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

摘 要：洪秀全利用儒家文化充实拜上帝教教义，以此发动广大民众掀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金田起事之后，出于巩固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思想武器的作用，洪秀全采取了摧毁儒家文化的策略。但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天京事变的发生，拜上帝教神话的破产，洪秀全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儒家文化。从利用儒家文化到激烈的反孔斗争，再到对儒家文化的回归，洪秀全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嬗变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理，更说明了农民与小生产者所固有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依旧跳不出代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的窠臼。

关键词：洪秀全;儒家文化;嬗变

中图分类号：K25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9-02

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利用到斗争再到回归的嬗变历程。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利用儒家文化丰富教义并促进其传播。随着造反目标的确立，以及为确保皇上帝独一真神的信仰，洪秀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洪秀全显示出了对儒家文化回归的倾向。

一、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利用

洪秀全作为失意的士子，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对基督教并不熟悉，不得不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素材。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籍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梁发所编译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这本书中梁发阐述著述宗旨时说：“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若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独久安长治，且使世界之上，那奸盗诈伪之徒，必交相劝勉，改悔前非。”[1]梁发原本是印刷工人，对基督教的理解极为肤浅，为了使文章具有“中国味”，在字里行间掺入了儒家文化的成分。《劝世良言》卷三甚至认为“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2]。所以，曾经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就明确指出，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说：“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3]而洪秀全更是熟悉儒家文化，但并不理解和熟悉《圣经》，又因《劝世良言》“因多译自外国方言，又无序言及注解”[4]，洪秀全只能自行研究揣摩，因此拜上帝教不可避免地会染上儒家文化的色彩。

在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早期著作中大量引用儒家内容。如在《原道救世歌》中所说的那样，“周文孔丘身能正， 陟降灵魂在帝旁。”[5]156《原道醒世训》中把儒家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描绘了一个“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5]157的人间理想天国。《原道觉世训》中“《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5]159洪秀全又将基督教的独一真神上帝与中国古代文献里的上帝结合起来，试图弥合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分歧，这样不但能使上帝在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得到认同，而且还能使他的传教活动因为包含儒家文化而获得生存空间。这样就使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初期不但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较少，而且还能吸引石达开、韦昌辉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儒家文化大量掺杂在拜上帝教中，使洪秀全可以利用儒家文化阐释拜上帝教教义及促进其发展。

二、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斗争

洪秀全借助拜上帝教起兵造反，就避免不了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文化相冲突，因此洪秀全施行了摧毁儒家文化的政策。在金田起事之后，洪秀全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凡各馆书士如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蒙兄弟者，斩首不留。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6]231-232一个目击太平军在南京搜禁“妖书”的儒家知识分子记述当时情景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7]更为悲剧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也是尽力打击，太平军在皖赣时，“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而死。”[6]303

这种摧毁儒家文化的政策，不仅没有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曾国藩说：“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5]264正是洪秀全的这种过激行为把儒家知识分子彻底的推向了对立面，与中国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抗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其，李剑农先生之评价：“湘军的名教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加以曾国藩、罗泽南一辈人的鼓舞激励，自然非太平军的神权主义所能抵抗。”[8]从始至终，太平天国始终都没有什么高明的谋士，“获科举功名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到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会众中自然也有许多断文识字者，但他们大多是科场失意的人或在社会边缘靠通文墨为生的人：有些是在官府衙门谋差的低级胥吏，有些是靠自己粗通律书帮人打官司的人，有些事略通古籍医典四处行医者，有些则是当铺老板、商店店员、小业主，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角色倒错的人物，他们冒名顶替为那些急于获取功名又无望中考的人去代考。”[9]这就使太平天国的领袖们缺乏政治眼光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变。正如李秀成在被俘后所说的那样，清军中“多用读书人”，太平军中“无读书人”[10]。孙中山先生针对洪秀全不重用知识分子的失误，指出：“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于亡于曾国藩等儒生之领兵。”[11]毛主席也认为太平天国“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心理的，曾国藩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12]洪秀全决不能容忍儒家文化对确立皇上帝独一真神信仰所构成的威胁。如果没有了拜上帝教，那洪秀全的“天国”也就随之消失了。

三、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回归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后，由流动作战变为雄踞江南的富庶之地，这使得拜上帝教的领导者们迫切需要有一个能处理实际事务的指导思想，拜上帝教无法满足这一现实需求，这必然会导致对儒家文化的回归。1853年5月，东王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公开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13]552，这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儒家文化在太平天国的合法性。1854年3月，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又表态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几有合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14]杨秀清借天父下凡肯定了四书十三经和历代史书的价值，这是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改变，焚书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

1854年4月，洪秀全下诏删改六经，设立“删书衙”，规定一切孔孟之书待删改镌刻颁行后始准诵习。洪秀全亲自对儒家经典作“御笔改正”，经过“御笔钦定”的儒家经典就被认为是“开卷有益”的东西，要天国的子民们“备而习焉” [13]552。这在某种程度上固然说明了洪秀全与杨秀清在太平天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但也恰好说明了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回归倾向。1856年“天京内讧”之后，拜上帝教受到极大的打击，太平天国的文书中则越来越多运用儒家经典语句，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三纲五常说教。如1860年太平天国颁行的《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中明确提出“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13]515。又如1861年洪秀全在钦定刊刻的《英杰归真》中强调，“学尧舜之孝弟忠信，遵孔盂之仁义道德”[13]585。洪秀全在儒家文化中热衷于寻找皇权主义和封建纲常思想，规范“天国”礼仪、稳定社会秩序，表明他越来越回归儒家文化了。

综上所述，洪秀全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嬗变，说明了农民小生产者在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下，不可能有超越封建主义的精神境界，其意识形态仍然是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洪秀全利用儒家文化来论证皇上帝的合理性，使拜上帝教深刻地烙上了儒家文化的印记。拜上帝教要想在中国发展下去要么像佛教、道教一样把自己的教义与儒家文化相融合，要么干脆向儒家文化开战，只有摧毁了儒家文化，拜上帝教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然而洪秀全并没有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走上了摧毁儒家文化的道路。农民小生产者不可能完全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随着拜上帝教的欺骗性暴露无遗，洪秀全自觉或不自觉地又奉行起了儒家文化为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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