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廷锡，学者称心庵，与刊、应鳌、李渭并称黔中王门后学“理学三先生”。心庵为学自始追随阳明心性之学，尤以静坐为其功夫，其历学有三：一曰“师事朗州蒋信，讲学于桃冈精舍数年”；二曰“与清平刊、应鳌等为性命交”；三曰“于渔矾构栖云亭，静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然渔矾期间，心庵又以三事为其业志：一是教人功夫以静坐澄心而体认天理；二是讲学不辍而有“悠然自得之趣”；三是著《渔矾集》《警愚录》，读之使人卓然有“朝闻夕可”之意，以至于可以“不愧龙场”。

关键词：阳明 心庵 蒋信 孙应鳌 朝闻夕可 不愧龙场

作者王晓昕，贵阳学院教授，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贵州贵阳550002）。

对于当今学者而言，相比较有关明代黔中王门“理学三先生”孙应鳌、李渭、马廷锡之研究，对马廷锡及其思想的研究尤为困难，其原因说来简单，人们至今尚未找到其直接思想著述。除《黔诗纪略》中记录的几首小诗外，余几皆为后人整理之“二手材料”，以为解读马廷锡及其思想特点的重要文献：按时间顺序，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之《理学传》，是迄今所见记录马氏的最初文献；又有莫友芝于《黔诗纪略》卷四，除辑有马氏三首诗作外，尚附有小传，文字较详；清人陈田撰《明诗纪事》，乃清陈氏贵阳听诗斋刻本，其卷二十，亦辑马氏小传；民国以后，《贵阳府志》和《贵州通志·人物志》均辑马氏小传。这些文献，所录马氏事迹大抵相符，语言表述略有差异，个别案例稍有出入，值得细致推敲。

郭子章在其《黔记》中盛赞：“当时龙场生问答，莫著其姓名，闻而私淑者，则有马内江、孙淮海、李同野三公。云予尝读内江诗……真有朝闻夕可之意，呜呼，可以不愧龙场矣！”子章所读内江著述，今仍不见其传，只知有《警愚录》《渔矶集》名，而不知其物其述，如何会令子章有“朝闻夕可”之感慨，以至于“可以不愧龙场”？别的不说，足见内江为黔中王门之私淑者决不疑耳。按子章所见，其于马廷锡所著《警愚录》《渔矶集》，自然所读一过，慨然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叹，足见子章于马氏二著之价值犹为首肯。莫友芝在《黔诗纪略》卷之四录马廷锡三诗前所附小传，其中仅有“心庵著有《警愚录》《渔矶集》，惜不传”一语，更未予置评，留下诸般遗憾。

马廷锡，字朝宠，学者称心庵，贵州宣慰司人，《贵阳府志》载其“幼持性端方，举止有异常人”，嘉靖十九年（1540）庚子中乡试举人。因曾知任四川内江县，又称马内江。心庵知内江县时，曾“洗冤泽物，甫二岁，即解组归”。《黔诗纪略》云：“洗冤泽物以慈惠闻，遽弃官归，讲学不复出。学者称心庵先生。”《贵阳府志》说他“选内江知县，狱无冤滞，且多惠政。顾自以心性之学未澈，履任仅二年，弃之而归”。之所以“履任仅两年，弃之而归”，文献表明，心庵是为了从学于朗州蒋信而急于赴桃冈问学。心庵弃官奔桃冈问学蒋信的原因，郭子章《黔记》所述较详：“贵州旧从学亦有往者。而心庵已谒选蜀令。在官尝念所学不尽澈，每自叹日：‘吾斯之未能信，无乃贼夫人之子乎？才二岁即投籍走桃冈，就道林居”。心庵原来就是道林提学贵州时的“旧从学者”，知内江时常常感觉自己“所学不尽澈”，于是决定弃官赴学。他决定问学于“心性之学”，这次赴学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主旨与学术趣向。无论郭子章《黔记》，还是莫友芝《黔诗纪略》、万历《贵州通志》、《贵阳府志》，述及马心庵的学术经历，皆有明确三段划分的历史记载：一是“师事朗卅l蒋信，讲学于桃冈精舍数年”；二是归黔后，“与清平孙应鳌等为性命交”；三则是“于渔矶构栖云亭，静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一、师事朗州蒋信，讲学于桃冈精舍数年

《黔诗纪略》不仅记载了道林师从阳明的史实，还详细交待了心庵师从道林，如何从贵阳追随至桃冈的前前后后。所谓“讲学于桃冈精舍数年”之“讲学”，到底是蒋信讲学还是心庵讲学呢？显然是心庵自己讲学的可能性并不大，而是听取、参与道林讲学活动为真。

这段经历的大致时间，应从蒋信于嘉靖二十年（1541）任贵州提学副使起，至蒋信殁于桃冈之前不久。地点则是先在贵阳，后在桃冈。

道林是蒋信的号。蒋信乃阳明先生的亲炙弟子。《黔诗纪略》记载了蒋信与冀元亨、刘观时闻阳明谪修文龙场，三人从常德赴黔拜师阳明事迹：“王文成守仁之谪龙场驿丞也，见武陵蒋信道林之诗而称之。时道林方为诸生，与冀元亨暗斋证‘大学知止是‘识仁体。暗斋跃曰：‘然则定静安虑，即是以诚敬存之矣。而皆未敢遽是。”《黔诗纪略》里的这段话透露了如下几条信息：一是蒋信三人此时已在阳明门下从学，“时道林方为诸生”；二是阳明对道林的诗作有所称许，“王文成守仁之谪龙场驿丞也，见武陵蒋信道林之诗而称之”；三则是更重要的一条信息：揭示了蒋信与冀元亨等在龙场从阳明先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大学知止”的“知止”，就是要识得“仁体”。若要“识得仁体”，则《大学》中“定”“静”“安”“虑”的功夫次第之至为核心的一条，就是一以贯之地“以诚敬存之”，其余“而皆未敢遽是”。

讲求“定静安虑”的功夫次第，他们从先师那里学修静坐，此静坐非为枯坐。《大学》功夫的“定静安虑”须以“诚敬存之”，必得“以诚敬存之”方得能定、能静、能安、能虑，终悟得“大学”之“知止”确确是“识仁体”。孔子之学必以仁为体，领悟其要，即识得仁体，这是自明道、阳明以后一贯的主张，亦是道林一向之所求。孙应鳌与马廷锡皆从学于蒋信，孙在他的《四书近语》开篇引明道先生曰：“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体，以诚敬存之。”又说“《大学》之要领也。格得此身，与天下国家共是一物，而致其知，无有一毫疑惑障蔽，这便是识仁体。由此着实下诚意功夫，以正其心，以修其身，这便是以诚敬存之。只此就是大人之学。识仁则大，不识仁则小。”

回过头来，前面说到蒋信三人到龙场师从阳明，“相携走龙场，受业文成之门。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三人回到楚中自成一派，亦即黄宗羲《明儒学案》所云“楚中王门”者。梨洲谈及楚中王门之盛，以为大体由三个方面形成：一是由泰州流入的耿天台一派；另一则是以道林、暗斋、刘观时形成的武陵一派；再则就是徐爱《同游德山诗》中提到的几人，不过这一派“尚可考也”。梨洲对此三派均有置评。

梨洲对道林为首的武陵一派给予充分的肯定，“武陵之及门，独冠全楚”，“道林实得阳明之传”。而对于由泰州流入楚中的耿定向一派，则指其“天台之派虽盛，反多破坏良知学脉，恶可较哉！”

《黔诗纪略》的撰评者也认为“楚中传姚江学者，虽有耿定向天台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坏，不如武陵蒋、冀得其真醇。”道林与元亨辈如何得阳明真醇，待另文叙，至于蒋信后又从学甘泉，杂王湛之学而化之，则不赘言。

然马廷锡从学道林，应视为接道林而“实得阳明之传”，步武陵蒋、冀而得阳明真醇。他其实是先于贵阳，而后赴桃冈从学道林的。“心庵举乡后一年，道林以副使提学贵州，重整旧祀。阳明之‘文 明‘正学两书院，择士秀者养之于中，示以趋向，使不汨没于流俗，教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一时 学者翕然宗之，而心庵为之冠。”此时，蒋道林在贵阳教授了一批弟子，“为之冠”者当数马廷锡心 庵。教学的内容当然是阳明所传静坐一类功夫，“使不汨没于流俗，教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几十年 后，心庵在渔矶教人功夫以静坐澄心，体认天理。此良知学脉，阳明真醇乃是。

道林还以事功启示后学，“又置龙场阳明祠祭田以永香火”。为使贵州学子就近于乡，时值“湖广 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五卫，地错贵州境，诸生乡试险远，多不能达，请增贵州解额，使之附试。”道林不久后以病告归，“寻，告病归。御使劾以擅离职守，削籍”。于是回到湖南桃冈，继续授徒讲学。看来与阳明一样，热衷于授徒讲学，还真是道林一类学者的志趣所在，也得到了朝廷的理解与恩惜，“后奉恩例，冠带闲住，筑精舍于桃花冈，聚徒讲学，置学田以廪远方来者。终日危坐其中，弦歌不辍”。于是贵州的学子纷纷跟踵而至，从学道林于桃冈，所云“贵州旧从学亦有往者”是也。据《黔诗纪略》，心庵并未在道林离开贵州时即刻前往桃冈，而是二岁后方至。当时“心庵己谒选蜀令”，显然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官尝念所学不尽澈”，每自叹日：“吾斯之未能信，无乃贼夫人之子乎？”于是在蜀任官“才二岁即投籍走桃冈，就道林居”。

心庵于桃冈精舍从道林学，“即往师事之，居数载，心有所悟，乃辞归”。《贵阳府志·耆旧》日：“朝宠师事道林，其学术犹为复绝，评者置之文恭、同野之间，夫岂多让？”这段话语内含了三层重要的信息：一是进一步肯定了马廷锡师从于蒋信的事实，“朝宠师事道林”矣；二是称他因从学道林而致使“其学术犹为复绝”。“复”通“迥”，亦通“远”。如说朝宠师事道林，而又学之迥异，显然不通。故取“远”意，以为通“原”长绝之意可顺。“学术犹为复绝”的意思可作二解：一指朝宠接道林之旨长远绝通，二指朝宠之学长远绝通。诚然，“绝”亦可意为独到，与前解总体上无大出入。至于将朝宠“置之文恭、同野之间”，此句也可二解，一解为三人有同等之学术地位，二解为朝宠之学位文恭之后，同野之前，排第二。笔者愿以前解为正说。其实，孙文恭何尝不曾于师从徐樾之后，亦师从道林而往返桃冈数番。文恭曾记得有两桩事情，明白地记载了心庵师从道林的事实。

第一桩，讲蒋信于贵州提学副使期间，“贵阳马廷锡从之游，粹然有成”。“从之游”一句，活脱脱显现当年师生一路出入，有如当年孔颜洙泗一般的教学互动之活泼场景。

第二桩事颇让人咦嘘而充斥着吊诡，说的是马廷锡有一书信致道林，为应鳌所睹。此事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之前三个月，孙文恭以公事至辰州，归来专道武陵，赴桃冈拜望道林，“侍蒋信桃冈三日，与论学”。三日后回黔。三月后文恭又返桃冈。短短三个月，谁想桃冈己人去日非。就在孙应鳌返回桃冈的前十日，道林先生己然长逝。就在道林的逝榻前，应鳌亲手拾起了马心庵委托贵竹汪君若泮带给道林先生的书信一封。此信不仅证明马心庵师事蒋道林的事实，且证诸师徒间常以书信来往，相与论学。虽然此封书信于今不存，但于应鳌当时写下的《正学先生道林蒋公墓志铭》中，准确记载了此桩事情的前前后后，以及所涉诸多学人学实：

岁嘉靖己未冬十月，某以省觐道武陵，侍论道林先生桃冈三日，期莅官之便再侍焉。逾三月，某以莅官，复道武陵，未至前十日，先生属纩矣，十二月三日也。嗟痛哉！先生寿七十有七，感疾时，诸门人侍疾，惟论学无他语。疾革，作诗二首，歌咏传性传神之微。贵竹汪君若泮，持马君廷锡书至，仍就榻与论《中庸》首义，命其子如川如止月曰：“我化，柳孟卿侍我久，撰我行；志我者，孙山甫乎。”是夜分，瞑目衣冠端坐逝……始先生少与暗斋冀公元亨友善，交砥砺己。及阳明先生自龙场谪归，先生见焉。阳明谓冀公曰：“作颜子者，卿实也。”无何，先生病，久之哕血，于是寓道林寺一室自养，默坐澄心，常达昼夜。—旦忽觉此心洞豁，宇宙尽属一身，呼吸恫瘰，全无隔阂，虚白盈室，溘然病已。乃信大公廓然无内外之旨，此身与万有流通之旨，自悦自乐，自慊自成，悉由自得，由是神明涣发，有不言自喻之趣。后应贡入京师，谒甘泉湛先生，执弟子礼。甘泉每与议，皆契合，随侍甘泉于南雍。

马廷锡在贵阳文明书院、正学书院师事道林，早为确定无疑的事实，之后在知内江二年毕，又亲赴桃冈从道林学，也为确定无疑的事实。无论是在贵阳还是在桃冈，心庵从学道林皆颇有心得，《黔诗纪略》录心庵《登山》诗一首，抒发了他对学习的深刻体会，他把学习比喻为登山临海，必须确立高大的志向，怀抱不惧艰险的巨大勇气，虽然付出，必有所获。他在诗中还寄寓了对老师的无比之崇敬和深切之缅怀。

郭子章《黔记》中还记载了道林先生向心庵讲授心性之学的情况。道林示云：“万物一体之义，不当求之于静中光景。人与万物同于宇宙胞胎中，何有彼我之分，为心所蔽，故只见得尔为尔，我为我。若心中澄然无物，便知宇宙浑然无物无我，此心便无物不贯，故学只在胸中无物耳。自今吃紧一着，只在澄心上用功，不必想象模拟也。”道林于黔中讲学时，即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之旨传于弟子，而今又以“万物一体之义，不当求之于静中光景”示心庵，这一进路显然与当年阳明示辰中诸生“求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之情形相况。不知心庵后来在渔矶教人静坐时，是否接续了乃师教谕，此为后话。道林在龙冈师从阳明后，又于湛甘泉门下问道于“随处体认天理”之旨，其云“人与万物同于宇宙胞胎中，何有彼我之分，为心所蔽，故只见得尔为尔，我为我”之义，已与阳明“心外无物”之义相异，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楚中王门之冠的蒋道林，在他晚年传播的心性之学中，已然包涵了较多甘泉成分。心庵后来身为黔中王学殿军自所不疑，但明中后期各个学派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情形，实为常态。

二、与清平孙应鳌等为性命交

如要准确地说，心庵在道林那里学习了几年，尚不能确知，但“数年卒业，乃归，与清平孙淮海先生为性命交”，则是有据之实。心庵由此而步入他一生为学之道的第二阶段。“性命交”，即通常所谓“生死之交”。“性命交”非酒肉之交，非利益之交，甚至亦非淡如水之君子交，而是志同道合，与之生死相付，相依相托，乃是人我之交的最高境界。

说孙马二人乃为“性命之交”，有孙山甫几首诗为确证。

早在孙应鳌山甫与心庵一同师事道林时，山甫就有《怀马心庵》诗一首，回顾了二人拳拳之谊：

万桃冈上共歌游，十载离心绕故邱。

得意烟霞令税驾，有时风雨独登楼。

东西南北知音少，泉石沙汀卜地幽。

折尽梅花难寄与，停云落月两悠悠。

诗中描写了在万桃冈上与心庵“共歌游”的美好记忆，把桃冈故邱比作“心”之萦绕处，离开十年了，依然不能忘怀，特别是与心庵在一起的日子。真是“东西南北知音少”“折尽梅花难寄与，停云落月两悠悠”啊！作为在桃冈师从道林的同门，山甫时时想着与心庵同隐而问学的快乐生活，其《闻心庵欲来同隐》一诗，更是道出了他的真情实感：

白头愿得一心人，万岁为期属所亲。

对榻平分孤月影，杖藜偕赏四时春。

苏门啸罢能同调，彭泽归来不厌贫。

漫道渔矶烟水阔，玄亭风物更清真。

山甫诗中“白头愿得一心人”“对榻平分孤月影”以及视心庵为“同调”的感慨，不难使人联想到他们栩栩如生的游学场景。最后一句“漫道渔矶烟水阔”，显然说的是多年以后在南明河畔讲学的场景了。二人不仅在桃冈如此，更是在渔矶时依然是“对榻平分孤月影”“杖藜偕赏四时春”，从早到晚，春去秋来，两个老学人，真真是大师老矣！尚能适否？

心庵不仅与山甫为性命交，且与李渭亦为至交。心庵作《渔矶别集》，同野即为之序。序中说：“心庵欲渭赘一语于卷末，且以为心法云云。”此序是心庵主动邀同野作。《渔矶别集》和《渔矶集》从其标题所示，应当均为心庵于南明河畔所著，故可知，心庵与同野的友情实已跨越两个阶段。彼此之间学问的切磋和思想的交锋亦多所经年。从李序即可知晓，“心法”显然是二人切磋的主题之一。“心法”之理路当从阳明而来，先生创“四句教法”后，“心法”功夫的有无成为后学们聚讼不己的话题，故有“良知现成”与良知“归寂”之论的分疏。心庵显然主“心有法”，且思同野与之唱和，然同野则以“心无法”回应，遂构成李马二人的“鹅湖之辩”。李序：“渭日：心有法乎？”同野发出的疑问直截了当。“心”即良知，“法”即为功夫。“心”和良知皆为本体。肯定“心有法”，自是良知不离功夫，功夫不妄良知，是肯定本体与功夫一致的路数；反之，主张“心无法”，认良知为先天自给自足，勿须功夫始得，自然是龙溪、王艮等现成一派路数。同野原来也是主张“心有法”的，“向者渭亦斤斤谒人曰‘心有法可传”，却在读了《论语》后改变了看法：“近读《鲁论》，窃睹记夫子教指，即心字，亦未见欠矣。”接着读下去，渐渐就有了新的看法：“语次间，惟颜渊则日：‘其心三月不违仁。自语云：‘从心所欲不逾矩，两言外不闻矣。”孔子称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说到自己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中除这两句话外，鲜见有关“心”的提法。心是有法，抑或无法？同野主张：“法因人立，心无法。有法，即心也。”所谓法，即功夫，是人为后天而立，从这个意义上看，心本身是无法的；又从良知之自给自足上看，良知本体又是有其功用的，勿须后天外来添加，故心又是有法的。“有法，即心也。”同野的考虑尤为思辨，却近于现成良知之论。他举了《论语》中数个著名例子来说明圣人心法之固有，这些例子都是圣人因材施教而对“仁”的询问的区别作答。如答颜渊，“语克己条目，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答仲弓为仁，“则语之以出门使民、见宾、承祭、在邦”；又如答“尧舜禹之执中”，曰“四海困穷”，曰“万方有罪”，曰“四方政行天下归心”，故同野曰：“为仁不离乎日用，执中不远于万方，圣人心法岂空悬摸索者哉？”同野的意思实际上是，心无成法，心无即成之法，心无固定之法。无固定之法，非为法之空无所有，要去作悬空摸索者。心法是因人而立，“因材施教”的，为仁之心法断不能离乎日用，是具体而微的法，而不是抽象无端的法。同野的“心无法”实质上是“有法”，是“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即“法因人立，心无法”。这种具体而微的“至法”就是“有法，即心也”。由此看来，同野的“心无成法”之“心无法”，并非是对心庵的“心有法”的反对，而是对心庵的“心有法”的深化和扩展。表面上看，同野的“心无法”似乎有落于现成良知之嫌疑，实质上看，却有完全的不同。心庵和同野的“心法”之论皆于良知在本体和功夫的一致性上维护了阳明本旨的一贯路线，并有所深入和发扬。心庵为学的此一阶段，不仅与孙山甫为性命之交，且与李同野在思想上有深度的切磨砥砺，交相发微的灵魂之契合。

三、于渔矶构栖云亭，静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心庵在渔矶三十年，是他自己的学问——身心之学圆融无碍、悠游自得的最高阶段。此时的心庵在贵阳讲学，影响日盛，曾经有阳明的另一后学日冯成能，浙江慈溪人，嘉靖十四年进士，隆庆五年任贵州按察使，更是心庵的超级粉丝。《贵阳府志》卷五十七载：“贵州会城旧有王阳明祠二。贵阳之设府也，以其一为知府署，一为府学，而移祠于僻巷。成能至，则择地于城东隅，请于巡抚阮文中，更新之，并作书院于祠内，延乡先生马廷锡讲学其中，自为之记。”可见当时心庵的影响。莫友芝也谈及“提学宜兴万士和、巡抚南昌阮文中、布政龙溪蔡文、按察慈溪冯成能，相继延心庵主讲文明、正学两祠院”，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心庵已然成为一代宗师。

“渔矶”乃贵阳南明河中之_小岛，当年心庵于小岛上自构之栖云亭早己不见踪迹，万历年间，黔抚江东之取“甲于天下之秀”意，于小岛上建了“甲秀楼”，迄今逾四百年完在，遂使此楼成为黔省筑府之历史地标。心庵于渔矶上之栖云亭静坐三十年，他的《渔矶集》应该就是著于此时。通过静坐之三十年，有悠然自得之趣，且自警略日：“必极静、极清，以至于极定；始长觉、长明，以至于长存。彻头方了道，入手莫言贫。”莫氏《黔诗纪略》：“其励志如此，久之，悠然自得于道林所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者，更不思索，随所感触，浑是太和元气。”故此可以认为，心庵的心性之学、天人_体之论，受蒋道林影响，是融贯了阳明血脉与甘泉因子的。他的《警愚录》亦当著于此时。在渔矶时间最长，达三十年，既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三个阶段，也是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段的心庵之学，可以三项内容加以概括：一是他的心学功夫，其重要特点就是静坐，这一静坐的功夫乃是当年阳明于龙场，又传之桃冈蒋信，而深契于心庵之理路，实乃一脉相继的路数。不过心庵这时的静坐，已嵌入了“警愚”的反省，显然是较为高明的路数；二是心庵于渔矶静坐三十载的同时，亦伴随着其三十年的实地讲学，“南方学者争相负笈请业，（一时）渔矶栖云间，俨嗣桃冈之威。”时督学万士和延心庵入书院为诸生师，四方学者益仰之，按察使冯成能重修阳明书院，亦“延乡先生马廷锡讲学其中”，甚而有巡抚王绍元谓其“笃信好学，妙契圣贤之经旨；默坐澄心，远宗伊洛之渊源”，并立疏荐于朝。“抚按复连疏以真儒荐”，心庵却“坚辞不肯起”。第三就是其立言为《渔矶集》（或又有《渔矶别集》）和《警愚录》等，而万历巡抚郭子章拜读之，有“朝闻夕可”“不愧龙场”之叹。关于心庵渔矶三十年，较详细的记载有见于郭子章《黔记》四十五卷之《马内江廷锡传》。

之所以郭之章有如此感叹，完全在于心庵之思想旨趣与思想深度。心庵静坐归隐思想的特点，是喜好静中求性，倾向于江右之“归寂”说。他在贵阳南明河畔渔矶建栖云亭，于其中趺坐三十余年，由静坐而生悠然自得之趣。将精通诗词文章不过视之为小聪明，视之为细枝末叶，只有归寂心体，做到一尘不染方是心性本体。—方面，心庵与李渭、应鳌一样，皆对朱熹重外在性的知识论理路不予认同，而持阳明先生内在之路径；另一方面，心庵对于如何把握心性本体、本根却持有独自的看法。心庵的“初心”，虽在阳明学语境中之一定程度上，可同于阳明的“良知”，因为阳明的“良知”的确有不学不虑之赤子初心层面之意蕴。不过心庵认为，获取良知，务求心体之极清极静以至于极定的境界，方能明觉心体存在，而求知心体存在之方唯在于静坐归寂，而后明觉心体方得，心体实存之道方通方达。心庵固然有主张周旋世务，即刻入世一面，或多或少消解了枯坐孤影的弊端，即“警愚”，较好地保有了静坐之极静极清以至于极定的高明状态。有当地官员、学者认同于心庵“默坐澄心”的静坐方式，意为其很好地契合了圣贤的宗旨、精神，有飘然物外的超然气度，也有无纤毫分外之求的道德情操。其境界大有一种“颜似冰壶，形如野鹤”之气象，体现了既鄙视功名利禄，又持修道德性命的儒门风度。如此脱凡去俗之高明气象，着实可贵，故郭子章称道为不负阳明龙场传道使命（不负龙场）。难怪有人要请他出山主讲书院，甚至把他与当年讲学于贵阳修文的先师阳明相提并论：心庵在贵阳讲学所形成之影响，被誉为“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

书院这种教育机构形式已有极为悠久的历史，其既有官办，更有民间所立。作为一种民间教育机构，通常的观点倾向于认为，书院的初始形态产生于唐代，到宋代渐趋成熟，明清逐渐向官学化发展，到清末改为学堂。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期，民间书院与官办书院各自设立，王阳明在黔期间，先是创办了龙冈书院，后又讲学于文明书院，这两所书院，一前一后，前者为在乡民们帮助下阳明白行创办的民间书院，后者则是前后任职提学副使的毛科与席书举办的官办书院。龙冈书院虽然极其简陋，不过由何陋轩、君子亭、宾阳堂等组合而成，但却在历史上能够留名，因为它与体现着人类价值与理想的王阳明的“龙场之悟”有关。“龙场悟道”之所以是王阳明一生求索中最为看重的一桩大事，在于它揭开了阳明“心学”体系之宏伟建筑之开端，所以龙冈书院的创办，就成了阳明所极为钟爱的事业，因为这两件事隋关乎着阳明的悟道与弘道这一宏大事业（“人生第一等事”）的两个重要环节。他在做这桩事情时显得如此地主动。相反，阳明讲学于贵阳文明书院，则完全出于被动（席书数番请益始出）。虽然他在文明书院开始提出他的“知行合一”之论，这在他思想发展的进程中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他在这一官办书院的短短几月里并不像他于龙冈书院时那么畅快得意、心境裕如。据记载，阳明在文明书院至多只是一主讲而己，虽然提学席书待他甚厚，但他在文明书院逗留了短短数日，难怪此书院之名之“文明”二子早已为人淡忘，连钱德洪的《年谱》等史料也只是以“贵阳书院”含糊称之。阳明和史上绝大多数儒学宗师一样，主动而愉快地悠游于民办书院，被动而应付地讲论于官办书院。蒋道林也几乎完全相似的经历，即热衷于自在的民间游学而也曾应付于官办书院，由于对官学不甚用心，以至因“劾以擅离职守”而“削籍”。《黔诗纪略》《内江马心庵先生廷锡三首》所附小传，顺带描绘了蒋道林如何从学于阳明先生，如何又“大有所得而去”，如何于心庵举乡一年后以副使提学贵州，又如何以“寻告病归”，“后奉恩例”而“冠带闲住，筑精舍于桃花冈，聚徒讲学”的全过程：

王文成守仁之谪龙场驿丞也，见武陵蒋信道林之诗而称之。时道林方为诸生，与冀元亨暗斋证“大学知止”是“识仁体”。暗斋跃曰：“然则定静安虑，即是以诚敬存之矣。”而皆未敢遽是。相携走龙场，受业文成之门。居久之，大有所得而去。楚中传姚江学者，虽有耿定向天台一派，流至泰州王艮，然后多破坏，不如武陵蒋、冀得其真醇。心庵乡举后一年，道林以副使提学贵州，重整旧祀。阳明之“文明”“正学”两书院，择士秀者养之其中，以示趋向，使不汨没于六俗，教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一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心庵为之冠。道林又置龙场阳明祠祭田以永香火。湖广偏桥、镇远、清浪、平溪、五开五卫，地错贵州境，诸生乡试险远，多不能达，请增贵州解额，使之附试。寻，告病归。御史劾以擅离职守，削籍。后奉恩例，冠带闲住，筑精舍于桃花冈，聚徒讲学，置学田以廪远方来者。终日危坐其中，弦歌不辍。贵州旧从学亦有往者。

文中提到“阳明之‘文明‘正学两书院”，皆为官办，文明书院前已提及，正学则是后来所办，与阳明关系不大。蒋信于这两所书院讲学时间并不长，便寻病告归。回到武陵创办了桃冈精舍，醉心于私人办学，聚徒讲学，置学田以廪远方来者，以至于达到“终日危坐其中，弦歌不绝”的境界。原来在贵州受教过的许多学生也前往桃冈重新师事道林，马廷锡就是其中之一。心庵甚至连县官都不做了，也要前往桃冈。其时心庵知四川内江，职差应付难以安心，“尝念所学不尽澈，每白叹日：‘吾斯之未能信，无乃贼夫人之子乎？二岁即投籍走桃冈，就道林居。”心庵于渔矶讲学之盛，不仅从影响上看“盖自阳明、道林后仅见”，且从风格上也与阳明、道林趋同，也曾有分别就讲于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的经历。他在官办书院讲学，是因提学万士和、巡抚阮文中、布政使蔡文、按察使冯成能出面请他主讲之不得己而为。然心庵最为得意的讲学生涯，则是渔矶时段，正如他自己所赋诗云：“悠然坐矶石，尘虑忽以祛。垂纶不设饵，渊鳞方跃于。亦知君子心，在适不在鱼。君不见，沙边鸥鸟解忘机，物类浮沉宜不殊。”果然是于渔矶构栖云亭，趺坐其中三十余年，有悠然自得之趣。

心庵的思想源自道林，而道林之学思则源自阳明。由阳明而道林而心庵，一条黔中王门之传承谱系之脉络清晰可见。“悠然自得于道林，所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者，更不思索，随所感触，浑是太和元气。”这正是心庵自析其理气、心性贯通无二之思想深受道林浸育的自白。蒋信在理气观上认为：“宇宙只是一气，浑是一个太和，中间清浊刚柔，多少参差不齐！……先儒却以善恶不齐为气质，性是理，理无不善，是气质外别寻理矣。”此处除有甘泉因子外，明显吸收了关学张载一系的气论之说，主张宇宙万物只是一气充塞流行。心庵受此影响，也认为“随所感触，浑是太和元气”。

道林反对张载、朱子等宋儒以义理之性为纯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的说法；不同意将义理之性于价值判断上高于气质之性，并独立于气质之性以外的提法。道林以为，既然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同出一个太和”，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就应原为一体，故而主张理气合一的一元论，反对将理气二分。道林关于理气与心性关系的独特诠释，其要在于通过排除理气二元之弊，而扬心性一元之旨。道林道：“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心是气，生生之心便是所言天命之性，岂有个心，又有个性？”道林认为所谓理气合一，其实质就是心性合一。理气与心性，实指一也。这样的阐释为心庵所接受和认同。心庵所言“理气心性人我，贯通无二”，即是直接承之道林而来。道林之论显然又是上宗阳明先师。阳明、道林、淮海、心庵，在理气与心性之_元论上，观点一致而统一。阳明言“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应鳌则言“盖性即此心。”就心性本体论而言，包括阳明在内的黔中王门诸家均站在完全相一致的立场上，与程朱之论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本体论上是如此，在功夫论上亦同然。

心庵在理气、心性问题之本体论上完全认同道林，但在功夫论上，他发展的也是道林静坐功夫一面，这是他居渔矶三十年而名闻于世的独特之处。心庵诗《山中吟》，表达了其对归隐、自得、和乐的追求：“春阳律转先深山，村村花柳回雕颜，鸟鸣高树声关关。几家烟火自村落，春酒熟时相往还。”俨然一幅花柳鸟鸣烟火的山村美景，更是其自适心境的表露。在《矶上》则是希望在南明河畔“悠然坐石矶”，逸然自得。“亦知君子心，在适不在鱼。”则是其随应心境顺适自在的感受。

鉴于阳明曾有过良知虚寂特征的表述：“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这种关于良知的多重阐释，为后学们留下了多选的路线和展开的空间。心庵强调要“抱守初心”“一尘不染可窥心性本根”，必然引入静坐澄心的修养功夫，其路数更靠近江右之聂豹、洪先的“归寂”说。双江针对时下王门各宗分歧，日：“今之讲良知之学者，其说有二。一日：‘良知者，知觉而己，除却知觉别无良知。……一曰：‘良知者，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前者所指乃龙溪、王艮之现成良知之说，后者则指双江与洪先等的归寂之论。双江认为良知本体不可能现成具足，往往被后天意念所污染，故需施以后天功夫以去其昏弊。这样一来，主静亦成为了心庵所主之思想旨趣及所持之修养功夫。主静以涵养良知未发之寂体，直接充养虚寂的心体，使良知得以复初、复明，用心庵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警愚”。依笔者的理解，心庵的“警愚”具有如下双重涵义：一是针对良知在“未发”时的警惕、慎独；二是针对良知在“已发”后的警醒、荡涤。罗洪先遵循双江的“归寂”说，言“此间双江公，真是霹雳手段！千百年事，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而阳明公门下犹有云云，却是不善取益也。”心庵的静坐澄心，就是他从蒋信、双江诸公手上接过的“霹雳手段”，在他看来，众多的王门后学中，毫无疑问双江的“归寂”说甚为佳良，故言：“静中隐然有物，此即是心体不昧处。”直接通过静坐、归寂功夫，截断意念的纷扰，才能使本明的心体不能遮蔽。心庵也同样强调：“必极静极清以至于极定，始长觉长明以至于长存，彻头方了道”，静坐到极致，以至于达到一种澄明的心理状态，才是彻底地把握了心体之道。难怪郭子章要说他“讲性命之学，其旨皆以静养为主。”心庵主张的所谓心“有法”，此“有法”实质上就是他成就心性之道的“静坐澄心”之法、“涤虑玄览”之法。正因为有了他的这一“成法”，遂使心庵的思想旨趣每每安之于“悠然自得”之境界，这大概就是子章所云“朝闻夕可”“不愧龙场”之深广奥妙之意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