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正鑫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金融开始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经济的一体化和全球化：金融的证券化、电子化和同质化趋势。在这样一个国际经济、金融背景影响之下，各国经济纷纷转型，逐渐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这大大加速了各国资源配置目的、方式和领域的改变步伐，同时也开始深刻地影响各国汇率制度选择和安排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一、理论框架

目前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研究主要是以開放经济下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有的文献也称之为“三元悖论”“三元冲突”）为依据的。其中心思想主要是：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流动性三大目标不可能同时兼得，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而必须放弃另一个目标。此外，国内有的学者还引用史文森（Lars.E.o.Svensson）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以及克鲁格曼（Krugman）和米德（Meade）的有关理论。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安排的理论分析

（一）“两极论”

以易纲为代表的一些国内学者以开放经济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研究基础，通过时间序列分析世界其他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变化，得出结论：第一，采取“两极”汇率制度的国家比例超过50%：第二，在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下，中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项目开放后只有牺牲汇率制度。第三，中间汇率制度集中了“两极”汇率制度的缺点，容易受到国际游资（HotMoney）的攻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四，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在此之前贸然施行中间汇率制度是十分危险的。

（二）“中间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

以蒋峰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以改进后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为依据，同时使用史文森汇率目标区制度下的利率期限结构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有关理论得出以下结论：1.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是首选目标。2.提高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弹性，逐渐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要求，争取早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可兑换。3.只有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前提下，人民币的“管理浮动”才可以实现。因此，现行的汇率目标区制度是向浮动汇率过渡的最佳选择。

（三）“多元论”或“区域论”

以李飞、付捷，胡朝晖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运用克鲁格曼的“三难困境”和最优货币区理论，从国际汇率理论着手，发现亚洲发展中国家采取的固定汇率制度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1.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不适宜采用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2.目前实行的汇率目标区制度经过金融危机的检验是不合时宜的：严格的资本管制对汇率制度改革是有抑制作用的。3.亚洲国家间成立类似欧元区的“亚元区”是解决汇率制度选择困境的唯一途径。

（四）“博弈论”

以袁鹰、刘海虹为代表的制度分析学派运用了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试图从产权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找到各国汇率制度选择之间的制衡关系。其中心思想认为：各国汇率制度的安排实际上是各利益集团间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因素相互竞争、相互联系、博弈选择的结果；在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和制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汇率制度的安排。

以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从基本框架来看，都是运用西方传统或经典经济学和金融理论从某一或某几个方面来分析和阐述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范畴。有的观点甚至成为我国在某一时期形成汇率制度的理论基础。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些理论是完美无瑕的。

首先来看第一种观点。诚然，“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确实是分析一国经济金融目标的经典理论。但是其分析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国长期以来都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而且资本“进来易”而“出去难”：在资本管制不对称时，BP曲线表现为一条弯折的曲线。这对西方经典的开放经济下的IS-LM-BP模型提出了挑战。其次，中国汇率制度的安排不能完全参照国外经验而应该以本国实际情况为基础，综合考虑。

其次，再来看“中间论”或“过渡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制度的稳定性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由于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未实现完全自由可兑换，因此浮动汇率制度对我们来讲是不现实的。相比之下，中间汇率制度也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间汇率制度包含了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二者的缺点。“两极论”与叫，间论”孰优孰劣的争议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第三种观点试图从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的关系人手，建议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以“欧元”区为参考依据，建议建立“亚元区”来最终解决汇率制度选择的难题。从实际情况来看，该理论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笔者认为，它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得不偿失，“一篮子计划”都是不可取的。尽管人民币单一盯住美元可能存在诸多问题，但在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可兑换实现之前，它必定是一个“更优”方案。2.建立所谓的亚元区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亚洲国家文化、语言、风俗等因素差异比较大，再加之历史等原因，要想使亚洲形成类似欧洲的大一统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亚元”也仅仅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存在于学者的构想之中。

与前面几种观点相比，应该说博弈行为决定论一“博弈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一方面他运用传统的经济学原理从经济间各要素的关系人手，证明一个国家（地区）汇率制度的选择与相对应的产权制度具有高度的依存性，两者具有共有特征。另一方面，它把国家也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函数的集团，政府对汇率制度的安排必须权衡自己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要素之间的利弊，从而制定出一个使“国际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效率的方案。

三、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安排更容易受到外部性的影响，某些经典的经济、金融理论在分析现实问题时也有可能会存在偏差。

2.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更多的应该从本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和制定政策要达到的特定目的出发，以博弈行为决定论为基础，从整个国际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为突破口：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决定因素。

3.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还应考虑港、澳、台资本在大陆的利益。港、澳、台资本将近占中国“外资”的一半左右（丁剑平，2001），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选择直接关系到三地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也要有利于两岸三地经济的长期稳定、繁荣。

4.汇率制度的选择，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永远不存在“最优解”而只会有“极值解”。不存在对所有国家（地区）任何时期（时点）均是最优选择的一种汇率制度。对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根据不同的时点或时期制定与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相依存的汇率制度。并随之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