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摘 要：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某项活动的参与者——人和物都视为行动者，并用广义对称性原则赋予所有行动者平等的地位。行动者尤其是人类行动者在转译活动中不仅拥有了选择的空间和权力，同时也有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和应当承担的责任。关注科学建构及其他社会活动中的责任问题对于减少科技成果的负效应，更好地实现科技的正价值及社会的良性运转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行动者;广义对称性;转译;能动性;责任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078-02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以真实的、社会中的科学，以拥有不同社会利益、社会属性的科学家对科学知识形成的影响为切入点来进行研究的，并以其提出的“强纲领四信条”而闻名。到了拉图尔等人这里，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发生了一些转向，虽然其前期的思想深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甚至被认为是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公开信奉者，但在后期，拉图尔的科学研究已经转向了行动者网络理论，虽然同科学知识社会学一样同属于建构论的范畴，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科学技术活动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

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技术科学”是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联结形成行动者网络而建构出来的动态过程，这其中涉及异质行动者、转译、行动者网络，以及核心主张广义对称性等。弄清楚这些关键点，我们可以对行动者网络理论有一个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关于行动者责任的问题。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要点简述

（一）一种关系唯物主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简称ANT）框架最初是由卡龙（Michel Callon）和拉图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在批判爱丁堡学派强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的基本观点，在拉图尔以实验室为基础构造出来的科学技术场中，“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在对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自然决定论，也不同于强纲领的社会决定论，它是在这样一种“关系网络”——异质行动者通过联结、转译等活动而构建的“行动者网络”——中探讨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的建构过程。

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间的二元对立状态，对称性地对待自然和社会，把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如自然、物质仪器、技术等）视为平等的具有同样建构能力的要素，而科学知识就是在各方力量的生成、消退、转移、变化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1]，科学技术建构过程也是通过“把物质行动和力量转换成不同的形式而运作的”[2]。这其中的不管人类、非人类要素，还是虽肉眼看不到但却实际发挥作用的关系网都具有可操作的物质性，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另外也是基于一种关系本体论，即建立在“关系物质性”[2]之上的。此外，拉图尔从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去刻画科学，重点关注进行中的科学，即科学建构的过程和轨迹，全面考察科学生产中的各方力量，而非孤立地考察只有结果的静态科学黑箱，这又体现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二）行动者的广义对称性

广义对称性原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主张，简单来说，就是要求完全对称地处理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等等这些二分事物。以往，人们把研究对象要么定位于自然，要么定位于社会，相对应地产生了所谓的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两种观点都是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要么把科学完全排斥在社会之外，认为科学真理由自然决定，要么把社会利益因素凌驾于科学之上。而在拉图尔看来，“现实的研究对象总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的‘杂交物”[3]，行动者网络理论打破了自然—社会的传统二分法，描绘了一张人和非人行动者共同建构和演进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和非人行动者同等重要，人并没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下的那种特权，行动者可以是任何异质性的东西。这就超越了传统科学哲学的不对称分析以及SSK强纲领的对称分析，形成了自己的广义对称分析[4]。这种广义对称性“从根本上反对行动者内在存在着强弱之分，只承认行动者所形成的联盟的强弱”[5]，因此，任何现代性霸权思想、知识的等级观念在这里毫无意义。

（三）转译、联结下的行动者网络

拉图尔曾这样阐述过“转译”的本质，“如果一个信息被传播了，那就意味着它被转译了。”“我用转译表示的意思是，它是由事实建构者给出的、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的人的兴趣的解释”[5]，也就是在理解各个行动者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转译，通过成功的转译，不同的行动者被联结起来，原来处于各自网络中的行动者组合成新的网络，相互协作以达成新网络所要求的共识和目标。

转译使行动者运转起来，开始互动、联结、变化，我们就可以跟随行动者来展开网络、构建网络，还可以看见科学被建构的脉络。而联结则是行动者发展自己、壮大自己的重要策略，之前已经提过，行动者本身并无强弱之分，有强弱的只是行动者所结成的联盟，有着同样目标的两组行动者网络可能因为联结对象的实力和数量的不同而有强弱之分，所以成功的转译加上强大而更能发挥效用的联结才能形成一个成功的行动者网络。

二、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责任

（一）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

在分析行动者承载的责任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关于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以便更好地说明行动者责任。拉图尔强调行动者网络中的人和非人行动者是完全对称的，具有同等的建构作用，人作为行动者是有能动性的，那么这种能动性如何对称地分布到非人行动者身上呢？人类具有能动性容易理解，那作为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该如何理解呢？针对这一问题，众多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种认为拉图尔提出的agent有“代理人”之意，用于说明非人行动者是如何表达自身意愿的，并认为代理人代表人和代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这两种场合都替不能说话的人和物说话[3]。比如巴斯德作为微生物和炭疽疫苗的代言人，用微生物向世人做出了炭疽病的解释，又用疫苗成功演示了对炭疽病的抵抗，从而达到他的目的;而对于人的代理，在一个行动者网络中不可能所有的人类行动者都面向大众来游说、演讲，总会有相当部分行动者在幕后专心研究，此时，就需要派出代理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发言。

另一种则认为，拉图尔这里讲的能动性并不代表行动者主动进行某种活动，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动性”，行动者是在他物的驱使下被动行动的，这里是将支配行动者行动的能力视为能动性[6]。比如一部电话，它在响之前没有多大意义，但当它响起来时，不管人们选择接听还是不接听，都是电话对相关人产生的影响，此时，它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能动性的表现。

当然，拉图尔强调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是为了让人们关注科学活动中在“起作用”的非人行动者，同时也没有忽略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只是要实现“人的去中心化”[6]，实现真正的对称性。他认为不管在哪种状态下，非人行动者和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都是交互作用、互生共现的。

（二）行动者的责任

对行动者的能动性问题有所认识有助于帮助我们分析接下来的行动者责任。我们知道行动者网络理论里的行动者是异质性的，有人和非人之分，既然二者的能动性是对称的，那他（它）们在活动中的责任分配是否也该是对称的？再者，作为人类行动者自身的责任又该如何定位和追踪？

一般我们认为，责任必然是由更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来承担，作为物的东西本身不具有能动性，其最终结果的利益性也是由人的使用和操作决定。而放在行动者网络中的行动者身上，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对称的，那么面对责任是否也是对称分布在人和非人行动者身上呢？有学者认为，在行动者网络中，由于行动者是处于动态过程之中，责任的认定会变得模糊，责任的追究也因此变得困难，并认为在科学技术形成中，包括在使用、改进环节中，如果出现问题甚至事故，“仅仅把责任归咎于出现问题的作为物的行动者显然是不够的”，应该进一步追究转译这个“物”的行动者的责任[7]，也就是说物和人都应承担责任，只是责任的认定是比较困难和模糊。比如城市垃圾问题，垃圾客观上给人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作为物的行动者确实应该承担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但实际情况是，垃圾是人制造的，我们很难把责任归咎为垃圾，认为物和人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责任的根本还是应该向主动的拥有选择权的人追问，也就是向肆意制造垃圾而且无法合理处理垃圾的人类追问，但如果这样，人和非人具有对称的能动性、同样的建构作用的观点似乎无法成立，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广义对称性原则也很值得商榷。但如果我们把垃圾带来的环境问题视为支配、迫使人类采取措施的力量，那么垃圾作为行动者客观上也实现了自身的责任，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这样，关于物的能动性问题似乎就能说得通。还是我们上文强调的，这里的“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动性”，而是支配其他行动者行动的能力。

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或其他社会活动中赋予行动者诸多的选择空间、机遇甚至权力，其实大多的选择机会、权力还是落到了人类行动者身上，所以，抛开对物的责任问题的考察，对人类行动者责任的考察似乎更有意义。当出现问题时，追究某一行动者的责任时也应考量其转译者的责任，对个人研究者而言如此，对于作为组织或团体的研究者而言也是如此。比如科研活动中的政府、企业，它们是行动者网络中的重要行动者也是转译者，手中掌握着经费、立项审批权、技术设备等重要资源，面对诸如科研腐败、学术不端的行为时，面对某些科技成果带给环境和人类的负效应时，除了追问直接责任人外，作为出现问题的人或组织的转译者（如政府、企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进行转译、联结活动时，在建构行动者网络的动态过程中，个人或组织，不管是转译者或是被转译者都应该承担起应有责任。

三、结语

行动者网络理论告诉我们科学及社会活动是由异质行动者组成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出来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行动者，包括人和非人之间、人和人之间、非人和非人之间，构成了一张无缝的网，他（它）们就在这个网络中互动、交流，任何一个行动者的缺失都会导致网络无法正常运转。在网络运转过程中，在行动者转译他人、他物或被他人、他物转译的过程中，行动者获得选择的机会和权力的同时也应承担自身的责任。当然，这个责任更多的还是作为人的行动者的责任，关注人类行动者的道德和责任，对于解决当今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缓解科技异化现象等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世风.相对主义与实在论之间：拉图尔的关系主义分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32（1）：18.

[2]瑟乔·西斯蒙多.科学技术学导论[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86，89.

[3]王一鸣，曾国屏.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技术预见模型演进与展望[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30（9）：157.

[4]郭明哲.行动者网络理论——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哲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87.

[5]左璜，黄甫全.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奠基事物为本哲学[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35（5）：21，22.

[6]贺建芹.非人行动者的能动性质疑——反思拉图尔的行动者能动性观念[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34（3）：79，80

[7]顾益.行动者网络理论视阈下的科技伦理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