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

摘 要：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国沉沦，日本崛起，俄国加紧在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互相接近。基于远东格局的这种变化，清政府在“恐日”“仇日”情绪的支配下，期待“联俄制日”。1896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是清政府实施“联俄”政策的结果。清政府本意是“联俄制日”，结果竟使俄国逐步把东三省变成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出兵占领东三省，中俄矛盾激化。中俄东三省交涉，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各种力量介入其中，受其影响清政府由“联俄”走向“疏俄”。

关键词：甲午战后;清政府;联俄;疏俄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2-04

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国沉沦、日本崛起是最显著的特征。日   本经中日一战，俨然崛起为远东一霸，“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强盗平起平坐，成为远东乃至欧洲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西方列强对之刮目相看。日本作为一支新兴势力出现在东亚舞台，其“八■一宇”的征服计划，矛头指向落后的中国。甲午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恐日”和“仇日”情绪。清政府因无力对抗日本，所以为摆脱困境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期望结强援以制日，这引发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本文以甲午战后远东格局的变化为视角，探讨清政府对俄外交的嬗变。

一、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出台

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暴露了中国的全部弱点，日本想在中国大陆获得领土的企图虽然落空，但日本夺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实质上意味着瓜分中国的开始。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国外政治领袖们的贪婪野心，此后，列强展开了对华政治和经济霸权的争夺。对华贸易问题不再是它们唯一的或主要的问题，重要得多的事情是中国国家政治上的前途问题。”[2]3战后英、俄、法、德等各大国，都力图利用中国战败的局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声称，甲午战后的中国“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他认为中国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认为英国政府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3]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如何摆脱困境是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恐日”和“仇日”情绪。因无力对抗日本，所以清政府为摆脱困境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期望结强援以制日，这开始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以“亲英”为主，这主要因于，首先，英国在华势力居列强之冠，攫取的利权最多，“一切外国人对华关系的基础是南京条约”[2]5，英国人带头在中国谋取通商方面的利益，其他列强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均沾，英国对清政府政治影响力远胜其他列强。其次，在经济上，英国“占中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2]52，掌握着对华贸易霸权。此外，英国人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一职。

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逐渐由“亲英”转向“疏英”。这主要因于英日接近。在远东，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为了抗俄，英国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为此，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同意日本修改条约，于1894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废除英国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日冲突时，英国政府声明：“如果日本答应把上海视为中立区而且在战时不破坏英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则英国政府将保守中立。”[4]117新的英日通商条约和英国政府的这项声明是对日本的外交支持，消除日本的外交顾虑，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准备了外部条件。甲午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英国更决意拉拢日本制俄。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引为奇耻大辱，英国没有参加干涉赢得了日本的友谊。日本在议和条款中要求中国增开港口，开设工厂等规定，也博得了英国政府的赞可，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外交上不敢再自行其是，急切地寻求外援，特别是英国的援助。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靠拢。英日接近使清政府大为疑忌，经甲午一战，清政府在外交上由“亲英”转向“疏英”。

清政府在“疏英”的同时幻想“联俄”。19世纪末，俄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转向远东，其战略目标的核心是中国东北和朝鲜。甲午战争刺激了俄国在远东的贪欲，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妨碍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计划。俄国在助华的幌子下，联合法德，上演三国干涉还辽，对清政府佯示好意，笼络中国，其实在狭功索报。当时，甲午惨败，清政府无力对抗日本，而英国又偏袒日本，俄国的干涉遂引起中国朝野“联俄制日”的幻想。王芸生认为：“慈禧与李鸿章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外而疆吏，乃无不以联俄拒日为言矣。”[5]三国干涉的消息传出后，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要清政府“因势利导，与之结欢，让以便宜，在所不惜，中俄既合，庶可以制东西两洋”[6]。湖广总督张之洞认为：“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约以结强援……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日人凶锋，借此少挫……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界务，酌与通融。”[7]在这些封疆大吏的倡议下，清政府联俄自保的倾向愈发滋长，国内一度出现了“仇日、疏英、联俄”的气氛。

在甲午战后，远东格局的变化中，日本崛起为东方强国，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接近，衰弱的清政府为了拒日，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幻想“联俄制日”，这种情绪的存在与发展，恰有利于俄国对清政府进行诱骗，把侵略魔爪伸进中国。

二、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实施

甲午战争暴露了清政府的衰弱与无能，战后，各大国都力图利用中国战败的困难局面，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其时，资本主义已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各大国在中国争夺租界和势力范围，争相对中国资本输出，办银行，修铁路已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掠夺中国的主要特征。

俄国在干涉还辽的幌子下，以中国利益“保卫者”的面目，积极参与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勾当。当时，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至外贝加尔地区，关于该铁路在远东的走向，俄政府内产生了意见分歧，财政大臣维特力主该铁路“径直穿过中国领土，主要是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据我计算，这条线路可以缩短全程的长度而且便于修筑……经过满洲的路线可以节省五百一十四俄里”[8]67。维特认为：“所拟联结外贝加尔省与海参崴的铁路不仅有经济的意义，还有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9]。他主张以西伯利亚铁路为工具，通过铁路与银行，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和平征服。”对远东充满贪欲的尼古拉二世采纳了维特的意见。

为了达成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东北越境的目的，俄方一方面擅自派人到中国东北勘测铁路线路，另一方面通过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多方试探清政府对“借地筑路”的态度，清政府声明自造铁路。俄方欲通过外交手段实现西伯利亚铁路越境。适逢1896年5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俄方借此耍弄阴谋，以实现“借地筑路”之外交目标。

清政府应俄国的要求，1896年初，授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致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并前往英法德美等国联络邦交[10]。行前，慈禧亲自召见李鸿章，翁同■也和李鸿章谈了“密结外援”问题，清政府确定了与俄国结盟的方针。

俄国对李鸿章的访问，做了周密的安排。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李鸿章商定了此行路线，沙皇亲信乌赫托姆斯基前往埃及塞得港迎接，李鸿章一行到达敖德萨时，俄国政府给予李鸿章国家元首之礼，给李配备了专门卫队，“俄水陆提督暨地方文武接待甚恭”。[11]8热情隆重的接待，高规格的礼遇更坚定了李鸿章“联俄”之志。李鸿章丝毫没有意识到已落入俄方的外交陷阱。

中俄谈判在1896年5月3日正式开始。俄方代表是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为了尽快实现“借地接路”的外交目标，并使清政府和李鸿章在“借道北满”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俄方以表面上承认“中国的完整”和中俄缔结防御同盟为策略。谈判伊始，维特指出：“为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必须有一条路线尽可能最短的铁路，这条路线将经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而达符拉迪沃斯托克。”[8]69换言之，中国要与俄国结盟，以中方同意俄方“借地接路”为前提条件。

李鸿章对维特的问题难以应付，临行前他与慈禧太后和翁同■只谈到密结外援，未允给予俄国“接路”特权，李鸿章不敢贸然答应。维特搬出了沙皇，沙皇尼古拉二世两次接见李鸿章，沙皇宣称：“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11]9-10沙皇明确提出由俄华银行承办接路，并妥立章程。在此后的谈判中，俄方坚持对华“出力援助”，要以中方同意“接路”为先决条件。洛巴诺夫称：“华有事俄助，俄有事华助，总要东路接成乃便。”[11]10在俄方压力下，为了“联俄拒日”，李鸿章妥协退让，清政府也不得不放弃自办铁路的初衷。1896年6月3日，中俄缔结了同盟条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为：日本如侵略俄国、中国，两国陆海军互相支援，彼此接济军火、粮食;战时俄国军舰可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中国政府允许华俄道胜银行建筑一条穿过中国黑龙江和吉林两省，通往海参崴的铁路;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用该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12]。清政府在俄国胁迫下，批准了这项条约，9月28日，中俄双方在北京互换了约本。

“中俄密约”对俄国修筑中东铁路一事，仅做了原则规定。密约签订后，俄国便迫不及待地要求签订铁路合同。在俄方的逼迫下，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方代表乌赫托姆斯基、罗启泰在9月8日签订了《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合同规定：“路轨的宽度同俄国路轨一样，经中东铁路运入商品的关税减低三分之一，中国政府对规定铁路税率一事不作任何干涉，铁路的收入免除一切捐税。”[4]136

清政府在“联俄”政策思想指导下，签订的“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把重大的国家权益出让给俄国侵略者，清政府和李鸿章原以为这样就可以换取俄国政府的“出力援助”，以达到“联俄拒日”的目的。其实，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愚蠢幻想，历史事实证明，俄方的援助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清政府和李鸿章掉进了俄国预设的外交陷阱。由此看来，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不但不能制止列强的侵华活动，反而招致列强更大规模的掠夺。

三、清政府在外交上由联俄到疏俄的嬗变

清政府为实现联俄外交，而与俄国缔结了中俄密约，中俄结成防御同盟。1897年底的胶州事件，是对中俄同盟关系的严峻考验，清政府援引中俄密约，设法获得俄国的支持，请求俄国调停中德冲突。但俄国却借机对中国进行掠夺，以“助华”为名，将军舰开进旅顺水域，利用军事恫吓、外交讹诈、重金贿赂等手段，胁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大和修筑南满铁路。胶州事件和俄国强租旅大事件宣告了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失败。清政府本意是“联俄拒日”，结果竟是俄国逐步把东三省变成其势力范围。

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趁八国联军侵华之际，打着保护中东路的幌子，出兵占领东三省，中俄矛盾激化。俄国武装占领东三省后，为巩固和扩大侵略成果，在外交方面谋求和清政府单独谈判，订立秘密协定，把对东三省的武装占领合法化。

在清政府方面，东三省是“发祥之地”，如何尽快收回东三省，不为俄国久占，自然成了清廷最迫切的愿望，因此，清廷同意俄方在彼得堡单独谈判，故中俄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没有列入北京议和谈判的议程。

中俄关于交收东三省的谈判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1年1月4日到3月26日，清政府拒签俄约，谈判停止。第二阶段从1901年8月2日到11月7日，因李鸿章去世谈判中断。第三阶段从1901年12月20日到1902年4月8日，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谈判结束。

中俄东三省交涉，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各种力量介入其中，受其影响清政府走向疏俄之路。

首先，俄方索要太重。谈判伊始，俄方坚持先批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暂章”乃是1900年11月俄国关东地区首席长官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诱逼盛京将军增祺所签，共九条，其中规定：“遣散华兵，交出军火，毁拆全省炮台火药局，俄派驻员住盛京预闻要公。”[13]56 “暂章”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对“暂章”并不知情，拒绝承认。中方代表杨儒在交涉中力争废“暂章”，再谈正约，加之“暂章”内容已为《泰晤士报》披露，日英等国抗议。在各方舆论压力下，俄方表示放弃“暂章”批准一事。随后俄方抛出正约十二条[13]57-58，俄方十二条不仅将东三省兵权、利权、派官之权一网打尽，企图独霸东三省，而且还要把蒙古、新疆和华北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在各方压力下，俄方对约稿做了一些删改，二次改稿计十一款[13]58-60。就内容而言，删改后的俄约独霸东三省的实质并未改变。为迫使清廷就范，俄方多次施加外交压力，勒逼中方画押，拒绝展限商改。

其次，俄国独占东三省的企图严重损害了日、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各国对中俄谈判严重关切。“暂章”内容一经透露，各大国反应强烈，力阻中俄单独缔约。俄方提出十二条约稿后，各国探悉内容，群起梗阻，其中英日反应尤为强烈。英日认为，东三省是一个有价值的殖民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不仅要阻止俄国南下，还想争夺东三省利权。日本早就觊觎东三省，对俄国的“干涉还辽”耿耿于怀。闻讯俄约之后，英日立即出面抵制。日本外交大臣青木警告中国驻日公使李盛铎说，如果中国签订俄约，日本政府亦将提出类似领土要求，结果势必引起列强对中国的瓜分[14]28。英国政府也声称：“东三省不宜另立约章，致各国效尤。”[13]74美德等国也一再劝阻清政府，不可与俄国签约。

再次，督抚意见分歧。俄约问题引起了清廷内部的一场争吵。刘坤一、张之洞受英日影响，极力反对批准俄约。张之洞认为：“此约万不可允，惟中国独力则难争。今幸英、日、德俱助我，惟有以众论公议拒之。”[13]239-240张之洞还向清廷提出开放东三省的建议，他认为“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13]251-252。竟一意依赖英日作为抗俄的手段。但是，李鸿章等人，则力主同俄国签约，他指责刘张“素■日、英，易为所动”，甚至为俄方辩护说“若照俄廷约款，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缪”，认为“自宜早定为是”[13]77。

最后，清廷游移彷徨，难控局势。清廷认为：“若竟将俄约延宕不办，则三省必不愿交还，各国将相率效尤，大局不堪设想。”[13]77-78为摆脱困境，清廷电令奕■、李鸿章、杨儒设法与俄方辩论，修改俄约。俄方迫于压力，对俄约做了些删改，修改后的俄约并未改变独霸东三省的实质。俄方交出二次改稿后，拒绝展限商改，勒逼中方画押。清廷在俄方以决裂相逼之下，竟有意批准约稿，3月20日，清廷谕令奕■、李鸿章通知英、日等国，“中国势处万难，不能不允”[13]94。3月23日，军机处电示杨儒如展限、商改“二者均不能行，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摇断也” [13]94。但是，英日等国持续向清廷施压，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员痛陈列强效尤之害，阻签俄约。在内外压力下，清廷婉告俄方“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13]97

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1901年3月26日，清政府拒签俄约，中俄彼得堡交收东三省的谈判中止。东北问题仍为悬案。清政府在拒签俄约后，仍幻想通过中俄单独谈判，规复东三省主权，1901年8月启动中俄北京谈判，俄方在谈判中汲取彼得堡谈判失败的教训，采取分别商订“政府间协定”与“私人合同”的策略，前者由驻华公使经办，只涉及从满洲撤兵问题，后者由华俄道胜银行出面，签订“私人”性质的“银行合同”，以攫取东三省利权，并确定先签“银行合同”后签政府间协定的原则。这场谈判在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之间引起一场争吵，站在李、刘、张背后的是俄、日、英等帝国主义列强，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病逝，中俄北京谈判告一段落。清廷内部的争吵因李鸿章之死终告平息。但是，俄国与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却无法终止。

1901年1月30日，英日缔结了《英日同盟条约》，共同抗俄，英日同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俄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外务部总理大臣奕■认为有了英日同盟，必将迫使俄国从中国的东北撤退[14]126。奕■、王文韶利用这种形势，正式拒绝了银行合同，对撤兵条约也提出了修改意见。俄国政府为避免英日等国对正在进行中的中俄谈判实行联合干涉，决定对清政府做某些必要的让步，暂把银行合同搁置不提，将撤军条约加以修改，中俄于1902年4月8日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

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在订约后一年半内自东三省分三期撤退。在撤军问题上，俄国没有诚意，第一期撤兵之后，第二期撤兵期满时，俄国拒不履行撤兵，还乘机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要求[15]159。俄国背约要挟，其撤兵条件传出后，日本力阻清政府接受，日、英、美皆向俄国提出质问和抗议，日俄矛盾加剧，终致日俄战争爆发。

日俄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慑于日美等列强的压力，于1904年2月12日发布上谕说：“现在日俄两国失和用兵，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16]日俄两国并未尊重中国的中立，将战火遍及东三省。清廷的“局外中立”标志着根据“中俄密约”所结成的所谓中俄防御同盟彻底破产，清政府走上了疏俄之路。

东三省问题上，中国久受俄国欺凌，故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虽被迫宣布“局外中立”，“虽云中立，在精神上及物质上均为日本之助”[15]214。清廷知道日俄双方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争夺中国东三省权益，经过考虑，清廷采纳了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幻想“联日制俄”，即借助日本的帮助，抵制俄国在东三省的势力。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会商有关中国东北善后事宜时，日本不仅继承俄国在“南满”之权利，还攫得许多额外利益。不久，清政府发现日俄都想独占中国东北，为遏制日俄两国势力在东三省的扩张，清政府又放弃“联日”，幻想“联美”。

总之，在甲午战后，远东格局的变化中，日本崛起为东方强国，俄国加紧在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接近，衰弱的清政府为了拒日，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幻想“联俄制日”，这种情绪的存在与发展，恰有利于俄国对清政府进行诱骗，把侵略魔爪伸进中国。清政府在“联俄”政策指导下，签订的“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俄国的所谓“援助”，清政府本意是“联俄拒日”，结果竟是俄国逐步把东三省变成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出兵占领东三省，中俄矛盾激化。中俄东三省交涉，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各种力量介入其中，受其影响清政府走向疏俄之路。纵观甲午战后清政府在外交上由“联俄”走向“疏俄”的过程，恰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矛盾加深和扩大时期，清廷外交在媚外的基调上，所实行的“以夷制夷”，不仅未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反而导致东三省权益的进一步沦丧，历史的教训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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