“中国梦”的声音不绝于耳。

这些变化在最近几年的华语电影中也有所显现。在电影《非诚勿扰》（2010）、《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中，主人公的寻梦之旅都已掉头转向。当初，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移民大军，到美国去寻梦；然而，多年过去了，情势发生了完全的颠倒——在美国，他们或者一事无成，或者生活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于是他们开始回心转意，重新回到国内来寻梦或者期待重温旧梦。在这些电影中，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更有利于实现人生的梦想，但至少中国已经可以和美国相提并论，在美国可以实现的梦想，在中国同样也可以实现。在这两部电影中，美国梦幻已经开始褪色，它不再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富于魅力。对于导演冯小刚来说，这可以看作他一贯立场的一种表达——在电影《不见不散》中，他就开始为“美国热”降温，到了《非诚勿扰》，吸引主人公回国的不仅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和文化，还有遍地的商业机会。而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出国梦”永远处在纯真爱情的对立面，女主角郑薇的两任男友都为了出国而抛弃了她。后来男主角陈孝正也意识到，自己当初不顾一切地出国、毅然决然地抛弃女友简直太短视了，国内同样可以收获事业成功，且不必放弃爱情。

而在《中国合伙人》（2013）中，中国形象表现出了更强的进攻性，电影中的美国就像一个没落的贵族，虽然表面上依然十分强大和傲慢，但其实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实力，不得不在中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电影以新东方培训学校三位创始人的奋斗故事为原型，其中有三个主要叙述段落：大学时志在留学美国，毕业后创办留美培训学校，最后公司赴美国上市，每一段的核心或焦点都是美国。故事的主角是三位中国最高学府“燕京大学”的毕业生，都把美国当作生活和梦想的最高目标。有意思的是，该片的英文名AmericanDreaminChina直译过来就是“美国梦在中国”，说到底，这一梦想就是：中国企业家历经艰辛赴美创业成功。中国人“攻陷”美国的方式就是拿钱说话，以成败论英雄。在商业谈判这个场景中，中国和美国的力量对比被隐喻式地表达出来。在这个谈判桌上，美国一方依然十分傲慢和刁蛮，固执刻板，不知变通，对中国充满根深蒂固的偏见；而中国一方则机智凌厉，生龙活虎，后生可畏。最终，中国一方凭借巨大的市场吸引力，让美国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所谓原则而乖乖就范。在另一场戏中，成东青以孟晓骏的名义冠名捐助当年将孟开除的美国实验室，用“以德报怨”的形式在道德上比美国人略高一筹，为雪耻行为披上美丽外衣，这个虚构情节是阿Q精神胜利的现实翻版。

然而，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国故事也有完全不同的版本。《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中的中国被呈现为一个遍地黄金的权贵世界，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却是宁静而恬淡的，是中产阶级生活的乐土。如果说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去美国是为了寻找机会出人头地，他们宁愿放弃在国内的安逸生活；那么新世纪以来，很多人出国的目的则完全发生了逆转。《北京遇上西雅图》想要表达的是，安逸的中产阶级生活在中国已变得不可能，它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于是，与很多华语电影呈现出的掉头转向不同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文佳佳等人重新选择了美国，只不过，现如今他们追求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因此，在这些电影中，美国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华人移民眼中，它不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步履匆匆的行人、来来往往的汽车，充满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而是充满着田园风光的郊区别墅群，是别墅前的大片绿地，是周末可以带孩子出去郊游的生活。影片中，“西雅图”治愈了“北京”的病。由此，在华语电影中，美国形象变得复杂多面起来。美国形象之所以变得如此多样，是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力量、商业力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结语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中，美国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他者。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呈现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既投射了国人对国家现代化的想象，又被谨慎地限制在国家民族主义框架中。之后伴随着国内兴起的“出国热”，中国电影越来越多地满足观众对美国的好奇心，对于美国的想象也日益丰富。此时的美国形象在天堂和地狱两极之间摇摆，美国一方面成为大众文化的集体梦幻，另一方面也以其“真实”的一面向人们暗示，美国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出走并不一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面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时，中国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美之间接触和了解的日益加深，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也处在不断变动之中。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中的美国形象经历了几次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反映出中国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而且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在面对美国时走过的心路历程。从中国电影对美国形象的呈现可以看出，在现代中国所走道路的问题上，我们仍在探索。归根结底，中国电影对美国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其实是人们对当前中国状况的认知和定位。

注释

①董国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族国家想象——解读电影〈庐山恋〉》，《华东理工大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②此处引用康开丽教授对东方主义的阐述，详见ClaireConceison.SignificantOther：StagingtheAmericaninChina.Hon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2004.

③郑晓龙：《从〈北京人到纽约〉到〈刮痧〉》，《大众电影》2001年第3期。

④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213页。

责任编辑：采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