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海青

欧洲传统左翼政党陷入发展困境，作为民粹主义激进左翼政党的典型代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班牙“我们能”党强势崛起，尽管这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但在成立后短时间内就创造了欧洲政党发展史上多个神话。面临来自左右两翼传统政党的强势挑战，“我们能”党及其代表的更广泛的激进左翼政治在欧洲是否能够保持更长久的生命力，仍有待观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左翼政治生态变化巨大。传统左翼政党面临发展困境，民粹主义的激进左翼政党强势崛起，欧洲左翼进入了重新分化与改组的新时期。西班牙“我们能”党，是在危机中兴起的欧洲激进左翼的典型代表。它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其兴起有哪些主要特点？在当前已经“碎片化”的西班牙政坛，它能否继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之后再次改写欧洲政治发展史？本文拟对此进行简要评析。

“我们能”党的起源与发展

如果以发展速度来衡量，当前欧洲几乎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与“我们能”党的飞速崛起相比肩。这个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在成立短短时间内就创造了欧洲政党发展史上多个神话：2014年3月方始建立，在不到一天时间里，就获得了5万名线上支持者。成立后的头20天，有10万人加入其中。在两个月后首次参加欧洲议会选举，就获得了120万张选票和近8%的全国支持率，赢得5个议席。此后，“我们能”党的国内支持率直线式上升。民意测验显示，2014年6月，“我们能”党的支持率超越工社党。到11月时，甚至领先执政的人民党，获得全国最高支持率。在2015年地方选举中，“我们能”党与绿党等共同推举的候选人，在马德里、巴塞罗那等重要城市赢得市长选举胜利。尽管全国大选前最后几个月，“我们能”党的支持率一度下滑，但在12月20日议会选举中，“我们能”党支持率回升至20%，一举夺得69个议席，成为西政坛第三大政党，并直接挑战了西班牙自后佛朗哥时代以来近40年间由右翼人民党与中左翼工人社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

目前关于“我们能”党的源起有三种主要观点[1]。一种观点将其起源延伸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也正是在这一年，脱离西班牙共产党的左翼联合组织“联合左翼”建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IA），为参加2009年6月欧洲议会选举而转型为一个正式的政党。该党在2015年1月19日完全融入“我们能”党。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能”党的兴起是西班牙共产党与“粉红色”拉美政府，尤其是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和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政府发展道路的折中，是西班牙左翼政党对危机后“南欧拉美化”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化历史时代最为成功的回应。

第三种观点，也是最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能”党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组织化发展的结果。所谓愤怒者运动，是欧债危机下因失业率激增等社会问题而在西班牙发生的一系列抗议示威的总称。自2010年9月开始，由于当时执政的工社党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尝试采取彻底改革劳工市场、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西班牙社会矛盾激增，反紧缩罢工抗议频繁发生。2011年1月，一些社会论坛和网络的使用者发起建立了数字化平台“马上要真民主”，通过推特和“脸书”等社交网络呼吁青年人、失业者在5月15日上街游行。是日，西班牙58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随后几个月，抗议风潮遍及西班牙各地。愤怒者高举反对失业、削减福利和政治腐败的旗帜，呼吁保障家庭、工作、教育、医疗等基本权利，要求进行根本性政治变革。

愤怒者运动吸引了约650—800万西班牙人参与其中，拉开了席卷全球的占领运动的序幕。从形式上看，如同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多数群众性社会运动一样，愤怒者运动带有非正式性、自发性、松散性的显著特点。抗议者以个人身份参与运动，通过网络进行联系和开展联合行动，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缺乏有效的领导和协调。从实践上看，愤怒者运动在凝聚民众的集体共识比如反腐败、反对后1978年的西班牙民主建制方面效果显著，但当代西方群众性反建制斗争的局限性也在这场运动中表露无遗：数以万计的愤怒者被动员起来走上街头抗议精英政治，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和媒体轰动效应，但却不能扭转政府政策走向，甚至未能对政策制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愤怒者运动的发展困境，使得政治替代的必要性凸显出来。一些激进的愤怒者因而开始反思被列为运动禁忌的政党政治和政治营销策略的必要性。2014年1月中旬，100多位左派知识分子和激进人士签署了一份题为“行动起来：将愤怒转化为政治变革”的宣言，提出了从左派立场反对欧盟政策，必须正式建立一个政党组织以参加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随后，马德里康普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帕布洛·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被推选成为该运动的领导者。3月11日，“我们能”党正式登记成立。它高举反紧缩大旗，秉承了运动的主要理念。但从另一角度看，其成立本身也是对自发性愤怒者运动的重塑。它放弃了运动崇尚的反政治和反政党参与观，重新回归代议机制进行价值表达和利益博弈。

“我们能”党兴起的主要特点

与在危机中兴起的其他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一样，“我们能”党的快速发展明显得益于经济危机以及主流两党的紧缩措施在社会层面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在西班牙，近年来失业和贫困急剧增加。即使在经济状况好转、增长率达到3%的2015年，失业率仍然维持在21%的高位。同时，两极分化持续扩大，西班牙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状况在欧盟中高居第二位。而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现象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自2011年11月大选以来，西班牙约有1900位政治家和企业家因税务欺诈以及贿赂和政治协议受到指控，其中170人因而获罪。[2]这种社会环境为高举反紧缩和反腐败大旗的“我们能”党的兴起提供了土壤。

作为当前欧洲激进左翼崛起的代表性政党，“我们能”党经常被拿来与已上台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相提并论。这两支政治力量的确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比如它们都反紧缩、反对执政当局，尝试在经济危机下构建一种能够进行社会动员的政治表达。但两者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由希腊共产党分裂而来的激进左翼联盟拥有长期的发展历史，是工人运动、全球正义运动联合各种批判左翼政治力量和思潮进行组织重构的结果。而源于愤怒者运动的“我们能”党则处于传统左翼之外，并非工人运动重组的产物。因此，尽管同为新兴激进左翼政党，“我们能”党的“新”左翼特征较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更加突出，与传统左翼政治的区别也更显著。

第一，建立在霸权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战略[3]。“我们能”党的领导层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绝大多数领导人均为学者出身。同时，最重要的领导人，比如伊格莱西亚斯、伊尼戈·埃里昂（Inigo Errejon）等，都对当代拉美政治进行过深入的学术研究，他们强调其政治理论与该地区的一些思想家，比如，拉克劳等人的思想联系密切。伊格莱西亚斯曾这样明确指出，“我们能”党的政治理论“假设”之一，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新葛兰西式霸权概念以及前者的民粹主义理论”。他们结合“我们能”党的实际需要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理论重构。由于工社党越来越向右转，传统的左、右翼区分已经丧失意义，加之西班牙农村以及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认同传统左翼，因此需要从社会不满的核心议题出发来重新界定身份、术语和战场本身。为此，他们提出了“民主”与“寡头统治”、“公民”与“官僚等级制度”等跨越政治边界的新的二分话语。从这些话语出发，“我们能”党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战略策略，比如“去私有化”、加强公共控制和社会责任、挽救西班牙民主政体、削减贫困、促进自由和平以及重新界定国家主权、解决环境问题等。伊格莱西亚斯这样总结由“我们能”党所开辟的欧洲现实政治变革和社会权利恢复道路，“在现阶段，它旨在实现一种主权过程，限制金融权力、促进生产转型、确保实现更大化的财富再分配以及推动实现欧洲制度的民主重构”。

第二，采取与新社会运动相类似的组织形式。作为从愤怒者运动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政党，“我们能”党在党的运作和治理上明显复制当代西方社会运动的一些组织特征。比如，与传统政党的科层制结构以及自上而下的运行模式不同，“我们能”党采取了一种平行组织的民主形式。其最基本的基层组织被称为“圈子”（circulo）。这是一个与愤怒者运动的“社区会议”相类似的组织单位。“参与”是其运作的核心话语。它奉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和修订“我们能”党的方案，并在网络上对相关议题进行投票，包括党内选举也是通过“圈子”进行的。“我们能”党的“圈子”范围广泛，在西班牙全境约有1000多个，甚至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西班牙移民社区中也有其组织存在。

第三，拥有年轻化、激进化的社会支持群体。研究发现，“我们能”党的支持者主要是政治倾向介于中左翼工社党和联合左翼（共产党）之间的选民。从构成群体看，其支持者绝大多数文化程度较高，年龄介于25—50岁之间。而青年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毫无未来希望的大学毕业生”构成其社会基础的多数。[4]在西班牙，青年人受经济危机的冲击尤为严重。近年来，青年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0%以上。在一些地区，比如加的斯，2015年仍高达69%。这些在后冷战氛围中生长起来的、缺乏传统左翼文化共识但在危机中被激进化的年轻一代，成为“我们能”党的生力军。

第四，受益于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与传统的政党不同，“我们能”党利用在线工具软件进行政治动员。它通过“脸书”、推特以及流行的社交网络和新闻网站Reddit上建立的名为“Plaza Podemos”的空间，与民众进行对话；运用Loomio作为决策平台，进行党的在线讨论和交流，目前全球超过一半的loomio用户实际上都是“我们能”党的活动圈和党的地方组织。此外，它还利用其他开放源码数字工具，比如即时民测app、公民倡议平台发起在线众筹运动，以为党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5]通过有效的数字战略，“我们能”党目前已在线发展了37万党员。

第五，利用电视作为党的宣传载体和工具。争取“传统媒体（电视）的领导权”，是“我们能”党最重要的政治战略之一。在其看来，电视是当今社会核心的意识形态机器，较之家庭、学校、宗教等传统意识形态塑造点，能够更集中地调节甚至塑造人们的思维框架。因此，“我们能”党的主要发展战略，就是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通过电视节目塑造了一个超脱于传统左右翼范畴的新的政治“意符”——伊格莱西亚斯。通过担任西班牙著名脱口秀节目“拉图尔卡”（La Tuerka）的主持人，伊格莱西亚斯“梳着马尾、留着短须的大学教授”形象在西国内产生了广泛知名度。其后，利用伊格莱西亚斯的社会影响力，“我们能”党快速扩大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参与度。同时，通过频繁在电视上宣传党的观点主张，“我们能”党的主要概念和思想也被广泛接纳和承认。正是因为电视在党的发展中作用如此突出，“我们能”党甚至将“拉图尔卡”及其第二个电视节目平台“阿帕契要塞”（Fort Apache）视为就是“党本身”。[6]

“我们能”党还能走多远？

2015年12月大选后，西班牙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由于进入议会的四个主要政党人民党、工社党、“我们能”党和公民党均未能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因而产生了一个“悬置议会”。各主要政党围绕建立联合政府或少数党政府进行了长达两个半月的艰难谈判。但随着工社党在3月3日和5日议会信任投票中连续两次失利，各党组阁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目前，西班牙已进入了 6月26日举行新一轮大选的倒计时准备阶段。不能否认，“我们能”党拥有一大批反传统的支持者，加之由经济和政治危机开启的“机会之窗”仍在敞开着，其政治地位继续提升尚有不小空间。但就目前而言，它很难复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奇迹”，进入执政联盟也面临不少困难。

从选民基础看，“我们能”党在现有政党竞争框架内很难占据优势。经过12月大选，虽然人民党和工社党轮流坐庄的政党体制已被打破，两党整体实力下滑，但仍然拥有广泛影响力，尤其在社会中间阶层中的优势地位难以撼动。同时，获得14%支持率和40个议席的新兴中间派“公民党”的上升势头强劲。“我们能”党面临着“新”、“老”政治力量的夹击。新近民调显示，即使6月重启大选，西班牙四个主要政党很有可能重复2015年末的选举结果。[7]

从与工社党的关系看，在危机后的欧洲，政党联合执政虽已成为一种政治常态，但在西班牙，工社党与“我们能”党间的政治隔阂难以弥合。对待“加泰罗尼亚独立过程”的态度，尤其成为两党结盟的主要障碍。尽管并不一定主张该地区独立，但在举行一场“苏格兰式”的独立公决问题上，“我们能”党立场坚决，与持反对观点的工社党针锋相对。此外，从组阁谈判一开始，工社党就对“我们能”党咄咄逼人并欲随时取而代之的气势颇为忌惮，因此更偏向于同中右势力“公民党”建立少数党政府。因此，“我们能”党目前已开始转向寻求与西班牙共产党主导的“联合左翼”达成政治联合，以在接下来的选举中成为“游戏改变者”。[8]

从“我们能”党自身看，组织模式和战略策略可能将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掣肘。在组织上，虚拟网络等非传统组织工具至少在当前并不足以替代传统的政党功能。党的日常决策和运转、选举引导和动员等等，都需要现实而有效的运作体制来完成。因此有观点认为，作为新兴政党，“我们能”党的主要挑战是需要继续在草根运动与功能性政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9]在战略策略上，反紧缩的激进主义是“我们能”党等南欧激进左翼政党危机以来兴起的主要动因。但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实践看，在现阶段欧洲推动反新自由主义进程举步维艰。激进左派能够凭借民粹主义的口号动员起民众的愤怒情绪，但却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模式来应对欧盟的施压和国家的经济困难。因此，尽管有学者为“我们能”党指出了进行一场“立场战”，围绕新的政治变革运动力量重构战略策略的发展方向[10]，但无论是这些建议者还是激进左翼政党本身，都没有确切的方案和步骤来化解当前面临的困境。“我们能”党以至更广泛的激进左翼政治在欧洲到底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够保持更长久的生命力，从目前看仍然是个未知数。

【本文系中国社科院马工程后期资助项目（2015mgchq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Bécquer Seguín， Podemos and its critics， Radical Philosophy， No. 193， Sept/Oct， 2015.

[2] Manel Barriere， Andy Durgan and Sam Robson， The challenge of Podemos， Jan. 5， 2015， http：//isj.org.uk/the-challenge-of-podemos/

[3] Pablo Iglesias， Understanding Podemos，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2015；Bécquer Seguín， Podemos and its critics， Radical Philosophy， No. 193， Sept/Oct， 2015.

[4] Owen Jones， Viva Podemos： the left shows it can adapt and thrive in a crisis， Nov. 11，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nov/16/podemos-left-crisis-ukip-anti-immigrant

[5] Marel Sangsari， Digital innovation propels political success story in Spain， Mar. 19， 2015，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world/digital-innovation-propels-political-success-story-in-spain/article23542220/

[6] Pablo Iglesias， Understanding Podemos， New Left Review， May-June 2015.

[7] Majority of Spaniards would prefer center-left coalition： Poll， Feb. 7， 2016， http：//www.dailymail.co.uk/wires/reuters/article-3435864/Majority-Spaniards-prefer-centre-left-coalition--poll.html

[8] Spains Podemos considers election tieup with rival，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world/spain-s-podemos-considers/2715964.html， Apr. 21， 2016.

[9] Podemos hopes to cement rise of citizen politics in spain after election success， May 27，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14/may/27/podemos-citizen-politics-spain-elections-indignados-movement

[10] Antoni Domenech， Gustavo Buster & Daniel Raventós， “Old” and “New” Left in the Kingdom of Spain， 2008–2015，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29， No. 3，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