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霞

在中学语文（母语）课程当中，或能够将其划分为两门课程：语言课（包括写作）与文学课；或能够将其合并作为一门课程，并将语文的每一册课本都划分为具有相对具有独立性的语言（包括写作）与文学两大类体系；而无论是采用划分法或是合并法，都将会以文学为主、语言为辅。

语文按照字面意思来进行解析即为语言和文学，其正确性较早即已经被大量研究实践所证明，已成为定论，无人会再对此进行置疑。当前，在全球教育领先的国家与地区当中，如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十分重视本国的母语文学教育，并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来进行学习。而在我国中学阶段的教育当中，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作为一种常识性的理念，也同样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培养中学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即为中国语言文学系。

但是，在我国教育界长期以来对于中小学语文的认知方面，并不认可语文即为语言和文学此一常识性认知，并将此认知视为违背传统理念的片面看法，而“什么才是语文”这一常识性问题，竟然成为了困惑了我国教育界50余年的难题。众多的语文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学者所诠释的“什么才是语文”，大多背离于人们的常识性的认知，并不乏失实之处。

中华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传统，但是，由于在历代封建王朝，出于稳固自身统治的需要，将儒学置于社会教育的最高地位，而无一例外的都会对文学进行边缘化，而《诗经》作为自西汉以来至清代末期，一直是我国2000余年的儒学重要教材，《诗经》仅仅是自隋唐“开科取士”以后古代科举的入仕之书、以及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之书，其自身作为文学作品的知识性与艺术性，大都被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所歪曲。《诗经》之所以被奉为我国长期的儒学教育教材，正是佐证了我国在古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传统。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发展的影响下，废止“以儒入仕”的科举制度，由“效法西洋教育”的现代学校取代了私塾教育，意味着我国开始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而在当时，源自于西方近现代教育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正是完全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由于传统的封建教育当中，多只是注重于儒学的学习，近现代教育课程当中的化学、美术、生物、音乐等多元化的课程，都是古代封建教育所不具备的。因此由西方引进现代化的教育，从编定教学大纲，学科设置、教材内容，都有着学习西方教育的厚重痕迹，所以在当时能够较快的使得我国教育与世界接轨，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儒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道德，其目标为科举入仕，所设置的是近似于文科综合课。现今，在“国学”教育兴起的背景下，许多学者提倡以《弟子规》《千字文》等古代“蒙学”知识作为当代语文教育的基础教材。

其次，是基于现实的原因。上个世纪曾进行过两个阶段的语文教学改革：50—7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语文应具有宣传教育的使命，是传播思想政治的主阵地之一。因此当时的语文课也异变成为了政治教育课。例如在60—70年代初期的中学语文课程当中有鲁迅的多篇短篇小说，名义上是文学课，但是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其实质是政治教育课，《呐喊》当中的人物都被政治化的划分成不同的政治面貌，泛政治化下的文学作品，也异变成政治文章，从而与作为文学作品的《呐喊》的思想意识相去甚远。这是由于在当时“阶级斗争生活化”的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问题。

70年代末期—当代为第二阶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为：确定了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当时教育界提出了语文教育的工具论。而在70年代早期及之前更早的时代，将语文泛政治化，其中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其存续了语言教育。当工具论开始发展起来时，由于文革的开始，工具论被废止。因此在60年代—70年代初，工具论的主流理念地位并未能完全树立起来。直至70年代末，语文教育开始蓬勃发展，才将工具论正式确立为语文教育的主流理念。当时的语文教育专家学者倡导开展“人文性的语文教育”的思想意识发展大讨论，对于语文教育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语言作为一门科学，也有其整体性的系统。其自身具有的特质，完全不同于理科学科所具有的特质。当然作为一门科学，其也会有自身的科学规律性。中文作为中国及全球华人共同的母语，同时也是全球应用人数最为广泛的语种，不容置疑的是其所具有的科学规律性。而对于当代的公民而言，应用母语不能仅依据自身的感觉，应该客观的来认知母语所存在的科学规律性，明确如何应用母语才能体现出其正确性。

叶圣陶先生曾言：“语文为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一致性。”构建起正确的语文理念，有助于构建正确的语文教育理念。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差异性的语文教育理念，大部分都是由于对语文概念产生的多元化理解而形成的。例如现今广泛流行的语言教育理念和文学教育理念，是与将“语文”诠释为语言的文学具有关联性。有怎么样大语文理念即会产生怎么样的语文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