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有很多不美好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被动地妥协或者逃避，我们也可以选择主动的行动和改变。有一群人，当他们看到一个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时侯，就会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要去解决它，并且立即采取行动，百折不挠。他们会尝试以一种创新的方式、大规模地、系统地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他们乐于自我纠正、乐于分享荣誉、乐于突破自我、乐于超越边界、乐于默默无闻地工作，并且有着强大的道德推动力。他们就是“社会创业家”，就是“银杏计划”要寻找和支持的“银杏伙伴”。

“银杏计划”是“南都公益基金会”2010年发起的“投资于人”的长期公益项目，2015年7月正式独立成为“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在我心目当中“银杏基金会”是一个“银杏伙伴”突破事业发展瓶颈，共同成长的地方，是一个汇聚各界公益力量的地方，更是一个支持新一代“社会创业家”的地方。

我希望社会各界人士都来支持这些行动者。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加入“银杏基金会”担任第一届理事长的原因。

感谢徐永光先生，他先是促成了“银杏计划”的实施，然后又支持了“银杏基金会”的独立。感谢各位商界和公益界的同仁，这几年对“银杏计划”的用心浇灌。

我希望所有银杏伙伴们汇聚起来的力量，可以辐射到更多的人中去，尤其是青年人。让他们感受到真实、诚挚和勇气的力量，让人人心中怀有希望。

陈焯宏

1984年出生于广东佛山市，现任广州市越秀区衎沛青年发展服务中心总干事。

按照陈焯宏的说法，在他结识公益组织之前，他的人生轨迹跟很多人一样普通，工作、生活，赚钱养家，但他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却说不出来，“人与人之间应该还有些什么”。

因为此，2005年年底，陈焯宏加入“麦田计划”成为志愿者。由于他在论坛的ID为“麦田里的梗”，大家都称呼他为“梗”。因为麦田的志愿者以及各种活动，让他非常有归属感，2006-2008年间，陈焯宏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麦田的活动中，他也在期间不断记录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现任麦田计划总干事詹敏认为，他那段时间写的文章“到现在对麦田影响都很深”。

2007年4月，当时做杂志发行员的陈焯宏，第一次到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看到《民间》杂志。《民间》和他当时派发的鼓励消费主义的杂志呈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对他冲击很大。他特意向杂志的编辑部汇款了100元以表支持，这对于当时在企业中还处在试用期的他来说是不小的一笔钱。

2007年下半年，陈焯宏在一次工作意外中，眼睛受到撞击而受伤。据他描述，伞尖戳进眼睛之后，他心里既感到悲哀，同时也异常平静，他心想：“真是天意，终于可以一心一意做NGO了”。最终，陈焯宏参加香港社区伙伴的“青年实习生小额基金项目”，进入广西安典公益文化交流中心。一年的全职实习结束后，他“自然而然地”留在安典，持续推动当地NGO发展。

2011年7月，陈焯宏加入广州市恭明社会组织发展中心，主要负责社区导向的能力建设培训，协助举办了“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和“黄埔行动者协力营”，并参与到了2013 年广州社会组织培育基地评估。加入恭明中心后，陈焯宏也开始主动参与到公众事务中，并联系公益律师给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链接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等。 “梗叔”这个名字开始被业内了解。

2015年9月，离开恭明中心的陈焯宏，注册成立了广州市越秀区衎沛青年发展服务中心，希望通过支持和促进青年人关注底层社会，搭建不同群体之间理性对话的渠道，以期促成更多行动的产生，“促进青年人采取导向问题根源的行动，以及更多群体互助或合力解决社会问题”。

陈焯宏表示，通过行动他逐渐认识到，“社群的培力是持续而且真正有影响的。例如雷闯，他真正发动了乙肝患者和携带者的社群，带来了切实的改变；以前我可能会更看重倡导，而轻视服务，但现在，我已经逐渐意识到，维权和服务不冲突。例如杨云标，他十多年来一直都是坚定的行动者，只是工作方式和思路有了很大的转化，搅动了更多的社会力量，非常了不起。”

2016年1月，衎沛和广州市慈善会、广东省廖冰兄人文艺术基金会等合作，举办了“广州公益慈善伙伴春茗会”，约200人参与。其中，陈焯宏写的2016年新年献辞，在公益圈引起了广泛共鸣：“不因前路迷蒙而堕于思考，不因时局逼仄而懦于革新，不因轻佻的批判而疑行无成。要奋起，要合力，要守望，要同行”。

此里卓玛

1981年出生，云南德钦人，现任德钦县来者传媒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此里卓玛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也生长在藏族家庭，但直到18岁她唯一会书写的藏文是她的名字——在读中专时，她曾被好奇的同学问起名字用藏文怎么写，而在当时，她并不会。

当时，在云南藏区（德钦县及香格里拉部分地区）的很多中小学校里并不会教授藏语文课。有鉴于此，当地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在1999年应运而生。自成立以来，文化社以德钦县为中心，定期开办义务藏文培训班、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班以及传统舞蹈弦子培训班。

2001年，卓玛在德钦县文化馆第一次见到文化社社长，“那时候社长一直在画壁画，我负责帮他拿颜料，洗笔。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健谈的人，他给我讲藏族的历史典故，我听得非常入迷。”因为与社长的相处，让卓玛对学习藏文动了心，也发现自己的民族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有很多文化和经典的民族。

自2001年起，卓玛开始参与文化社的活动，从一开始的藏文班学员，到后来的志愿者、协调员、宣传干事，卓玛协助文化社完成了多个社区影像和社区营造的项目。从中，卓玛意识到自己能力的不足，非常渴望通过进修实现进一步的成长。

2005年，卓玛在给家里盖好新房后，辞掉了月入近万元的导游工作，开始了她的学习之旅，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2009年在泰国湄公河学校的学习。在那里，卓玛深刻感受到文化对于日常生活的重大意义—— “同样都信仰佛教，泰国人是把信仰践行到了生活中，而我们更多时候只体现在特定的范围、仪式和日子里。”卓玛认为，泰国人之所以能够践行信仰，靠的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包括对佛教的充分理解，这些刚好就是文化社希望去做的事。

2009年回国后，卓玛成为卡瓦格博文化社的第一名全职员工。经过一年的摸索，她成长为文化社的项目负责人。在卓玛和伙伴的努力下，目前在德钦县各个村镇，都已经开设有藏文班并可以自行运转。除藏文班外，文化社还通过组织弦子舞蹈比赛，收集整理弦子舞歌词，对社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及环保理念宣传，该项目完整覆盖德钦县六乡一镇，影响人群超过5万人。

自2012年起，文化社开始考虑转型为社会企业。2013年德钦县来者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卓玛负责具体项目工作。“来者是藏语，是业、因果的意思，我们希望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帮助到遵循这一理念的‘来者们，让他们的坚持有所回报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人认同和参与”。

目前，来者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三部分，一是传统歌舞活动的组织、策划及承办服务，二是以“来者”为结点串起的“来者之路”、“来者论坛”等深度文化交流活动；三是以来者社员为核心开发社员生态农产品。“其实我们想做的事情说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想让坚守传统道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让更多人来效仿，让这个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诚信，可靠、利众的人。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要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我们在慢慢摸索这条路。即使最后失败了也不算可惜，因为这个过程已经给予我们回报，为我们积累了功德。”卓玛最后补充。

李 冰

1977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化学学士、保护生物学硕士、生态学博士，上海绿洲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

李冰看上去跟她的名字一样，是个冰山美人。但其实，越了解越会觉得她是一个爱折腾的人。14年公益经历，生命阶段以7年为一个周期运转，她曾经是国际机构野生虎类保护专家，也创建了本土草根NGO，运作过小水域生态治理、社区支持农业等诸多项目，目前正在探索适合中国本土的“食物银行”新模式。而她不断追寻的那个核心，则是“可持续”和“真正的改变”。在多数人都在追随“改变不了世界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之时，李冰却始终相信自己和团队一定能改变点什么，而这些改变同样也是可持续的，所以当“食物银行”出现时，“一切都仿佛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食物银行，即把尚在保质期内的，因滞销、增产、浪费等原因无法有效利用的食物，进行免费二次分发的机制。这一概念在国外由来已久，模式也不尽相同。在欧洲对接大型商超，在美洲印发兑换券，在香港配给余量生鲜等都是各国家、地区根据自身特点摸索出来的独特方式。此前，在中国，并没有一个专门针对余量食物二次分发的系统化运作方式。

“从接触到这个概念到开始运作，其实带给我和团队的震动和改变都是非常大的，因为不调查不知道，仅在上海一地，就有超过1%，也就是23万人面临食物短缺，而与此同时，上海每天浪费掉的食物就有近1200吨。”李冰介绍，通过项目前期的调查发现，在上海有78.5%的普通居民家庭有不同程度浪费仍可食用的食物；13.5%的餐馆对采购的原材料有不同程度的浪费；38.5%的餐馆表示客人在餐桌上的浪费情况非常严重；便利店、中小型超市的鲜食类、零食类、饮品类等食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因临近保质期而提前下架的情况均超过50%；77.8%的面包房存在面包糕点不同程度提前下架的情况。“如果把这些余量食物整合管理二次分发，将极大程度上解决上海贫困人口的食物问题，”

目前上海食物银行的受助者，主要是因突发变故，且有未成年人需要抚养的困难家庭；以及低保、残障人群和其他有需要的弱势群体。而针对人群筛选，“绿洲”也严格执行街道推荐，登门拜访核实的流程，保证受助对象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通过两年左右的摸索，“绿洲”已在上海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食物银行网络，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推出了中国本土首套社区食物银行运营手册，希望在未来可以为对伙伴机构提供助力。除上海外，“绿洲”已在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设置了一个授权分发点，同时在深圳、成都、青岛、乌鲁木齐等城市展开合作。未来李冰和团队希望通过即将上线的数据管理系统解决捐赠过程中的沟通问题，从而节约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同时，也希望通过科技和网络手段，让更多人加入食物银行网络，实现余量食物实时分享，从而让更多人受益，“将上海乃至中国打造成余量食物友好城市和国家，这是我们的一个梦想。

冯 璐

1982年出生于甘肃陇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北京利智公益服务集团负责人。

“走上公益之路，全因为我对土地的莫名好感”，按照冯璐的说法，高考时，因为对农林、土地有莫名的好感，她报考的全部都是农业类院校，而在云南农大上学时，最吸引她的也是会时常下乡调研的农村发展研究会，“可以说别人都是从大学毕业，而我是从这个社团毕业的”。冯璐自参与农村发展研究会后，一路从干事担任秘书长，不仅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还因为不时下乡的经历，让她真正和脚下的土地发生了联系，对云南拥有了强烈的归属感。而她也认为这段经历是她日后进入NGO领域的基础，“因为NGO组织在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又平等，彼此非常尊重”。

2006年初，偶然的机会，冯璐遇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利智康复中心的肖培琳老师，因为被肖老师的经历所打动，同年3月，冯璐来到了北京，第一次接触到了智力障碍群体并和肖老师彻夜长谈。尽管当时冯璐已经拿到其他机构的录用通知，她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利智，“因为我觉得肖老师更需要我，而其他机构可能缺了我一个并不算什么。”不过，在正式加入利智后，冯璐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非相关专业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她还无法帮到机构。思前想后，在利智工作一年后，冯璐选择了离开。

2007年，冯璐加入世界宣明会，三年多的时间里，她从项目助理做起，一路升任项目统筹，还协助开展项目评估工作。在宣明会期间，冯璐一直保持着和利智的联系。经过多次接触，自认为“有了一些本领”的冯璐，终于决定以接班人的身份重回利智。

2011年5月，冯璐回到利智。但接二连三遇到了很多问题：肖老师在两个月后就离开机构到国外暂住；核心业务骨干因为不同原因相继离开，而其他员工也对冯璐作为机构接班人忧心忡忡。这一切都让冯璐举步维艰。“2011年9月到2012年7月的这段时间，是我在利智最艰难的时候，我陷入了走不出的迷茫和焦虑。”

好在，在坚持了一年时间后，一切迎来了转机。在理事会的协助下，2012年7月，冯璐开始主导利智进行战略梳理，并将业务重点从智力障碍者的生涯陪伴转为对成人障碍者的针对性服务，进而关掉了幼儿园，完成了机构精简。与此同时，冯璐也借机三顾茅庐请回了在成人心智障碍服务领域颇有建树的杨超。

目前，利智正在有条不紊地向长江以北地区推广日间照料结合自主生活的模式。除此之外，利智还在筹建个案管理中心，希望对既往的案例进行研究、梳理，以期能为模式输出、影响政策提供更为直接、可靠的数据依据。

比起把利智做大，冯璐更希望利智可以形成行业专业化、规范化的样板，“因为只有更多人、更多机构参与，才能真正做到社区融入，社会融入，自主生活才会真正地有价值。我希望未来社区可以在自然状态下，给予心智障碍人士以必要的支持，让他们能够有尊严、自主的生活。”

蒋能杰

1985年出生于湖南新安县，“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创始人，独立公益纪录片导演。

蒋能杰出生的光安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乡村，总共有397户人家，1397人。现有耕地1184亩，山林面积13000余亩。以种植水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烤烟，以及百合等药材。常年在外打工人数约有750人，超过村中总人口一半以上；父母均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约有160人，占村中儿童总数的70%。而如果算上父母有一人外出打工的儿童，则这个比例将会更高。

2002年，因为校舍危旧，加上出台了撤点并校的政策，光安村村小被合并到了一渡水镇中心小学。从此，村中的100多个孩子需要每天起早贪黑，走十几里山路才能到达学校。2004年，在村长等人的努力下，村小才在租用的民房里再度恢复。这一变故，让当时还在就读高中的蒋能杰，萌生了拍纪录片的想法。

在读大专期间，蒋能杰利用课余时间，看了许多纪录片，并读了很多与拍摄纪录片相关的书籍。2009年3月，他与堂哥共同成立了“棉花沙影像工作室”。为了节省成本，蒋能杰将工作室开设在父母家，以便给工作人员、志愿者、甚至访客提供几乎免费的食宿。为每当有资金时，蒋能杰通常会优先考虑更新设备和给工作人员发工资。

工作室运转的前几年，因为资金短缺，蒋能杰不得不频繁出外打工贴补拍摄费用；近几年，因为团队组建基本成型，蒋能杰得以和他的团队，尝试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包括企业赞助、基金会资助，甚至众筹等。但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资金，蒋能杰都会事先说明“纪录片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设想来拍，资助方不得干涉拍摄的独立性”，以确保呈现在大众面前的纪录片都是非常真实的。

目前蒋能杰和团队的拍摄题材主要有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和抗战老兵三个系列。他们团队拍摄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部片子的拍摄周期都很长，如《村小的孩子》，从第一个镜头到最后完成片子，前后花了近六年。

蒋能杰和团队的努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中《村小的孩子》荣获德国法兰克福影展一等奖、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长纪录片奖。2014年出品的纪录片《初三》入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2015年荣获“米兰世博会之亚洲筑梦人物奖”。反映抗战老兵的纪录片《龙老》，荣获2015年最第四届凤凰纪录片盛典最佳提名奖。

2015年在参加《村小的孩子》的放映时，蒋能杰曾经说过“不再拍留守儿童的题材记录片，虽然也不清楚会做什么”，但现在，已经走过徘徊期的他，非常坚定地的表示自己会拍下去，计划继续跟拍这些孩子们，从他们上中学、大学、工作、一直到结婚成家、养育自己的孩子、对自己孩子的教育等等。这也许要用另一个五年、十年去完成。因为他有“对历史的好奇心，关注小人物小家庭”。

此外，他关注的题材不断扩展，包括抗日老兵系列。他计划拍摄进度会加快，因为那些老兵年事已高。蒋能杰希望用影像来“抢救”历史，还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还计划明年上映公益电影《矮婆》，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部电影去关注留守儿童、乡村教育和农民工等社会问题。

蒋 倩

1979年出生，四川省蓬溪县人，现任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执行主任。

用蒋倩的话说，“虽然是机缘巧合，但做公益的确是命中注定的事”。她从小就是个爱好打抱不平的“女汉子”。当年的老同学对她现在的职业选择，一点也不意外。

蒋倩大学读的是法律专业，之后也尝试过在职场打拼，甚至开过自己的公司。但仗义执言的性格，还是让她被同事视为异类，“我不懂职场‘潜规则。私下里大家都叫我‘大熊猫，讽刺我是稀有动物！”于是她索性辞了职，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2006年，蒋倩在网上的“天涯社区”看到有人发起去福利院的探访孤儿活动，于是也发起了一个去合肥孤儿院的探访活动，立刻得到了几十位网友的响应。探访活动每周一次，整整持续了一年。“太阳伞儿童志愿服务队”应运而生。起初志愿者们怀着强烈的补偿心理，总想把最好吃的东西带给孩子们。但渐渐地，大家发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了。“每次孩子们吃完就吐，要不就拉肚子。后来我们才明白，孩子们平常没有吃过，吃起来毫无节制。”蒋倩这才意识到，好心也会办坏事。

2007年，志愿者们经过反思，从传统的给钱捐物，开始转向做更丰富的服务。与此同时，大家还把目光转向了农村，资助贫困孩子，还尝试过短期支教。“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短期支教也不能真正帮助到孩子。”这个项目也不得不做出调整。“只有去到农村，才知道社会问题有多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如果不能接纳自己的失败，就不能前行。”

细数起来，这段“太阳伞”的经历似乎屡屡受挫，不过命运之神有时就是这样，总会在你毫不察觉的情况下敲开了你的门。2009年，就在蒋倩为“太阳伞”的发展而困惑时，她以机构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一场培训。“培训第一节课讲的就是公民如何参与公益和社会建设，我当即觉得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感觉多年的迷茫有了出路”。蒋倩在参与培训后，在不少同行者的支持下，以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开始参与筹建安徽的公益联盟，“希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公益中来”。

2011年，安徽益和公益服务中心正式成立，蒋倩被推选为机构的法人和执行主任。在“益和”创办之初，蒋倩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学习机会，并在学习中意识到要想成为合格的区域支持机构，必须要从需求出发，独立判断，而不是不断依赖他人的帮助和指点。与此同时，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也在民政局独立注册，并逐步发展成为一家为3至14岁缺乏教育资源的儿童提供综合型性教育和生命教育服务的非营利组织。

谈到“益和”的定位时，蒋倩说：“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安徽民间公益组织有更多的交流、信息分享，促进相互合作、融合。我们希望传递更理性、平和、多元、开放、谦逊的声音。五年过去了，由于做平台的关系，我们接触到更多的信息和资源，有更多的机会站在‘讲台上，经常被成为‘老师和‘领导，这让我们必须有更多警惕，保持清醒，认清自身的定位和使命目标，不要被外界的声音冲昏头脑。”

未来三年，蒋倩计划将“益和”转型为基金会，为行业生态发展尽一份力。

李加才让

1976年出生于青海省海东市，海东市宗喀慈善协会创始人、秘书长。

李加才让是在海东市循化县白庄乡的一个藏族村落长大的。初一之前李加才让的学习成绩都很普通，直到有一次几何考试，他“意外”地比同学们考得都好，因此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而在老师的关注下李加才让的成绩突飞猛进，初二时成绩就已名列前茅。1991年初中毕业时，他以全校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青海省乐都县师范学校。因为循化县整体学生基础差，尤其是汉语水平较兄弟县的学生差了不少，李加才让花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追赶上了其他同学的脚步。

中专毕业，李加才让回到家乡当小学老师。在多次争取下，1998年他获得了去青海师范大学进修的机会。大学让李加才让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他看到英语和计算机很热门、人才紧缺，就开始自学。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跟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手段。

2001年大学毕业后，李加才让回到循化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看到学生英语基础很薄弱，他办起了英语补习班。一开始是自己教，为了让更多学生受益，2002年他开始与青海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学生联合开办暑期英语培训班。培训班一直办到2007年，有3000多名学生受益。

2007年3月份，李加才让在海东市民政局注册了海东市宗喀慈善协会。其后于2008年，他将机构聚焦于提升教育质量，让少数民族地区孩子有更多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作为机构的发展方向。而针对这一使命，李加才让发现，让更多的孩子在掌握藏语的同时，熟练掌握汉语，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升学和就业机会。

在李加才让看来，藏族学生汉语水平差的主要原因是教学方式出了问题。其后，他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组织一批骨干教师开始试验用第二语言的方式来教授汉语，用类似汉族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来讲授汉语课。同时，选拔藏族老师中汉语好的老师用汉语来讲授汉语课，改变以前老师用藏语上汉语课的现象。一年后项目成果显现，受到青海省教育厅教材编译中心、民教处和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等单位的考察和关注。

在了解到国内朝鲜族地区在汉语教学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居于前列，2009年至2012年，李加才让先后组织两次，带领十几位一线老师和专家去吉林延边考察学习，得到很大启发。之后又邀请延边地区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专家来循化给一线教师做培训。之后他又多次组织教师和专家去四川、内蒙等地去学习，逐渐印证了在汉语非母语地区的学生，汉语学习要遵循第二语言的规律，同时也证实了第二语言学习完全可以从学龄前开始。

2008-2014年期间，李加才让和一线教师、专家合作陆续研发了多本藏汉双语教学辅助材料，及汉语教学评价标准、汉语口语测试题库、汉语评估试卷、汉语教案精选、藏族中小学生优秀习作集《小骏马的翅膀》、汉语朗读音频资料、学前藏文、学前双语数学、学汉语等教学资料，并被推广到甘肃、四川、青海三省藏区的部分学校使用。

未来李加才让希望以提高少数民族孩子语言能力发展为主线，在青海东部撒拉族、回族、藏族、土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开展3-15岁孩子阅读推广，同时他也在探索用在线教育方式开展乡村学校的艺术教育。

陆 璇

1980年出生于安徽芜湖，复旦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服务中心创办人、理事长。

陆璇虽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法律人，但比起法律，陆璇更多的时候会选择聊历史，就连办公室的书架上，历史类书籍也跟法律专业类书籍分庭抗礼，用他的话说，“士”是他人生追求的样板，而自号三学斋的他，也始终坚信写一本读史杂感是实现他“立德”、“立功”、“立言”中的重要一步，认真的样子跟他说“未来要开一家社会企业型的律师事务所”一模一样。

因为帮“禾邻社”打赢了与万科基金会的官司，也因为自2003年就作为“热爱家园”法律志愿者提供服务，陆璇经常被称作是“公益律师“，但他本人却不太喜欢这个名号，认为“公益”和“律师”两个好好的词连在一起反而被用滥了，“一半人在污名化公益律师，觉得就是在出风头，赚眼球，一半人又觉得做公益律师就等于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对此，陆璇说他想要重新树立一个概念，希望用“非营利法律师”来替代“公益律师”，“我希望我们这样一群人不仅术业有专攻，同时还可以有不错的薪水”。

在陆璇看来，做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让“复恩”更加专业化，为有志于非营利法领域的青年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也要利用自身的专业性为他们争取到足够体面的薪水。而为了做到这些，“复恩”把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希望依靠研究实力争取到更多的参与立法层面的机会；其后，他们也希望深化NGO赋能工作，将法律服务和培训产品化，并通过打包的方式寻找资助方。长远来看，在将上海模式摸索清楚后，进一步复制到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为更多的NGO组织服务也将是“复恩”的选择之一。

“学法律的人，有相当一部分人怀有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之心的，在谈公益的时候，也会谈公义，但现在的环境下，这部分人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出路的，所以我希望的就是‘复恩可以给他们提供实践的机会，未来也给能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的平台。”按照陆璇的说法，“复恩”不止是服务NGO，同时也将是让青年法律人走进非营利领域的桥梁，就好像他们在2016年上线的重要项目“ForNGO-Link”一样，一端连接起的是小微NGO组织，一端连接起来的就是青年律师。除此之外，“复恩”还将在每年举办“非营利法青年律师培训营”，通过比赛与实践，选拔并支持一部分青年律师。2016年8月已有6名法律专业学生脱颖而出，开始为NGO组织提供专业服务支持。

目前，陆璇已从原本所在的外资律所离职，开始全身心经营“复恩”，在他看来，做“复恩”是件让他骄傲的事情，“是在践行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担当”，而如何做得更好，吸引更多人加入，则将是他毕生追寻的使命。

朴 河

1976年生，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目前专注于云南江边村落社区营造。

朴河长期在云南江边村落做河流保护和社区营造工作，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人送外号“隐侠”。但实际上，即便进入到金沙江畔，也很难一眼分辨出她与普通村民的不同 —— 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身材，甚至做农活的身手，以及一口地道的江边官话，唯一不同的或许只是她吃素不吃肉的这个“软肋”。

说起和云南江边的缘分，周雁总是说时间要回退到2000年前后，那时候在香港读书的她，“机缘巧合”下结识了一批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同时又投身公益圈的朋友，“他们的世界比我丰富多了，不止是模型和公式，还有很多有血有肉的故事。”朴河在这群师友的影响下开始关注公益，并随后参与到几个志愿者组织、环保机构和草根NGO能力建设组织中，“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特别感染我，我一直寻求的可能就是这种有温度的关系，所以我非常乐在其中。”

自与公益结缘后，朴河陆续参与到一系列与河流保护相关的活动中，而后在2004年11月，朴河启程奔赴云南，开始了她在江边十余年的田野调查和保护工作，“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在总结某一行动或者事件成功的原因时，总爱强调‘外人的作用，强调是外因导致了最终的结果产生，但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功劳的刻意追求，当地居民的所作所为，以及来自民间的智慧往往被忽略了”。在朴河看来，不论公益圈还是所谓的世俗社会，都难逃对“名利”的追求，以及夹杂着悲情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在目的之前，如果加上一个自我的期许，很多时候即便事情做成了，也会变了一个味道”。

因为有着多年在第一线实践的经验，以及亲自体察的沉浮冷暖，目前在河流保护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周雁开始专注于江边村落的社区营造，“我希望返乡青年能够自信、不被质疑地开展自己的事业；我希望坚守生态农业的农人够有应得的回报，也希望整个江边社群能够有更加从容、自如的生存状态”。朴河说，她希望通过实体空间的打造，让更多城市的、互联网化的思想进入到乡村，同时也让乡村的、传统的智慧被更多人所看到，“流动从来都是相互的，我们不能只强制灌输一端的东西”。

除此之外，朴河还希望做一些“梳理”工作，让那些与过去的她一样沉浸在“自我证明”、“自我怀疑”状态的公益人走出焦虑，“我们70年代生人的这一代，很多都会给自己背上枷锁，不管是英雄主义，还是悲情主义，总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扛起来一些什么。但这样不免自以为是的给自己一些过分的期许，但当你自己的生活都没有捋

汪剑超

1980年出生于西安，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学士、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硕士，现任绿色地球CEO。

按照一般人的看法，汪剑超的人生轨迹“曾经”非常成功——在中科院毕业后，他顺利进入微软，先是做软件工程师，其后做产品经理。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年薪几十万——完全是走在康庄大道上的高富帅。但其后，在30岁的年纪他却做出了拐点般的选择，离开微软进入创业公司“速成”管理经验，然后离开北京，去成都开始“收垃圾”的生涯。

“在30岁前，我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汪剑超总结自己的“转行”经历时，总会说起在美国出差时，面对分类垃圾桶自己曾经的窘迫，而后还会说起那组著名的新闻图片《垃圾围城》，“我觉得我得去做点儿什么”。

在当时，汪剑超觉得加入绿色地球，甚至做垃圾分类都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自己在电商公司学习企业管理有成，本身又是技术出身，完全可以把互联网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带入垃圾回收行业，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挑战接二连三，不止项目款一时没有找落、就连“收垃圾”这件事本身都让人挫败感连连，“被物业赶出小区，被大妈说是骗子，在没有体系支撑之前，垃圾分类就是几个垃圾桶和空谈”。

汪剑超说，关于那段时间的回忆，他脑海中有一幅清晰的画面——在大雨滂沱的周末下午，他独自坐在民宅里公司办公室的阳台上，看着眼前雨中雾蒙蒙的城市，“还能坚持多久”的疑问盘旋在脑海中。但随后，雨渐渐小了，这个念头也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暗暗下决心，这是我后半辈子要做的事业。”

愈挫愈勇之中，汪剑超和团队一起坚守了8年。8年来，绿色地球模式越发清晰，首先是利用自主开发的信息系统，从垃圾分类到分拣称重，再到积分兑换，全程进行数据记录，其二以发展兼职人员的方式，轻量化组织结构，目前不需要专人管理的兼职平台已经聚集了4000多名有经验的兼职大学生，在模块化培训后，每周末平行开展100-200场的社区教育活动。其三，利用机制创新提升运营水平，因为积分政策合理、分类教育做得到位，后期还有适当的提醒机制（如分类不对的居民可能接到短信或电话提醒），“绿色地球”的垃圾回收率是一般城市收垃圾的人员的2到3倍，包括碎纸，各种塑料制品等不易捡拾、回收的垃圾等。

截至2016年10月30日，通过促进垃圾分类，绿色地球已经服务了成都464个小区，使得15万户家庭参与了垃圾分类。而在这15万家庭的努力下，他们已经回收了8915吨可回收物，开展了14378场宣传与回收活动。等效换算成资源，则已经减少树木砍伐22373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6734吨，节省石油90674吨。“我们的愿景是用10年时间，让1000万中国家庭参与垃圾分类，用更加绿色的方式生活。”

韦祥龙

布依族，1989年出生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吾土吾生民艺设计工作室”创始人。

韦祥龙从小跟随老街尽头的老先生学国画，很早就立志要做一名画家。2007年，他如愿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室内设计专业。进入大学后，韦祥龙发现三十几个学生的班里，只有他一个少数民族，受到很大的冲击，并开始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觉。

大学期间，他参加了“贵州乡土文化社”与“香港社区伙伴”合作开展的“文化反思与可持续生活青年实习生项目”，到贵州最边远的布依族地区望谟县，对传统民俗和手织技艺进行考察。他还自费开展了大量的民艺调研，记录黔南牙舟陶、布依族枫香染、布依族擀香、镇宁布依族蜡染、布依族民间音乐、独山布依族蓝靛、三都水族马尾绣等濒临失传的传统手艺。在这个过程中，他对民族文化现状，以及对少数民族村寨，尤其是妇女儿童生存发展有关状况有了更为深入的体察和思考。

韦祥龙说，有一次看电视时听到一位蒙古族舞者说“只有文艺才能拯救一个民族”，对他震动很大。虽然布依族有300余万人口，在人数上可以排进少数民族的前十名，但是文化的影响力却很小。布依族的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对自然与人的相处方式，以及传统手工技艺所代表的布依族的审美意识，在今天仍然值得人们去探寻和善用。然而年轻人离自己的民族文化越来越远，让民族文化在现代洪流中出现严重的断层。韦祥龙觉得“世界上少十个百个室内设计师也没关系，但是立足于布依族手工艺和文化的事业，少了自己就不行”。于是他在2012年辞去设计院的工作，创办了“吾土吾生民艺设计工作室”。

创业之初，韦祥龙拿了2000元，从村寨采购了一批手工土布做了一些电脑包。因为在此之前，他在自己的布依族传统民艺的博客上积累了几千名粉丝，这些包很快就卖出去了。“吾土吾生”蹒跚起步。

他把自己的积蓄都投入到采购织布和染布的设备上，从最源头的棉麻纱采购、染料制作、布料纺织、印染绣花、裁剪缝纫，所有环节都由工作室完成。渐渐的“吾土吾生”发展成为了一家有十多个人，同时带动村落民族妇女制作手工艺产品的一家社会企业。他们坚持采用天然植物染料制作蜡染，扎染，枫香染等布依族传统工艺，创作适合于现代人生活需求的文创产品。在做产品的同时，韦祥龙还去布依族村寨收集传统的民族服饰。他立志要把布依族传统服饰保存下来，在未来需要的时候复原、流传下去。目前，单是布依族蓝染色织土布的样品，他就已经收集了100多种。

未来，韦祥龙希望能在都匀市中心建立一个布依族蓝染艺术工作坊，同时也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向更多的人展示民族文化，开展相关主题的活动。他还设想采用小额资助的方式，鼓励年轻人走访村寨，了解和传承布依族文化和传统。

闻华晶

197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市，北京化工大学环境工程学士、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环境工程硕士、美国里海大学MBA，安徽欣绿桥环保咨询服务公司创始人、总经理。

闻华晶从小就很崇拜企业家，觉得他们通过产品改变了社会进程，除此之外，她也很崇拜其他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各界人士，“应该说我自小渴望改变世界”。但环境所限，在出国留学之前，她跟每一个乖巧的女儿一样，听从着父母的指点和安排，上学、读书、回家乡就业，生活似乎一眼可以看到安逸的终点。在平静的生活中，闻华晶做出改变，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国留学，希望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前往美国留学并创办社团的经历，也切切实实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她确认了“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份子”。

在伍斯特理工学院和里海大学读书期间，闻华晶创立了名为“饺子”的社团，帮助那些被收养的中国女孩和她们的美国家庭，了解中国的风俗和文化。四年下来，社团活动开展得非常成功，不仅切实为这些家庭提供了帮助与支持，还得到了广泛认可，直到如今这个社团依然在学校里非常活跃。

创立“饺子”，在闻华晶看来，是她从小到大独立发起并做成的第一件事。这次的成功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她看到自己可以把一个事情从0到1做起来，也看到只要坚持下去，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在美国生活的这几年，闻华晶深刻感受到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者的文化，并享受其中。

回国之后，闻华晶根据个人所长，创办了专注于依靠提升企业环保意识减少污染的咨询服务机构欣绿桥，并在创业之初就确定了自身社会企业的定位，明确制定了不分红的制度。同时，她对自身优劣势也有着清晰的判断，主动寻找到了认同欣绿桥理念又在企业服务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资深工程师加盟，让欣绿桥更加平衡。 目前，欣绿桥已经实现收支平衡，而他们累计服务的企业也达到90余家，EHS（环境、健康与安全）交流群里业发展到300多家企业。未来，欣绿桥希望一方面通过开展企业环境管理经理人培训、影响政策制定、引进外国先进理念、帮助环保从业人员培养严谨的工作习惯，借此提高环保工作的科学性和理性；同时重点开拓中小企业环保业务托管项目，用托管灵活解决中小企业在环保方面不愿设置专人的核心问题，以此解决中小企业因无知造成的源头污染，并放大欣绿桥专业工程师的工作效能。

肖 敬

1986年出生于湖南醴陵王仙镇，就读于湖南省醴陵市第一中学期间，创办了“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并任负责人至今。

在肖敬一岁多的时候，父母带着他进城生活。父亲摆过小摊、修过自行车、装过电话、送过液化气。肖敬小时候读书成绩不错，并且学过绘画等，获得过不少奖励，父母因此对他寄予厚望。2002年他考入了醴陵一中，一座拥有亭台楼阁的历史悠久的重点中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当会考取大学，成为一个“凤凰男”。

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家中残留的液化气处置不当，引起火灾，肖敬被大面积烧伤。他康复返校后，对生死的体验促使他和同学们成立了一家中学生社团——“关爱生命小组”，做生命教育，尤其是预防青少年心理危机。

2005年，也是肖敬高考的那一年，他发现青少年自杀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知从哪来的勇气，他给温家宝总理写了一封信，呼吁政府和学校应该关注青少年。由于高中的三年，肖敬一直忙于社团活动，高考成绩很不理想。当他正准备复读的时候，温总理做出批示，鼓励他们继续努力，永远前进。这激发肖敬放弃高考，决心继续把“关爱生命万里行”的活动进行下去。200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在肖敬的努力下，“关爱生命小组”成功挂靠在这个协会下，得到各方面的支持。

汶川，舟曲，盈江，彝良，雅安，岷县，鲁甸等近年来国内重大灾难，灾区都有“关爱生命小组”的“战友”在做医疗、心理和社会支持服务的身影。

目前“关爱生命小组”已在全国发展到20多个站点，除湖南的一些城市外，还包括北京、天津、香港等站，核心志愿者总人数达到1500多人，影响到的志愿者人数达到12300多人，累计有1000多位有自杀意念的朋友通过书信、互联网、电话、面对面等方式得到了相关志愿者的帮助；在全国举办几百场次的生命教育活动，建立了生命教育试点学校。他们举办的全国第一个预防青少年自杀论坛-中国生命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并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许多文艺界、文学界众多知名公众人物都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关爱生命志愿者工作来。

肖敬的父母觉得儿子的命是捡回来的，非常支持他做的事情。曾经有一个中学生因为抑郁症，在肖敬家住了三个多月。有一次这个孩子生病，肖妈妈特别着急，害怕有什么闪失，对不起孩子。后来这个孩子考上了大学并参加了工作，但因为和自己父母的紧张关系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在2016年春节前选择了跳楼自杀。肖妈妈说到此事时仍然泪流不止，这也是肖敬永远的遗憾。

2016年10月28-30日，“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十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和成都等地举行。很多与会的代表和志愿者，不管年龄大小，都称肖敬为“肖老师”。志愿者刘平在聊天时说“肖老师是我的领路人。（我）虽然调到了长沙工作，但这里还是有家的感觉。只要醴陵关爱生命小组有活动，就会来参加”。

肖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版一本有关自己和关爱生命的书。他说这辈子肯定会和关爱生命的事联系在一起，不会放弃。

杨玳瑁

1982年出生于广东汕头，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毕业，现任珠海协作者常务统筹。

杨玳瑁小学五年级时，一本名为《周恩来佳话300篇》的书让周恩来成为了她童年的偶像。但随着阅历渐长，杨玳瑁也开始明白，不同层面的努力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掣肘，好在努力是不分方向和阶层的。她“为贫弱者呼”的信念越来越坚定，这种坚定让杨玳瑁在2008年辞职加入了“协作者”。

“协作者”成立于2003年，三个人一台旧电脑起家，初期做流动人口服务，目前京、南京、珠海、青岛四地建立了机构。一个服务出身的草根组织发展为专业支持性组织，在杨玳瑁看来，可贵的仍然是草根的精神：尊重每一个生命，相信每一个“弱者”的力量。

杨玳瑁认为，流动工人就是有力量的人。她曾展示过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草地上坐着8个年轻的姑娘。杨玳瑁说，“这些年轻的女工就是有力量的人。二十多年前，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来到充满未知的大都市。但是她们都不在了，因为1993年的致丽大火”。

23年之后的今天，流动迁徙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常态，然而底层的打工者在流动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却一直存在。杨玳瑁说，“这些困境其实是中国社会转型各类矛盾在该群体身上的集中反映。如果这些困境可以得到回应，对于整个中国社会都是一种支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流动人口。”

从2008年12月开始，杨玳瑁扎根在南方的一个有着500多家企业，近10万人口的工业区里，领导珠海协作者团队开始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工业区企业社会工作机构创建之路，转眼就过了8年。

当说到机构这些年的发展时，杨玳瑁却分享了一位工人的成长故事：志葵2007年从湖南读完高中，为了帮补家用来到南方打工；2010年，在杨玳瑁主持的向日葵青年工人培养计划，志葵从服务对象转变成志愿者；2012年通过社会工作考试，成为珠海协作者的专职社会工作者；2013年，她负责开展了一个工业区文化空间营造项目，效果很好，后来被工会系统推广至全市8个区。

志葵曾说：“我感受过打工时那种求发展的茫然孤单和无助，一个人是很容易放弃的。但只要有人从旁支持，我们就可以走过来。我要为兄弟姐妹做点事情。”目前，珠海协作者已经服务超过18万人次像志葵这样普通的打工者。在杨玳瑁看来，还原工人作为人发展的需求，让工人发现自身的力量，让工业区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的社区，是珠海协作者的工作重点，也是前行的动力。

从2012年开始，杨玳瑁发现工业区儿童越来越多，家庭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016年，珠海协作者童缘项目正式开放运作。这是一个儿童社区教育空间，杨玳瑁和她的团队尝试将“协作者”13年的儿童社会工作服务经验整合完善，建立工业区建立儿童支持系统。2016年珠海协作者获得“ME创新计划”的资助，开始更加系统实施“父母工人支援”的工作，希望让每一个父母工人都更有力量来陪伴和支持孩子发展。

“我们要走的路很长， 2008年以来，我和珠海协作者的伙伴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让流动工人及其子女从受助者成长为助人者，实现从‘劳动力到人的转变。未来，还将继续。”杨玳瑁缓缓而坚定的说。

袁淑文

1980年出生，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专业毕业。现任广州市绿点公益环保促进会秘书长。

2003年大学毕业后，袁淑文入职广州市环保局下属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其后不久，在同事林智海的介绍下，她开始接触“广州大学生环保联盟”（“绿点”的前身）。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她逐渐意识到，大学生热情、积极、有感染力，不仅可以通过他们的参与对当今社会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而且在大学期间培养他们的环保理念，随着他们进入社会，成为未来社会的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时候，对环境问题会有深远的社会效应。此后，即便从宣教中心的宣传专员到《珠江环境报》的记者，再转职到香港地球之友环保公益组织，袁淑文始终关注着“绿点”，并对“绿点”的发展提供支持。

2013年，“绿点”内部在机构使命上出现分歧，一部分人希望转型解决某个环境议题，并充分调动全体公众参与环境议题解决；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坚持影响大学生参与环保、树立环保意识的工作。最终，因为转型无果，管理层部分人员离职，导致机构情况危急。此时，袁淑文毅然离开“地球之友”，加入“绿点”，成为机构负责人。用老搭档林智海的话说，“袁淑文的回归是必然的结果，她在‘地球之友的工作更像是学习和积累，都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服务”。而袁淑文本人则认为，她的坚持与回归，在于坚守“绿点”的初心，“绿点的工作不仅可以对大学生有长远的影响，更是放大和体现大学生当下、现在的价值。”

回归后，袁淑文决定重新设计项目和制定新的推广方式，系统培训和支持大学生青年人参与到推动环境问题解决的项目当中去。她还改革了“绿点”与大学生环保社团的关系。原先绿点主要是通过补贴“购买”社团的服务，但她期待将购买变为合作，并逐渐向“共生”发展。“绿点”在其中起到引领和支持作用：大学生对议题相对不敏感，绿点可以选择议题、设计路径，分辨哪些工作从时间、能力和意愿来说是适合学生社团做的；与此同时，绿点也可以提供与政府部门和外界沟通的链接，帮助社团得到支持与许可；作为规模集群效应，绿点可以帮助学生社团传播，帮助招新等。

未来，袁淑文希望通过整理大学生环保行动者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为大学生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支持和孵化。其中包括成长评估体系，提供不同阶段发展的程序包等。将来这个系统甚至可以扩大到支持企业员工志愿者自发的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甚至青年人创业、营造小社群等工作当中。

袁淑文的家人觉得环保教育工作的成效与投入相比并不大，但袁淑文认为， “十几年后，我们今天支持培育的大学生当中能够有影响行业或者社会环保取向的人，那我的投入就值得了，哪怕只有一两个。”

周 玲

1980年出生于湖南祁阳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保障专业博士，益宝计划创始人。

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期间，周玲的一门选修课讲中国当下社会议题，其中一张幻灯片上一群农村孩子背着书包上学，标题是“未来的农民工们”，这让周玲想到她之前曾经教过的孩子们，他们的模样还很清晰地在她脑海里，但其中很多人可能现在就是农民工。于是周玲开始思考社会问题，并且寻求用公益的方式回应社会问题。于是，周玲先后在北京光华基金会做农村教育发展、创业教育，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并参与发起和推动设立与开展“大爱清尘公益基金”，在亿方基金会探索商业与公益的结合，有九年的全职公益从业经验。目前，周玲在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任教，开设了诸如社会组织管理实务、中外慈善史等课程。

2013年9月，广西公益人马克突发重病住院、社会各界为其捐款100多万元，助其起死回生的事件，让周玲开始关注公益人群体的保障问题。“为他人抱火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周玲带领伙伴开始筹备“益宝计划”，因为公益人只有“身有所保”，才能“心安公益”。

2014年11月1日，益宝计划正式成立，第一个通过整合公益行业数据、联合保险公司和体检机构等各类保障服务提供商定向设计开发适合中国公益人、价廉质优的保险、体检、社保代办、公益人互助等各类保障产品，采取基于互联网和群体网络相结合的低成本运作模式，大部分产品价格仅为市场价1/2，极大降低公益人与公益组织的经济压力。截止2016年11月，益宝已经服务了全国31个省/市1700余家公益组织的22000余位公益人，已有22位公益人出险获赔，其中包括3位重大疾病。

接下来，益宝计划开始与公益组织、政府、企业等全面合作，将小额保险、体检等保障服务逐步拓展至更多保障不足的低收入群体，逐步发展成为一家专门为包括农民工、流动/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在内的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的小额保险产品、并可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保障服务平台。

周玲认为，金融上的不平等往往看不见，但是却在极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状况，目前中国贫困人口中42%是因病致贫，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保障不足，益宝将永远不忘初心，积极探索低收入群体的保险产品设计开发、递送和服务模式，最终期望助力实现“让保险为每个需要的人可及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