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燕萍

渔，《辞海》解释为捕鱼。《史记·货殖列传》：“舜，渔于雷泽” 。这一记载说明，渔，即捕鱼，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手段，像舜这样的圣人也曾以捕鱼为业。关于渔的艺术形象可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的彩陶盆、罐上，就出现彩绘的渔纹，有张口翘首互相追逐的大鱼，有并排游动的小鱼。艺术创作是从人们生活的劳动实践中产生的，在半坡彩陶上绘制的人面纹的两侧绘有鱼形，说明先人们已把捕鱼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之一，是那时候人们渔猎生活的写照。《史记·货殖列传》还记载有：“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

由于鱼和人们生活的关系密切，引起历代文人的广为关注。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载了诗人张志和与书法名家颜真卿的一段轶事：“张志和，或号烟波子，常渔钓于洞庭湖，初，颜鲁公（真卿）典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可惜，颜真卿所赠的渔歌及张志和依其诗意所作的渔歌图都没有留传下来。

在陶瓷装饰上，鱼纹是陶瓷装饰常用的吉祥图案之一。明代的“五彩鱼藻纹盖罐”上，有用红色绘制的红鲤鱼，分布在罐身及罐盖，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穿梭往来，造型生动。还有用黄、蓝、绿、紫色绘成的水藻，分布在鱼的周围，五彩交相辉映，令人赏心悦目。

宜兴紫砂关于鱼题材的作品当首推清代邵大亨的“鱼化龙壶”，《三秦记》记载有：“江海鱼集龙门下，登者化龙。”“鱼化龙壶”即是以此内容设计创作的，其壶用浅浮雕的方式在壶体的两面各塑一鱼一龙，并配以云水纹，形态生动而寓意深长，是对鱼的形态的另一种艺术诠释，比喻人生的平步青云。

“鱼壶”（见图1）的造型，其嘴、把、底、盖皆借鉴了顾景舟的“笑罂壶”，不同之处一是壶体拉长，底足收小，颈肩部没有云肩线的装饰；二是改水滴形钮为桥形钮，为增加其把玩意趣，在桥形钮上套一能活动的圆环，增添其灵动感。在造型特征上，“鱼壶”这种上丰下敛的造型可追溯到东晋的“黑釉盘口壶”，以后这一优美的造型在瓷器器型上得到广泛的应用，如宋代名窑耀州窑的“青釉剔花瓷瓶”。陶瓷器的造型美是直观的，优美的造型给人以特有的视觉美感，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到愉悦，得到精神上的享受。“鱼壶”的上部连同其嘴、把，形成一种开拓、外展的态势，它与下收的底足在对比中产生了转化、节奏之美，而在总体上它们和谐共处，这种造型之美是在历代传承中不断完善的。

“鱼壶”是用“压纹”的技法来描绘画面的，它从民间工艺的刻纸中汲取艺术营养，民间刻纸有一种特殊的装饰美，它把我们常见的动物、植物、生活用品等形象图案化，在民间称之为吉祥图案。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至宋代逐渐成熟，明、清为鼎盛期，达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鱼的塑饰在商代就在玉雕上得到应用，到清代，在民间的刺绣、织锦、砖刻、木雕、石雕、剪纸等工艺品中可经常见到它们的身形。

“鱼”谐音“余”，它寓意年年有余、喜庆有余、富贵有余等，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鱼壶”的装饰，壶体中部是一条竖向下凹的筋纹，在其上部有一条接近半圆的凹线，刻画出鱼的头部，其中上部用特制的工具压制出两圈圆形的凹凸线，以刻画出鱼眼。在半圆的凹线下用竹制的特形工具压出一个个鱼鳞纹，自中部至两侧斜向排成三至四排，这是一种图案化的鱼形，是具有民间刻纸风格的图案，它简洁、明快、质朴、夸张、得意忘形，具有装饰意趣。壶盖上的桥形钮则寓意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与描述鱼的意境相融洽。

江南人称鱼米之乡，人们把“鱼”放在“米”之前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因为我们的先人最早是以渔猎的手段生存下来的，这是大自然天然的恩赐，以后人们才学会了放牧、养鱼、种稻，所以历代的文人赞美渔樵耕读，并把“渔者”作为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渔歌唱晚，响穷彭蠡之滨”的名句，描述的是鄱阳湖的渔民在晚间归来，鱼满舱、船成行，欢歌笑语，喜庆丰收的情景。“鱼壶”的设计创作，是把古人的文学语言化为紫砂的雕塑艺术语言，在紫砂的造型与装饰上表达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讴歌，也表达我们对紫砂艺术的热爱，对紫砂艺术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