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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历史,重建道德

2016-05-26钱永祥

关键词:二十世纪暴力权利

着重制度,少谈心性

钱永祥,1949年生于兰州,现居台湾,著有《在纵欲与虚无之上》等作品。

《重看历史,重建道德》是钱永祥先生为斯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为什么暴力在下降》所作的中译本导读。全文从《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的中心观点、结构、对中文读者的意义,以及出版在西方学术界所引起的反响与论争四个部分作了导读。

正如钱先生所说,斯蒂芬·平克的观点与论证方法都是可以质疑的,但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督促我们把眼光放得长远,对‘暴力的含义不断追索,对人间‘苦痛的所指逐渐扩大范围,从而把更广义的力降低、更广义的减少苦痛,当成继续努力的目标”。

本文节选的是文章的第二部分。

面对这样一本篇幅巨大的著作,读者在开始阅读之前会需要一幅简明的地图。在《前言》里,作者对全书的主要结论提供了一个“预览”,读者可以参考。在此,我想简要地综述全书的论证架构,对读者或许也有一些帮助。

本书的主旨在于证明,人类历史可以看成“暴力在降低”的历史。这个主旨涵盖了两件工作:一、设法显示历史上暴力的确在降低;二、设法说明这种“降低”的现象原因是什么。

针对第一件工作,作者举出了五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六大“趋势”,每个趋势都显示了暴力在降低。这六项趋势我们稍做简化,大致如下:

首先他指出,考古学家检视远古掩埋场挖掘出来的遗骸残骨,发现在国家组织尚未出现的漫长时代里,因暴力冲突而导致死亡的比例约为百分之十五,可是到了烽火连天的二十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只达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在尚未形成国家的原始部落社会中,每十万人有五百多人死于暴力冲突,但即使在二十世纪遭战火严重蹂躏过的德国、俄国,这个数字也只有一百三十人。平克称这个演变为“平靖进程”,他归功于中央政治权威也就是某种“国家”的建立。

其次,一个趋势是个人之间的暴力相向情况在降低。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十万人每年超过一百件(这是十四世纪的英国牛津,也是美国西部在开发时期的情况),降到了十九世纪50年代的每十万人0.8件。这种转变,平克借用社会学家伊利亚斯的术语,称为“文明进程”,其原因包括了政府的治安、司法力量在提升,以及经济的基础从农业(土地)转向贸易。

平克举出的第三方面的趋势,他称为“人道主义革命”,主要涉及各种残暴酷刑,特别是法定的酷刑与死刑,都有显著的减少。人类殚精竭虑设计的各种刑囚方法与刑具、各种以人献祭的习俗、猎杀女巫、残杀宗教异端、宗教战争,曾经盛行达几个世纪,如今都已经不复存在。此外,在早先,酷刑与死刑不仅频繁,并且往往公开举行,人们扶老携幼以看热闹的心情围观评论,并不以为不讳不忍。十八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大体上不再见到。

人道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平克归功于印刷技术发达、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阅读帮助人们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也理解到“他者”不一定是邪恶的威胁,从而减少了残酷虐杀的意愿。

接下来,平克整理人类历史上战争、内战以及种族屠杀的演变。从他所举出的数字来看,一个大致稳定的趋势是:战争的数目在减少,战争直接、间接致死的人数相对于世界人口的比例在减少,种族屠杀的发生次数也急遽减少。平克认为,这些趋势的外因正是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文中所言及者:民主制度、贸易以及国际组织。

平克特别在意一般视二十世纪为“历史上最黑暗的世纪”的成见。他强调,二十世纪死于战火的绝对人数的确是历史上最高,可是考虑到世界人口的总数,它是最暴力血腥的世纪吗?十九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造成四百万人死亡,中叶的太平天国造成两千万人死亡,稍后的美国内战造成六十五万人死亡,早先南非祖鲁王国的沙卡王之治造成两百万人死亡,南美洲的三国联盟之战,消灭了巴拉圭六成以上的人口。在非洲猎捕奴隶、贩卖到美洲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纳粹大屠杀。至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发动的殖民战争就不用提了。平克无意美化二十世纪,但是他强调,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长期和平,也是二十世纪历史的一个部分,不应忽视。

最后,平克关注到“权利革命”的整个趋势。在这个范畴里,平克举出民权(少数种族权利)、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等方面的重大改进。他用具体数字显示,各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法律与言行在二十世纪大幅度改善……即使在动物保护这个领域,狩猎活动不再流行、素食人口快速增加、保护动物的立法也愈来愈普遍。今天的人,对这些领域格外关注,固然是因为这些议题特别切身,在生活中天天遇到;但也是因为战争、凶杀、各种集体迫害、酷刑等等形式的暴力,已经不再是铺天盖地的眼前威胁,让人类稍有余裕去关注并非直接生死之事的权利议题。

在展示暴力的降低趋势之后,平克的第二件工作就是设法说明这些趋势的原因。在这方面,他特别强调,他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假定人性在历史上有过明显的变化、改善。他认为,人性中间有一些动机会促使人向恶(他称之为“心魔”),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为善(他借用林肯的字眼,称之为“善良的天使”)。至于实际上哪些动机会发挥作用,使人倾向于暴力还是倾向于利他与合作,则往往取决于环境因素的触发。所以平克在解释几千年来暴力之减少的原因时,完全不诉诸人心的向善、人性的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人性的几种社会、经济、制度性的外在推力。(他举出五项外在于人性之善恶的因素:利维坦国家、贸易、女性化、都会化以及运用理性)这个基本的方法论取向,可能更接近今天“着重制度,少谈心性”的现代想法。

(选自《读书》2014年第8期,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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