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新 潘亚楠

作为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进行大国传播、与世界对话的关键话语之一。“中国梦”提出的大背景是中国崛起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转型，但近些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经济实力的增长并未给中国形象带来大的改观。正如学者赵汀阳指出的：“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因此，“中国梦”的重要价值在于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①。

“中国梦”给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带来新的思想维度，它是中国向世界积极言说自我的话语诉求。所以，获知“中国梦”在异域如何被阐释和想象对于更有效传播“中国梦”来说就显得极为关键。本文选取英国目前发行量最大的四家报纸《泰晤士报》、《卫报》、《每日邮报》、《独立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BBC）作为研究样本，在LexisNexis全球媒体数据库中以“Chinese dream”和“China dream”为关键词搜索新闻文本，时间起点为习近平首次提出“中国梦”的2012年11月，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底，共获取有效研究样本40篇，采用内容分析和框架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一、报道内容分析

1. 2013年关注度最高，从概念阐释到融入日常报道

在40篇有关“中国梦”的报道中，2013年全年的报道数量达到32篇，占总样本量的80%，2012年12月1篇，2014年6篇，2015年（截至2月份）为1篇。其中，消息28篇，社论5篇，评论3篇，新闻特写4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概念，英国媒体当时并未特别注意，其较为关注的中国议题是那时正在展开的反腐行动。2012年12月，《每日邮报》在报道中国打击腐败问题时援引新华社的评论首次提及“中国梦”，但文章并未对“中国梦”做更多的阐释。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屆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先后9次提到“中国梦”并系统阐释了“中国梦”。重要人物在重大时刻重点阐述的新概念“中国梦”立即被外国媒体捕捉为新闻亮点。英国媒体以“中国领导人倡导‘中国梦”、“习近平提出‘中国梦”、“习近平的中国梦意味着什么”等为标题突出报道“中国梦”。这些报道将“中国梦”话语引入西方世界，介绍分析了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意图。在随后的报道中，“中国梦”较少出现在文章标题中，而更多地被嵌入到不同题材（商业、社会、军事、科技等）的新闻报道中。

2.“中国梦”凸显在政治议题中，而民生话题成为重要切入点

“中国梦”更多地被融入到政治议题的报道中（21篇）。除了对习近平相关讲话的报道，“反腐”是最受关注的话题。同时，在社会议题的报道中，普通个人与“中国梦”的关系成为重要切入点，如学区房房价过高、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农民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等一系列民生话题获得较高关注度。

3.中英两国人士对“中国梦”均有积极评价，但总体情感倾向趋于负面

英国媒体对“中国梦”的报道主要采用了“事实框架”，而对“中国梦”的直接评论文章较少。中英两国作者对“中国梦”均有积极评价。例如，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每日邮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国改革有利英国——中英应共绘未来发展蓝图》，讲述“中国梦”指引下的中国将同样惠及英国的发展。但从数量来看，在英国媒体上这样的“中国声音”还明显不足。一篇值得关注的评论文章来自英国知名教育人士安东尼·斯尔顿公爵，他从经济发展和合作角度指出中英应该加强合作，并观点鲜明地提出“我们可以共享中国梦”。

对于新闻报道的情感倾向的分析通常是由编码员通过对文本语言和语境的解读来判断。比如表达“英中两国可以共享中国梦”的报道被视为正面，对于仅仅提及“中国梦”而无明显态度倾向的视为中立，持批评态度的视为负面。基于此编码原则进行判断，持负面情感倾向的报道为29篇，正面情感倾向的报道3篇，中立情感倾向的文章为8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英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经济新闻提及“中国梦”时显得更为客观和积极，如《独立报》在报道中国将参与英国高铁建设时，对中英合作前景表示了认同，并引用首相卡梅伦的话说：“英国希望中国能够实现中国梦，我们将在世界竞争中互相帮助。”

二、报道框架分析

根据甘姆森等人提出的以“诠释包裹”为核心的框架分析方法，我们对40篇样本进行了反复阅读和提炼，判断出这五家媒体在报道“中国梦”议题时基本采用了三个意识形态包裹：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民族主义的国家动员、对抗美国的话语争夺。在这三个基本的意识形态包裹下，与中国相关的不同议题被纳入到“中国梦”的解释框架中，从而在近三年时间里建构出“中国梦”的意义图景。

1.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

“政治宣传口号”是这五家英国媒体为“中国梦”给出的第一个意识形态包裹。记者对“中国梦”进行定义时使用了以下代表性的表述：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great binding ideologies）、宣传攻势（propaganda blitz）、宗教性的信念（religious belief）、模糊的格言（vague motto）、空洞的口号（big slogan）等。“中国梦”从根本上是人民的梦，但在这样的定义下，却被描述为集体主义威权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如“Give licence” 意为“给予许可”，意指中国人没有自由梦想的权利，需要政府给予许可。

根据甘姆森的阐释，包裹通常包括一个故事情节（storyline），或者称之为情境（scenario）。在包裹的故事情节或情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刺激性事件（stimulus event），这些事件会引发媒体及各相关方产生新的意见和观点。在“中国梦”提出两年多以来，为了不断强化“集体主义的政治宣传”这一意识形态包裹，媒体结合不同的刺激性新闻来延续故事发展，如香港占中事件、台湾“太阳花”事件、内地小商贩与城管冲突、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等新闻事件，将“中国梦”刻画为空洞的政治口号，与普通中国人的梦想相矛盾，其背后的根本意图即在消解“中国梦”的正当性。

2.民族主义的国家动员

作为完整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国梦”在世界层面、国家层面、个人层面和历史层面都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媒体通常会采用删减、简化的策略，将复杂的报道对象纳入已有的认知框架。在英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中国梦”被简略为中国崛起背景下民族主义的国家动员，其背后迎合的是近年来有上升态势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意识形态包裹的主导下，通过片面地引用军方及自由派人士的观点作为论据，“中国梦”被纳入到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军事科技实力追逐的叙事框架中。如，BBC的一篇报道引用了一位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在其书中的表述：“自19世纪以来中国就落后于世界，中国梦就是要建设军力使中国更加强大。”在报道钓鱼岛争端时，“中国梦”成为“雪耻”、“复兴”的民族主义诉求。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玉兔”号太空探测器成功登月时称之为中国“太空梦”的实现，但在英国媒体的报道中，却被解读为中国对太空霸权的争夺，并特别指出月球拥有地球没有的资源helium-3，可以用来开发核武器，并以美苏对抗时期的太空争霸战来进行暗喻。在这些叙事框架下，“中国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例证，同时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增强的担忧。

3.对抗美国的话语争夺

在40篇报道样本中，共有12篇提及“美国梦”。“中国梦”显然被纳入到与“美国梦”对比的框架下进行阐述，成为中美两国在心灵政治领域进行话语争夺的例证。例如，在《泰晤士报》、BBC的报道中都使用了“中国梦用来对抗美国”的表述。在这一叙事框架中，“中国梦”一方面被指出是中国为了对抗美国而提出的政治话语，另一方面也蕴含对“中国梦”难以与“美国梦”相匹敌的推理判断，在报道中经常出现类似“中国梦难敌美国梦”这样断言式的表述。

三、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英国五家主流媒体关于“中国梦”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框架研究，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梦”议题获得英国媒体广泛关注，成为构建中国形象新的身份表征。“中国梦”这一政治话语已经被纳入中国故事的日常叙事中，在不同的新闻议题下进行着意义的建构。其次，“中国梦”内涵被泛化和扭曲。即使在国内语境下，“中国梦”也面临着民间想象和不同利益主体的解读，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泛化倾向。对国外媒体来说，“中国梦”内涵的边界就显得尤为模糊，这也应该成为“中国梦”对外传播时的重要着力点。最后，“中国梦”的合法性面临西方价值观的挑战。“中国梦”有着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所追求的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②而西方价值观如“美国梦”强调的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征服主义。在这种价值观的关照之下，“中国梦”被纳入到集体/个人、强权/自由、压制/反抗多重二元对立的关系角度。于是，“中国梦”的合法性被消解，中国形象也在这样的框架下被塑造为追求世界霸权和民族主义，与我们所期待的“中国梦”对外传播效果背道而驰。

基于前文研究发现，笔者认为，我们在提升“中国梦”对外传播的有效性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梦”从概念的提出到成为代表一个国家价值观的象征性符号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效应，短期传播可以提高公众对“中国梦”概念的知晓度，但公众对新概念的认同度则需要概念本身被赋予实质性内涵，这一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因此，在战略上应认识到“中国梦”的对外传播是一個长期工程。

第二，突出“中国梦”的新闻性，主动为国际媒体设置报道议程。“中国梦”的国际关注度有所下降与其未获得新的新闻价值有关。建议通过重要人物在重要时刻重申“中国梦”，并与“追梦”的行动方案、行动过程与行动成果进行合理的联系，赋予“中国梦”概念更丰富的内涵与新意，让“中国梦”从一个口号转变为在目标引领下的切实行动。此外，报道负面事件时也可以与“中国梦”做合理联系，承认中国社会的现存问题，表达我们为解决问题、逐步接近梦想所做的努力。

第三，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内涵和互利共享性，强调“中国梦”和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关联性。针对西方媒体惯用的意识形态包裹，可以在积极回应中向世界提供新的信息，建构有利于世界合作的意识形态包裹。同时，尽量避免我方输出对抗性意识形态包裹，如“强国梦”、“太空梦”等对内宣传报道带来的负溢出效应。针对“中国梦难敌美国梦”的观点，应认真梳理“中国梦”的背景与历史起源，及其与“美国梦”概念可能存在的渊源和相似之处，承认二者的联想有利于相互学习、文明互鉴，同时强调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意在于不冲突、不对抗中寻求对话与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本文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共外交视野下‘中国梦的国际传播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13ZHA026 。）

「注释」

①王义桅：《中国梦如何与世界对话——中国梦的世界对话研讨会观点摘编》，《对外传播》2014年第1期。

②乐黛云：《美国梦·欧洲梦·中国梦》，《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