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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姻娅诗群及其文学意义

2016-05-30梁尔涛

中州学刊 2016年5期

梁尔涛

摘要:与魏晋南北朝相比,唐代婚姻观念与婚姻形态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士大夫婚姻缔结重进士、重文学才子,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等姻娅群居现象越来越多。这些变化催生出众多姻娅诗群。姻娅诗群形式多样,经常开展文学揄扬、唱酬、宴集等活动,对提升家族文学水平、扩大家族文学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姻娅诗群的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进而对时代诗歌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唐代文学;家族文学;姻娅诗群;诗歌风尚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5-0139-06

唐代诗人群体众多,其中家族诗群,如五窦、三杨、二皇甫等①,是颇引人注目的一个类型。姻娅诗群则是家族诗群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以家族联姻为基础,以女性血缘关系为纽带聚结而成的诗人群体。唐代重婚姻,世家大族间往往通过联姻构建起较大规模的姻娅家族群,在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中相互借重,相互扶持,以更好地巩固家族社会地位、传承家族文化。在这些家族群中,出于扩大家学名声、密切家庭亲情、诗化日常生活、营造文化氛围、滋润晚辈成长等多方面的考虑,姻娅各方成员间常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学互动活动,催生出众多规模不等的姻娅诗群。其间成员又常结群参与社会上更大规模的文学活动,或者在开展家族文学活动时,邀请外族文人参与,从而使家族文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并进而对时代文学风尚的形成产生重要推动作用。姻娅诗群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

一、姻娅诗群形成的社会基础

唐代婚姻观念的转变是姻娅诗群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婚姻皆重门第,联姻高门对家族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王伊同先生所指出:“是通家专谓姻戚矣。高门慎婚,婚者门第略相等。通家则共相携援,充塞朝堂,方面广而仕途泰,所以维系攀揽,使门第不稍坠者,通家预有力焉。”②尽管文学对家族建设也有一定作用,但士大夫间婚姻缔结时首先考虑门第,并不专门留意于此。虽然其间亦有姻娅诗友出现,但多为门第联姻过程中附带产生的偶然现象。唐代科举制的实行,特别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是推动社会婚姻观念转变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至盛唐后,国家开科取士已百余年,门荫入仕之路已越来越窄,业文入仕已成为一种社会性职业,官员中以文学仕进者越来越多,社会上崇文之风也愈演愈烈。入仕途径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对婚姻观念产生了重要导向作用,整体上看,自初唐至晚唐,门第婚呈逐渐衰落趋势③,而以尚进士为基本特征的仕宦婚日渐盛行。仕宦婚的关键是仕宦。由于唐代进士科为仕宦之正途,而欲得进士又需经文学一途,因此在士大夫家族建设过程中,婚姻、政治、文学三者建立起一种内在的关联。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文学高才作为婚姻缔

结对象。如杨于陵弱冠进士高第,韩滉奇其才,谓“妻柳氏曰:‘夫人常择佳婿,吾阅人多矣,无如杨主簿者。后竟以女妻之”④,后翁婿皆位至宰相。此类宰相翁婿还有王缙与元载、杜黄裳与韦执谊等,在当时倍受世人艳羡,对社会婚姻观念向尚进士、尚文学转向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婚媾匹俪取决于父母之命的社会环境中,择婿观念是构成婚姻观念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因而也是考察姻娅诗群形成的一把重要钥匙。《开元天宝遗事》卷上“牵红丝娶妇”条记:

郭元振少时,美风姿,有才艺,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元振曰:“知公门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仓卒,更待忖之。”张曰:“吾女各有姿色,即不知谁是匹偶。以子风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丝,幔前使子取便牵之,得者为婚。”元振欣然从命。遂牵一红丝线,得第三女,大有姿色,后果然随夫贵达也。⑤

又,《唐诗纪事》卷五十二“卢储”条记:

李翱江淮典郡,储以进士投卷,翱礼待之,置文卷几案间。因出视事,长女及笄,闲步铃阁前,见文卷,寻绎数回,谓小青衣曰:“此人必为状头。”迨公退,李闻之,深异其语,乃令宾佐至邮舍,具语于储,选以为婿。储谦辞久之,终不却其意,越月遂许。来年果状头及第,才过关试,径赴嘉礼。催妆诗曰:“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秦晋会,早教鸾凤下妆楼。”⑥

以上两则材料中,张嘉贞、李翱均是主动地因才学而纳婿,这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他们文学择婿的观念。从郭元振话语及卢储“谦辞久之”云云来看,虽然翁家政治地位高,但二人因有才学,在婚姻活动中掌握着一定的主动权,这更说明文学已成为士子婚姻缔结时的重要资本。这两则材料明显是把张郭、李卢联姻当作佳话来记录的,亦从侧面显示文学择婿已是当时所推崇的婚姻观念。数代翁婿和一翁多婿文人群体的出现,则是这种观念演化为社会风尚的表征。比如李翱本人就是韩愈主动选择的侄婿,除卢储外,李翱又嫁女于卢求、郑亚、杜审权等进士文人,其姻娅网络可谓数代以文择婿的典型。而晚唐王茂元,先后嫁女于进士韩瞻、李商隐,可视为一翁多文学婿的典型。韩、李二人及瞻子韩偓诗文往来,则又是这一翁婿诗群所派生出的、以僚婿关系为核心的姻娅诗群。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中,择得进士婿、文学婿不但可以使家族获得良好的外部社会声誉,对于家族内部发展、文化建设乃至情感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从翁的角度看,权德舆嫁女独孤郁,并云“余婿信时英”(《酬南园新亭宴会璩新第慰庆之作,时任宾客》),内心的幸福感溢于言表。从女性的角度看,能嫁得进士婿,或有望成进士的文学高才婿,过上琴瑟和鸣的生活,也是其婚姻价值观所系。从婿的角度看,能以文学才华得士大夫东床之选,婚姻、仕宦两相得,也是极令人羡慕之事。

这种尚进士、尚文学的婚姻观念,实质上是汉魏人物品第中尚才观念的延续。汉魏以降,社会上人物品评活动中并存着尚德与尚才两种观念,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两种思想受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婚姻活动中,门第婚重家风是尚德思想的体现,而仕宦婚尚进士与文学,则是尚才思想的发展与延续。唐初士大夫家族婚姻缔结已颇注意才学,即便择婿门第中人,亦首选有才学者。至中晚唐,这种观念越发流行,榜下择婿现象越来越多。标志着进士荣耀、汇聚着文学高才的曲江宴,已成为公卿大夫择婿的最佳场所:endprint

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填塞,莫可殚述。⑦

随着科举制度向诗赋取士方向变本加厉地发展,唐人尚才之“才”的内涵也在渐渐发生转化。如龚鹏程先生所言:“‘才子一词,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有文学才赋之人;到了唐代,更具体指:诗人。”⑧比如陆畅就是以诗才博高第,娶得丞相女的典型例子。韩愈《送陆畅归江南》中对此有详细描述。在婚姻缔结竞相以诗人才子为对象的社会环境中,姻娅诗群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社会现象。

诗人群体的形成必然以诗人间的文学活动为前提和基础,这种活动固然可以跨时空开展,但共时空是更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姻娅诗群也不例外。随着唐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和婚姻观念的转变,婚姻形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就婚妻家、夫随妻居、翁婿同里等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都为姻娅诗群的形成及其共时空文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条件和现实基础。

这种婚姻形态变化的原因大体有四:第一,汉魏门阀社会初成之际,世家大族安土重迁,不轻离乡土,其婚姻圈子也相对封闭,多以乡里联姻为主,嫁娶活动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基本上不需要成婚妻家或夫随妻居。至唐代,随着战乱、移民、贬谪等社会现象的增多,社会流动性加大,部分士族流离他乡,但旧有婚姻圈子往往还要维持,其迎娶活动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并返回,成婚妻家、夫随妻居的情况便越来越普遍。第二,唐代科举考试在两京,举子长时间在外赴考,其间或因文学见赏于士大夫之家,或因科名被招为婿,此等情况下亦难以回乡成婚,就婚妻家的现象就越来越多。曲江宴上被择为士大夫之婿者,就婚妻家的情况应不在少数。第三,翁婿若同为朝官,其府邸同里而居的情况也不鲜见。如权德舆《独孤氏亡女墓志铭》云:“初笄有行,未尝远父母兄弟,考室同里,常如归宁。”⑨显然,独孤郁常参与权德舆家族文学活动,与其“考室同里”的空间环境密不可分。第四,唐代任官有本籍回避制度,这也会增加仕宦的流动性,从而造成远距离婚姻,形成夫随妻居的婚姻形态。如《唐摭言》卷四记:“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郐亲情。”⑩在这种情况下,婿大抵要在翁家居留一段时间,甚至长时间依附寄居。

二、姻娅诗群与家族文学建设

在唐代,由于士族阶层仍掌控着国家的教育、文化资源,汉魏以来文学家门化的大趋势仍在延续,家族文学仍在时代文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盘点唐代著名诗人,大多有文化家族背景;考察各种诗学风格的代表人物,其背后亦多有家族联系;诗学家法的代传仍是唐代诗艺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比如,从某种意义上讲,从杜审言到杜甫“少陵家法”的形成过程,就是初盛唐律诗发展演进的基本路径之一。B11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唐代诗人在群体集结、活动开展、诗法探讨等方面,其方式也与以前有明显不同,不以诗社、诗会为组织,而主要是以家族为阵地,以血缘为纽带来进行。

姻娅关系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血缘纽带,它可以把多个散点分布的文学家族联结成链、成网,进而组成规模较大的家族共同体,并在这一共同体内部的诗人聚集、群体黏合、规模扩张、诗名揄扬、思想传播等方面发挥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这条血缘纽带对于家族文化建设意义重大。比如“外家养成”现象就是姻娅亲谊对家族文化继绝承衰、发展演进之作用的极佳例证。文化意义上的“外家养成”现象,指的是外甥借助外家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与环境得以养育成材,并进而传承光大家学及外家之学的家族人才培育现象。这种现象大致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本族凋落之际,随母移居外家,借助外家文化教育力量成材,这属于危难时的扶持与帮助。如颜惟贞的成长即得外家之助:

(惟贞)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家贫无纸笔,与兄以黄土扫壁本石画而习之,故特以草隶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试,判入高等。以亲累授衢州参军,与盈川令杨炯、信安尉桓彦范相得甚欢。又选授洛州温县、永昌二尉,每选皆判入高科。侍郎苏味道以所试示介众曰:“选人中乃有如此书判!”嗟叹久之。B12

颜惟贞是颜真卿之父,从这层关系来看,外家养育不但对颜惟贞本人,甚至对颜氏家族的振兴与发展,都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第二种情况是本族未遇危难,但主动利用外家资源和力量,以提高和完善自己,这属于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如韦处厚“生而聪明绝人,在提孩发言成诗,未几能赋。受经于先君仆射,学文于伯舅许公孟容”B13。韦处厚经学、文学能相济并进,其知识结构中的文学才能显然与外家教育分不开。外甥在外家养育期间,往往和外家家族成员一起参与家族诗歌创作活动,这是构成姻娅诗群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咏歌渭阳之情B14也因之而成为姻娅诗群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

除了外家养成外,翁婿诗友也是一种重要的姻娅文学现象,是姻娅诗群形成的又一重要途径。翁婿诗友的形成往往与翁婿师友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在诗歌创作方面先是师弟子关系,后因赏爱而成翁婿。比如姚合与李频二人先是师弟子关系,后来姚合“爱其标格,以女妻子”B15,始成翁婿诗友,冰清玉润,共成一段佳话。翁婿师友兼诗友间一般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诗学观念和风格,如姚合、李频都属于晚唐清奇苦吟一派。这种姻娅诗群的结合形式,使得诗学上的师弟传承与家学传承相叠合,对家族文学的自觉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两类姻娅诗群的成员辈分上有高下之别,相比起来,由表兄弟、内外兄弟、僚婿等平辈关系的成员组成的姻娅诗群,群体诗歌创作活动更活跃,内容和形式更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存在诗艺竞争的一面,在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也更易建立文学统一阵线,共同推动家族文学的发展。如王维与弟缙及内弟崔兴宗常群处赋诗,有同题诗《青雀歌》等,参与同题同咏者还有卢象、裴迪,显然属于具有娱乐与竞胜色彩的群体创作活动,对彰显家族诗学优势有重要意义。

无论何种关系的姻娅诗群,他们结群联吟,开展诗歌创作活动,对于提高个体诗名、提升家族诗歌影响力都具有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要借助姻娅揄扬、姻娅文、姻娅唱酬等群体活动形式来实现。文人揄扬、集、唱酬等活动当然不限于姻娅间,但一旦基于亲谊,就更容易走进家族内部,在丰富家族文化生活、增添家族文学氛围、增强家族情感、为晚辈成长提供良好文化环境等方面作用更大。endprint

在传播手段比较落后的时代,名人显宦的揄扬是提升个体文学知名度的重要方式。姻娅揄扬因为基于血缘关系,所以会更加积极主动。如韦渠牟揄扬外甥卢纶云:“卫玠清谈性最强,明时独拜正员郎。关心珠玉曾无价,满手琼瑶更有光。谋略久参花府盛,才名常带粉闱香。终期内殿联诗句,共汝朝天会柏梁。”(《览外生卢纶诗,因以示此》)这种揄扬对姻族成员,特别是晚辈成员的扬名具有重要作用。

诗歌唱酬是姻娅间文学互动的又一重要方式。姻娅唱酬因为涉及亲缘关系,作品往往更加情真意切,特别感人。如刘长卿以“诗家长城”写半子之情,缠绵悱恻,既有分别的牵挂与惆怅,也有对佳婿的喜爱,皆是姻娅唱酬中的佳篇。

文学家族一旦编织进姻娅族群网络,其所获得的人才资源也明显增多。因为文学人才多,所以在休沐、节序、祝寿、踏春等日常活动中,就容易举办家族文活动。试看权德舆家族的一次文活动:

叔父至自东周,第如新定,就长子桐庐尉之养也。途出云阳,德舆之侨居在焉。拜庆之后,式展宴饯,掇蔬焚枯,以实圆方。叔父诸姑既就坐,群从伯仲,或冠或丱,中外稚孺,凡四五十人,差其长幼,为侍坐之列。畅之以旨酒,既醉不喧;侑之以清弦,中奏弥静。夭夭申申,其乐无垠,发之于恬旷,得之于名教。稍间,则圆魄照坐,微风入林,残暑尽销,清光交映,歌诗类事,举节应觞,觉听视之内,无非和乐,虽谢庭羯末之盛,雪花柳絮之兴,及夫情适于中,率礼无违,亦一时也。乃命编次其文,且书其时。时建中四年之七月,德舆操觚以序。B16文参与者有德舆叔、姑及群从、中外亲属,从资料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和温馨情感的姻娅亲族聚会。此类活动在权德舆家族中经常发生,如权璩授官后,权德舆作《璩授京兆府参军戏书以示兼呈独孤郎》诗,其中云:“喜至翻成感,痴来或欲殊。因惭玉润客,应笑此非夫。”此次活动三位参与者皆为至亲,因而易流露真情,“喜”“痴”二字使家庭情趣跃然纸上,表现出这位中唐名相极富人情味的一面。权德舆又有《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诗,从中亦可见其姻娅亲属节日活动之一斑。这些活动明显具有日常化的特征,更能显示家族良好的文化环境对晚辈成长的熏陶作用。

三、姻娅诗群与时代诗学风尚

姻娅诗群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概念,其最初形态往往是两三位姻娅诗友不定期聚在一起开展一些家族诗文互动活动。随着家族姻娅圈的拓展、文学影响的扩大,其他亲友逐渐加入进来,其规模逐渐扩大。其间成员如果再以各自姻亲关系为纽带横向拓展或纵向延续,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共时态的姻娅诗群阵,或历时态的姻娅诗群链。唐代重要诗人群体多与这类姻娅诗人群阵、群链关系密切,他们在文学活动中声同气应、相互揄扬,对时代诗学风尚的形成、传播与流衍有不可忽视的激发作用。在此以姻娅诗群与大历诗风形成之关系为典型案例来考察。

1.以卢纶为中心的姻娅诗人群

《容斋随笔》卷九“李益卢纶诗”条记:

李益、卢纶皆唐大历十才子之杰者。纶于益为内兄,尝秋夜同宿,益赠纶诗,曰:“世故中年别,余生此会同。却将愁与病,独对朗陵翁。”纶和曰:“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风雨夜,相问两衰翁。”二诗虽绝句,读之使人凄然,皆奇作也。B17

《全唐诗》亦录有二人赠诗,二人尚有多首往来酬答诗,如卢纶有《同李益伤秋》《奉和李益游栖岩寺》,可见其诗歌交游频繁。又,司空曙与卢纶二人为表兄弟关系,来往密切。司空曙有《江园书事寄卢纶》《别卢纶》诸诗,李益亦有《竹窗闻风寄苗发、司空曙》诗。可见,卢纶、李益、司空曙这一姻娅诗群间的诗歌互动比较活跃。尤需注意的是,三人同在大历十才子之列,所以这一姻娅诗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大历十才子的创作水准,并对大历诗风的形成、发展与传播有重要意义。

又,韦渠牟与卢纶为舅甥关系。韦有《览外生卢纶诗,因以示此》诗,卢有《赴池州拜觐舅氏留上考功郎中舅》(衰荣同族少,生长外家多)诸诗,二人诗歌往来亦多。《新唐书·卢纶传》记:“(卢纶)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B18由此可知,韦渠牟与卢纶不但为舅甥关系,而且还对卢纶、李益有所荐举。韦居高位,诗文亦佳。他与卢纶、李益、司空曙等组成姻娅诗人群阵,并对三位后辈诗歌影响力的提升发挥了积极作用。

2.以杨凌兄弟为中心的姻娅诗人群

杨凌为韦应物之婿。据丘丹《唐故尚书左司郎中苏州刺史京兆韦君墓志铭并序》所记:“君讳应物……长女适大理评事杨凌。”B19韦应物有《送元锡、杨凌》《郡中对雨赠元锡兼简杨凌》《寄杨协律》《送杨氏女》诸诗。杨凌还针对《寄杨协律》一诗作有《奉酬韦滁州寄示》诗,中有“淮扬为郡暇,坐惜流芳歇”之句,可知此赠答活动发生在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又,据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记载,其妻元萍之父名元挹。B20陶敏先生又考证出元挹有子元锡,字君贶。B21可见,元锡为韦应物内兄或内弟。综上可知,韦应物任滁州刺史时,与杨凌、元锡频繁唱答,构成一个姻娅诗群。

杨凌兄弟又与柳宗元构成姻娅诗群。柳宗元娶弘农杨氏女,其关于岳翁的记载颇有矛盾之处,《祭杨凭詹事文》云其为杨凭子婿,而《亡妻弘农杨氏志》中又记其妻为杨凝女。王辉斌经考证,认为其岳翁当是杨凭。B22无论柳宗元的岳翁是杨凭还是杨凝,他与三杨构成翁婿诗群是毫无疑问的。柳宗元有《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末由,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诗,弘农公即杨凭,此可证二人间有诗歌互动活动。从韦应物到柳宗元,经由三杨这一中介构成姻娅诗群的传承链条。苏轼曾指出:“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B23他强调了韦、柳诗学风格的一致性。在考察这种诗风一致性的成因时,姻娅诗群间的代际传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endprint

3.以刘长卿为中心的姻娅诗群

大历年间,吴越地区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著名文人,如颜真卿、刘长卿等。他们周围聚集着不少文人,经常开展各种文学活动,进而形成地域文人群体。这些文学群体成员多有姻娅关系者B24,刘长卿翁婿堪为代表。大历十年(775年)前后,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除与李嘉祐、皇甫曾等人诗歌往来外,还与两婿有唱酬活动,构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翁婿诗群。刘长卿有《送子婿崔真甫、李穆往扬州》《登迁仁楼训婿李穆》《送子婿崔真父归长城》诸诗。《唐诗纪事》卷二十六记:

李穆,刘长卿之婿也。诗寄刘云:“处处云山无尽时,桐庐南望转参差。舟人莫道新安近,欲上潺湲行自迟。”刘答云:“孤舟相访自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客远,青苔黄叶满贫家。”时刘在新安郡。B25

新安郡即睦州,据此可知在刘长卿贬睦州时翁婿之间有唱酬活动。崔真甫,失考。长城,唐县名,在湖州。从《送子婿崔真父归长城》诗题及“惆怅暮帆何处落,青山无限水漫漫”句来看,或亦为刘长卿在睦州时作。总体来看,大历十年(775)前后,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时,与两婿频有唱和,构成一个颇引人注目的翁婿诗群。又,迁仁楼在随州,从《登迁仁楼训婿李穆》诗题来看,李穆曾随刘长卿赴任随州,并有赠酬活动,可见仕宦流转并未阻断这一姻娅诗群的文学活动。

4.以权德舆为中心的姻娅诗群

权德舆为独孤及学生,后将其女许配独孤及之子独孤郁。《旧唐书·独孤郁传》记载:“独孤郁,河南人……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文学有父风,尤为舍人权德舆所称,以子妻之。”B26《唐国史补》卷中记:“独孤郁,权相子婿,历掌内职纶诏,有美名。宪宗尝叹曰:‘我女婿不如德舆女婿。”B27可见权德舆、独孤郁翁婿皆以文学、宦业名重一时,为时所艳羡。权德舆之子权璩,与李贺交游甚密,亦文学知名。权德舆有《璩授京兆府参军戏书以示兼呈独孤郎》《南亭晓坐因以示璩》诗,可见三人间亦常有诗歌唱酬活动。权德舆、权璩、独孤郁这一姻娅诗群是一个具有古文家学传统和台阁诗风的姻娅诗群。

傅璇琮先生认为,肃、代时期的诗人大致可分为两大群: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大历十才子诗人,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刘长卿、李嘉祐等地方官诗人。B28结合上述诸姻娅诗群的成员来看,刘长卿、韦应物属于地方官诗人,司空曙、卢纶、李益、杨凭兄弟、权德舆均为重要台阁诗人。可见,其时两大诗人群体中不少成员间存在姻娅关系,从而使得群体聚合带有浓厚的亲缘色彩。蒋寅先生认为,社会现实和时代精神等因素,导致大历时期诗人的诗歌创作呈现出某些共同风貌,并将这些共同风貌概括为“大历诗风”。B29在探讨“大历诗风”形成的原因时,除了社会、时代的原因外,还应该重视这一时期诗人背后的姻亲因素,重视姻娅关系对诗人诗风趋同起到的某种统合作用,以及姻娅诗群成员间的相互认同、相互揄扬对大历诗风形成的推助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在大历时期存在,其他时期亦然。如岑羲与其妹夫徐坚对初唐景龙文馆诗风的影响,姚合、李频翁婿与章八元、方干外祖孙对晚唐姚贾一路清奇苦吟诗风的影响,韩偓与其姨父李商隐对晚唐香艳诗风的影响,等等。可见,姻娅诗群对唐代各个时期诗风的形成都发挥着一定作用。

唐代属于中古门第社会的末期,血缘关系在社会秩序,包括文学秩序的建构中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其时文学活动的开展、文学群体的形成、文学技艺的传承、文学风尚的推动等等,几乎所有重要文学现象的背后,都隐含着或多或少的血缘因素,这是研究唐代文学时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

注释

①五窦指中唐诗人窦叔向的五个儿子:常、牟、群、庠、巩。窦氏五子皆以诗名。三杨指中唐诗人杨凭、杨凌、杨凝三兄弟。二皇甫指盛中唐之际的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

②王伊同:《五朝门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③需要指出的是,造成唐代门第婚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科举外,还有政治等其他因素。比如初唐统治者曾先后两次颁布禁婚诏书,对山东高门自为婚姻的风尚进行打击。至盛唐,门第婚衰落的趋势已很明显。

④B26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4292、4381页。

⑤王仁裕等撰:《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丁如明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⑥B25计有功:《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97、399页。

⑦⑩王定保:《唐摭言》,阳羡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35页。

⑧龚鹏程:《中国文学批评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19页。

⑨董诰等编纂:《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2271页。

B11李东阳、胡应麟等都曾指出杜甫诗歌中的“少陵家法”问题,朱学东在对此梳理、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作为唐诗代表的近体律诗主要讲究锤炼丽词佳句、重视格律声韵、追求风格气象诸方面,这不仅构成了唐诗研究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少陵家法所包含的基本的诗学内涵。”(《“少陵家法”与唐诗研究》,《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B12颜真卿:《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友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碑铭》,《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525页。

B13刘禹锡:《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2707页。

B14罗时进先生指出:“唐代是‘渭阳作为舅甥关系意象的经典化时期”,并举出杜甫、许浑、郑谷多首诗加以例证。(《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江海学刊》2011年第5期。)

B15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1987年,第381页。

B16权德舆:《秋夜侍姑叔文讌会序》,《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8页。

B17洪迈:《容斋随笔》,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第125页。

B18欧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785页。

B19B20参见马骥:《新发现的唐韦应物夫妇及子韦庆复夫妇墓志简考》,《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

B21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B22王辉斌:《唐代诗人婚姻研究》,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B2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2124页。

B24如在以颜真卿为中心的湖州文人群体中,颜真卿家族成员与殷佐明、柳澹与萧存等皆有姻娅关系。

B27李肇:《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2页。

B28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页。

B29参见蒋寅:《大历诗风》,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236—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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