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 马静舒

2015年是“一带一路”倡议进入战略推进期的关键之年。“一带一路”受到了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百度上与此有关的词条高达759万。“一带一路”的故事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如何把“一带一路”故事讲得精彩，讲得打动人心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努力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

针对“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国有很多高校、媒体纷纷成立“一带一路”智库，但在成立之后没有产品内容的输出。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是产品不够，特别是原创性的产品不够。第二是产品的输出不足，没有转化成国际语言。

有些新闻媒体在做尝试，甚至对“一带一路”进行专题研判，这是可喜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这些机构成立了研究院之后，大家在起步阶段都在做重复性建设，都是研究沿线国家的地理、历史、宗教等基本情况，或是围绕区域、国情、国别、投资风险做研究。如果国内研究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大家就不需要做重复性工作，而是要做往巨人肩膀上踏一步的事情。

现在成立了一些“一带一路”的联盟。这是一个趋势，但目前效力还是有限。我们亟需做的是孵化出研究“一带一路”的真正的大家和高端智库。笔者个人感觉这一两年来，真正研究“一带一路”的人不超过二十个，这是不行的。

这里所谓的“真正研究”有两个限定标准：第一，你是不是上路了，是不是在中国的沿边省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走。“一带一路”是需要打通“己学”和“彼学”的。有些专家知道“己”，有些专家知道“彼”，但真正都打通、了解“己学”和“彼学”的少之又少。第二，所做的研究能真正影响和完善政策，对“一带一路”的发展有实质性帮助。

所以笔者认为完善“一带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从两点上发力：第一，避免重复建设，共享资源和知识；第二，针对研究人员多但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专家太少的现象，应该发挥高校、研究院特别是企业的力量。有导向性地聚焦“一带一路”建设，通过聚智、聚焦，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才有可能产生。

此外，媒体和学者也要互动。国内有人说“一带一路”不等同于马歇尔计划，但有人又兴奋地把亚投行比作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属于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得想清楚。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不是政治经济学，甚至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文化经济学。一说到地缘政治学就有人会担心，担心撬动地缘板块，会让人觉得这背后有大国动机、战略企图，而这是不利于我们的。

非常强烈地希望媒体和学者就“一带一路”的性质达成共识：它是文化经济学。对内我们可以讲文明的崛起，对外我们要定位到文化经济学。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一带一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更是一个文化事件。中国人在经济上要共享、共建、共赢，在文化上要引起共鸣，要为解决全球和平与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思路和中国智慧。

二、及时纠正“一带一路”的错误认知

“一带一路”自提出至今持续升温，在很多人眼中已经成为一个大蛋糕，大家都忙着争抢，一些认知错误也在不断发酵和传染，这些错误如果不纠正，必然会导致“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一哄而散”的窘境。

第一，慎用“桥头堡”等进攻色彩浓厚的词汇。很多省份定位自己为“一带一路”的“桥头堡”（bridgehead），但是桥头堡是军事术语，他的本意是防御性的，即“無论如何，我也不能让你进来”。因此，“桥头堡”、“排头兵”、“先锋队”、“主力军”等词汇翻译成外文，不具开放性、包容性，而且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中国是要来“打仗的”。

第二，慎谈“过剩产能”。常有媒体提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把过剩产品销售出去。”“过剩”这个词汇，让沿线国家听了很反感，“你不要的、过剩的，别人会要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要到丝路沿线去“倒垃圾”。因此，要避免使用这种令人不舒服的词汇描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概念，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优势产能、富余产能及产能合作等词汇来替代。

第三，“沿线有65个国家”的表述不准确。千万别把丝路沿线国家限定在65个，传统沿线65国不包含欧洲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包含亚洲最活跃的日本与韩国，显然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全世界有230多个国家，只要致力于“一带一路”发展的国家，都是丝路国家，这样看丝路沿线既包括美国，也包括拉美各国。因此，对“丝路”国家的界定应该是“65+”的概念。

第四，“资源、能源合作”不是“一带一路”的唯一主题甚至优先主题。有很多人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的确，丝路沿线国家大都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非常不喜欢“一谈生意就是资源、能源”，他们不希望成为“骑士的马”。

第五，有为才有位，不用忙着定位。很多省份在忙着争抢历史上谁是丝绸之路的真正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新起点”、有的叫“丝绸之路的黄金段”、有的叫“丝绸之路的节点”……，这在全球化、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意义是有限的，关键不是叫什么，而是要有内容、有亮点、有突破，即在今天本省有哪些“错位竞争、不可替代”的丝路优势。

第六，丝路倡议落地既要顶层设计，更要基层创新。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后的总结往往惊人的相似，大家习惯用两句话结尾：希望中央重视我们，给予特殊的政策，在资金和政策上予以倾斜；我们有干劲，早就做好准备啦，就等中央一声令下，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寄希望于总书记怎么说”。但是，北京的专家再聪明，也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北京的领导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广西的干部更了解广西。所以不能等，要把基层创新先做起来。

第七，“一带一路”不易过快、过急，没有时间终点，但有时间节点。要适时推动“一带一路”落地，特别是要在智力支持上下功夫。海南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上海的发展离不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这些省份的淡定与远见是因为它们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建议整合全国人才资源，在南方某省建立海上丝路研究院，在西北地区建立陆上丝路研究院，同时配套建立智库产业园区，提供中国企业走出去所亟需的信息交互、项目对接、风控管理等服务。同时，要主动发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的作用不可低估，要充分激发他们的活跃性和敏锐性。

三、准确找到“一带一路”的痛点机遇

中国讲述的“一带一路”故事已经成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展现出中国主动“设置议题”的姿态，但是如何真正落地，赢得国际社会的持久支持，考验的则是中国维持话语有效性的能力，即“话语权”。要打造中国的话语权，应该从痛点中找出路。痛点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因为找痛点就是读心、暖心、攻心的过程，就是打造文化经济精品的过程。

第一，“一带一路”首先要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外商的买卖痛点，就找到了市场的盈利点。

第二，不要把所有走出去的中國企业和项目都称为“一带一路”项目，要打造优质项目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上，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号“攻城掠地”。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这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

第三，要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等，这些项目投资高、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特别对待，都会令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走出去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出售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达到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的目标，在“必需品”上做文章。

第四，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首先，“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媒体是第四大主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一带一路”故事才刚刚展开，需要更多走在路上、总倒时差的，常换水土、不断找思路的，时时被刺痛、但频频被感动的“一带一路人”。有思路才有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