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教育思想

2016-05-21詹真荣张晶

党政研究 2016年3期

詹真荣++张晶

〔摘要〕中共早期领导人教育思想是我党早期领导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过程中，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教育弊端进行尖锐批判以及对中国新教育发展进行构想的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本文主要以1920年春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共领导人和中共中央文献关于教育的论述为基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探索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国民教育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内容。

〔关键词〕中共早期领导人；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3-0062-08

中共早期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中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们或为党的创始人，或是领导工农、青年、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梳理中共早期领导人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相结合，探索解决中国国民教育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本研究认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战略构想。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教育思想，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对于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重视教育的平等性

追求平等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共同理想，也是这一群体早期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观点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传统社会制度下封建教育是特权阶级压迫穷苦百姓的工具，学校专门为有钱子弟及男子而设立；反之，无钱无势的寒门子弟和女子却没有读书受教育的权利和资格，不知埋没了多少英雄豪杰和天才。为此，他们强调教育的平等性：一是主张实行平民主义教育，消除教育的阶级差别；二是提倡男女两性受均等教育，打破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一）关注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思想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国民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他们主张革新中国教育，普及教育于平民大众，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第一，高度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阐述了平民教育的内涵。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教育可以为人类社会培养和造就人才。陈独秀指出，教育是人类智慧的源泉〔1〕；除教育之外，不足以培养社会上经营各项事业的人才。李大钊则将国民教育提到“培根固本”的高度，指出教育对未来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作用。恽代英认为，中国长期处于贫弱状态，总受别人欺侮和外来侵略的重要原因，在于教育未能完全普及。因此，若要在社会上形成人才辈出的理想局面，就应该变贵族式教育为平民教育。另外，中共早期领导人还提出普及平民教育的主张，他们认为，平民教育没有阶级和种族差别之分，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每个人都应该在教育上享有平等的权利。正如李大钊所言：“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2〕当然，平民教育也意味着被排除在教育范围之外的无产者“贫穷子女”能得到普遍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及平等升学的机会；“陷于无知状态”的工人在工作之余有接受补习教育的机会；即使是“年长失学的青年”也能享受普通教育。〔3〕

第二，阐述了平民教育的具体内容。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平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民众反帝反封的革命觉悟和阶级觉悟，因此，平民教育的内容是要帮助民众学习文化知识，提高他们的思想意识。恽代英指出，平民教育的内容不仅仅包括单纯的识字运动，即教他们认字写信，具备看浅近书报的能力；还应该以民众的实际需要为教育普及的基本方向，即他们要什么，我们便可以教什么；亦或可以告知他们“现在国家政治经济状况，本地生活变迁的原因，改良本地生活的方法”。〔4〕邓中夏认为，平民教育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教授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即通过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培养革命性人才，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三，主张兴办平民教育机构。为了将平民教育理想付诸实施，切实保障更多的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中共早期领导人主张兴办平民学校或在校外设平民读书点（班）；提倡开办劳动学校，安排教员给工人讲课，教他们用习惯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通过向工人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历史，启发他们的宣传和组织意识。〔5〕陈独秀曾经针对“偌大的上海竟没有一个培养高等知识的学校，竟没有一个公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算盘声，铜钱臭”〔6〕的现象，提出在全国兴办大学召集人才的主张。他认为，大学程度固然要提高，但也要普及，各大学应多收绝对不限制资格的自由旁听生。〔7〕他曾着手筹建了西南大学、市民大学、通讯图书馆及幼稚园，并强调这些场所都应该向社会公开，这样一国文化才能走向平民化。面对文盲充斥、国民知识贫乏的社会现实，李大钊则提出要“多立劳工教育机关（如夜校、半日学校等）”，“多立贫民学校”〔8〕；特别是在劳工大众聚集的地方，要设立图书馆、书报社等公共的社会教育机构，专门供人们在休息时间阅览。〔9〕1921年，他还与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在长辛店专为已成年平民及劳动者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学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目的是要增进劳动者和劳动子弟的知识，培养他们的高尚人格。〔10〕在他们的影响下，北京、河北等地也成功创办了数十所劳工补习学校，劳工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二）提倡男女平等的教育观

第一，揭露了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中共早期领导人猛烈抨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陋习和将广大妇女排斥于教育范围之外的不平等现象。他们认识到，在私有制社会，女子不但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立脚之地，教育权利也几乎被全部剥夺。就教育经费的投资而言，毛泽东指出，封建社会对女子教育极不重视。主要表现为女子教育经费合计不足十万元，仅抵教育经费的二十二分之一；虽然她们同男子尽一样的税收义务，享受的教育权利，却仅占男子的二十二分之一。〔11〕从家庭习俗来看，陈独秀指出，“儿子和女儿不能受相当的教育”。家长总是只让儿子接受教育，却不大愿意让女子接受教育；即使允许女子受教育，也必定比儿子少些。〔12〕就男女两性社会地位而言，李达认为，男子不愿意女子获得读书的机会和资格，原因在于“女子若有了智识就觉悟到自身所受的苦痛，生出反抗行为，不甘做男子的奴隶和牛马”〔13〕。总的来说，正是由于女子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文化知识，且长期处于愚昧状态，受封建纲常礼教、家庭制度、男女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故而缺乏自觉起来反抗性别压迫的觉悟和争取做人的权利。

第二，提出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理论主张。毛泽东针对中国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现象指出：“各国教育，无性的差别，所留成绩，业已证明”〔14〕。为改变女子教育落后的面貌，他在给赴法学员向警予的信中强调：“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15〕。李大钊认识到，要使妇女获得解放就必须使其接受教育，且生活上职业上的要求有使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修养的必要，因而女子应该“享受与男子同等的教育的机会”〔16〕。瞿秋白在考察苏俄期间，向国内报道了苏俄国内规定男女儿童，一律都要入学接受教育的情况。他在为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党纲草案中，提出要在国内“实行义务教育，教育与宗教绝对分离”〔17〕。陈独秀设想了未来社会教育的情形，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事业将都归国家所有，且劳动产品实行平均分配。到那时，男女在未成年的时候都要受社会公共教育，且国家也有力量使妇女接受平等的教育。〔18〕

中共建党之后，也将男女教育平等原则载入史册。1922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中共早期领导人鼓励未受教育的女青年奋斗，努力摆脱“昏天黑地”的教育局面，争取机会去“迎接智识的光明”。〔19〕同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又提出要“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普及教育”〔20〕的理论主张。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1925年中共“四大”通过了《对于妇女运动之决议案》，中共早期领导人提议妇女运动应该加入“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反抗良妻贤母主义的女子教育”等口号。〔21〕显然这是男女教育平等的必然之意，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女子享有同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也可将女性从“男尊女卑”的封建旧道德中解放出来。

第三，初步开展了男女平等教育实践活动。为了争取男女教育方面的平权，中共早期领导人还开展了教育实践运动。早在1919年，李大钊创办了大黑坨村新学堂，就曾动员村里的男孩和女孩都去上学。他指出：“我们村先行一步，给邻近的村子带个头，领个路”；之后李大钊还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学校造人材为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是为做官”来勉励学生。〔22〕1920年应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在广东省主持教育工作期间，首创中学“男女同校”的改革方案。虽遭到汪精卫的强烈反对，但经过争取，省教育委员会最终决议开放女校。李达特别赞同陈独秀男女同校的主张，并提出“自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而高等，而大学”〔23〕男女皆可同校，因为这对于创办教育机关来说，经济上最是合算。陈独秀回上海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后，又于1921年与李达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后来他曾表示真诚地“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24〕。李达指出，平民女子学校创立的目的就是使无力求学，年长失学，不愿受机械教育的女子能够接受教育，以期培养妇女干部，开展妇女运动。1923年和1925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还提出兴办女工夜校、组织女工俱乐部、创办妇女杂志等刊物的主张，目的是要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养成其对社会的关心。〔25〕

二、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目标

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关注人的自由解放及个性的充分全面发展。为了塑造身心全面发展的人，他们提出了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在内的新教育内容，并强调这三方面的教育不可偏废其一，应该均衡发展。

其一，认为德育重在感化。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德育对于学生品行、行为的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陈独秀揭露了封建教育下德育的真实状况：德育内容虽以“忠、孝、节、义”为重，然而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26〕。他认为，真正的伦理道德教育应使学生能自觉感受到其必要性，正如“人冷了才知道穿衣底必要，饿了才知道吃饭底必要”〔27〕一样，这样学生的本能才能渐渐发展。李大钊指出，教育不能只偏重于知识而忽视知识之人格，否则知识就会变为作恶的材料。他提倡教师在每次授课之余，应给学生授以几分钟的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内容，目的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见”，最终促进知识教育效用的发挥。〔28〕

恽代英主张学校对学生要进行道德品行教育。他和毛泽东认为，德育应该注重言传身教，目的是使学生易于感发，易于领悟。为此，恽代英主张德育最重要的在于道德实践，而非修身课枯寂无味的知识传授；且德育授课绝对不用书，而应该经常利用道德谈话、训话及自修会来教导学生；要注意培养学生“刚健、和平、周密、勤劳、刻苦、恒久等美德”〔29〕，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恶的社会有立足之地。

其二，注重智育内容的革新。中共早期领导人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只注重传经颂儒，以教育为“仅读书而已”的片面教育观，提出了革新智育内容的主张。在陈独秀看来，新教育注重的是实际运用，要培养的是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人才。他主张学校应该增加数学、化学等理科类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内容，以“矫正重文史，轻理科底习惯”；在高级学校里设立较高深的研究科学的机关，如物理、化学等理科类的科学实验室，以供学生进行实际操作。〔30〕另外，他还特别重视因材施教。他认为，小学教师要多传授“乡土教材”，历史教员可以教小范围的乡土史，地理教师要教乡土地理，其目的在于启导学生的智能和开发他们的思想。鉴于“各省的物产不同，各省小学教材便不能一样”，换言之，教材内容的传授要从各地实际出发。〔31〕

恽代英指出，读书只不过是智育的一部分内容而已。他认为，学校应兼授国民常识和生活技能，学生学到的知识必须是完全的而非片面的，既要有广博的理论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掌握必要的实践技能知识。针对学校教科书编撰存在只注重学理，不注重实效；只注重常识，理科设备不够用的现象，〔32〕恽代英强调，实物教授往往比书本教育强过百倍，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既要从书本中学，也要从实践中获取。因此，学校要鼓励学生多参加课外活动，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其三，重视体育发展。中共早期领导人批判了中国近代以来仅注重智育或是德育，唯独将体育忽略的片面教育观，他们积极呼吁中国柔弱如病夫的青年自觉行动起来，做心强体壮的现代青年。为此，毛泽东指出，体育教育不仅可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33〕，还可“调感情”“强意志”；他认为，德育智育与体育有密切关系：“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34〕。也就是说，体育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基本保证，道德和智育的发展都要以体育为寄托，若没有强健的身体，那知识和道德则无从谈起。

陈独秀和恽代英也提出了注重体育教育的主张。陈独秀认为，学校要注重全身教育，既要通过体操发展学生全身的力量，又要通过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学生耳目手脚活动的能力；在这种训练下，学生才能自由健康的发展。恽代英指出，学校体育教育“应对于各学生，无论其体质强弱，平均加以注意”〔35〕；学生每日清晨应保证一小时或半小时的体操练习，且要持之以恒。除此之外，学生还要积极参加体育竞赛，参与踢毽子、打球、跳绳等课外运动〔36〕；更为重要的是广大知识青年要“到民间去”运动，将学校中所学到的体育知识传达给普通百姓；可以“教他们打拳习武”或者操“八段锦”〔37〕，这对于全民身体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其四，强调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在对新教育内容进行阐述的基础上，中共早期领导人提出了三育并重的全面发展教育观。陈独秀认为，只有智育、德育、体育三者并行不悖发展，才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在他看来，智育、德育属于人性化的教育，而体育则属于兽性教育，而一个民族要想强大，人性和兽性皆应同时发展。他特别认同日本学者福泽谕吉的说法，即“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38〕。这与毛泽东所提倡的“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减、道德之养成次之”，“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39〕的全面发展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恽代英提出“身（体育）、心（智育）、性（德育）各方面均完全发达”〔40〕的教育观是培养健全公民的标准。李达在湖南自修大学时，也曾提出学生不但要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思想，养成健全的体格，煎涤不良的习惯”〔41〕。这些理论主张无疑都是早期领导人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火花。

三、倡导改进教学方法

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关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他们在痛陈旧式教学方法弊端的基础上，并提出改革教学方法的新举措。

其一，针砭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陈独秀、恽代英、毛泽东等人指出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多半都是被动灌输式和注入式，先生只管埋头教，学生只知啃书本。他们痛感旧式教学方法对学生的危害：先生教学重用书而轻实物，学生不仅须废脑力想象，废时光研究各种解释，且用力劳而知识不正确〔42〕；先生不准小学生问三问四，还喜欢打学生手心，完全是教训式的意味，学生智力发展和创造性发挥受到严重影响，个性被消灭，灵性被磨灭；学生在课堂上过于依赖教师，缺乏独立思考的习惯，最终教出的学生个个像模型，无一件灵动中用。

其二，主张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陈独秀指出，“新教育是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完全是启发的意味”。他主张采用启发式的教授方法，处处虚心研究学生的心理，启发他们的性灵，使其固有智能充分自由发展。〔43〕周恩来也认为，教育之道最重要的在于启发，教师应该做到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使学生有如坐春风的感觉。恽代英强调，启发式教学是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使学生知道好学，善于求学。为此，他主张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学，课堂上要始终贯穿提问，目的是引起学生“思想的力量”；但问题不可太难，因为这样能使优等生“有所用心”，劣等生“用心求进步”。〔44〕毛泽东早在1919年就曾主张要力求减少学校的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他同李达等人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期间，又进一步指出自修大学教授学生的方法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除此之外，学生还需“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他们提倡学校教员要对学生启发辅导，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及特殊的人格”。〔45〕

其三，认为教育要同生产实践相结合。中共早期领导人批判了教育与社会生产实践相分离的形式主义教学方法，认为社会上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陈独秀指出，一切教育都应该建立在社会的需要上面。为此，他主张实行职业主义教育，强调各类学校开设的课程必须具有实用价值；为了便于训练学生，培养人才，他还提出了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即“办农业学校，宜在乡间，办工业学校，宜在省城”〔46〕。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倡导青年学生要籍各种机会到民间去，每年牺牲几天或每天牺牲几小时，劳心也好，劳力也好，与广大工农群众交流。董必武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曾规定，学校除传授基本理论知识之外，还要学生参加公益劳动，宿舍、庭院、食堂卫生均由学生自理；他常常带领学生修理桌椅，养花植树，这在无形之中都培养了学生的劳动习惯。〔47〕毛泽东等人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也曾规定：为了破除文弱之习惯和保证脑体的平均发展，应该注重劳动实践。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看来，教育同生产实践相结合，有助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有助于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

四、提出了尊师重教的观点

中共早期领导人大多既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杰出的教育家，他们强调了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的重要地位，并针对社会对教师的培养要求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第一，关于教师的地位。李大钊指出，教育家是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他们有着丰富的精神知识，教育着社会上的广大青年，劳精瘏口，很是辛苦。因此，社会应该给他们发放薪水以维持其基本生存，这是他们高尚劳动的代价和应得的权利。〔48〕恽代英反对“师严然后道尊”的说法，认为教师与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教师传道成就学生的品格学问是他对人类的一种责任，应该得到尊重。然而不能勉强别人尊师造成高于“人”的观念，“因为执行职务是职权的关系，不是阶级的关系”〔49〕。因此，做教师的人，应该把真品行真学问传授于学生，让学生明白敬、爱、信、化的道理，给学生以爱感，这样学校的秩序才会不待维持而维持。

第二，关于教师的培养要求。恽代英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他对教师的要求：“（一）是有品格的，（二）是热心在教育界的，（三）是对于中学一二种学科有可靠研究的，（四）是多少有改进思想的，（五）是语言为武汉学生容易懂的”〔50〕。他指出，高等师范学校教师要让学生明白“他们是为人类服役的人，他们是负有教育年幼些的同胞的完全责任的人”〔51〕。因此，要注意培养学生清洁，勤慎，节俭，和平的品格，这是普通教育学上所说的教师应有的品格和能力，亦是教育能否发生效力的要件；学生要有做未来教育家的准备，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上特殊的待遇，他们的责任就是“利导人类可教育的本能”和“利导人类可陶冶的本能”；学生要有改进中学教育的准备，为此，他们要了解各学科互相联络的方法，多求些普通知识；要多专注于观察研究，有牺牲自己便利，发展中学生应该发展的精神。简言之，国家 “必需能供给许多有改进知识及能力的教师”〔52〕。

五、中共早期领导人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发展的启示

启示之一，继续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公平发展。在中共早期领导人看来，教育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基础；教育应该普及人的一生，从婴儿到老年，人们都要接受教育的陶冶。中共早期领导人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强调教育没有性别和阶级的差别，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他们相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够普及教育，人人将都能接受教育。

新中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我国的国民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仍然不公平、不均衡，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学校办学水平及教学质量存在明显差距；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成为当下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之一。这启示我们要更加重视教育的优先公平发展，其一，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推行向农村及边远地区倾斜政策，特别要注重家贫子弟的教育问题。治贫要先治愚，要想致富，首先要接受教育，只有把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搞好，孩子们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其二，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保障每个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努力发展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启示之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共早期领导人认为，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教育方法应当以启发式为主，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他们特别注重德育、智育、体育的均衡发展，提倡更新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作为教学主体的能动作用，以促进他们主动思考和个性充分发展；他们批判了中国传统压抑学生创造性发挥的考试制度，并指出这对学生的道德、身体及思想均没有好处。

这对我们当下开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仍然大有教益。全国解放后，我们党逐步提出了“素质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各级政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基础教育在许多方面仍然被应试教育所统治，在很多地方，依然存在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育人基本上以考试和分数为本，忽视学生健康人格、健全体格及创造能力培养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实施素质教育，首先，要优化育人环境，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大胆创新，诱导和启发学生大胆思考和提出疑问，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考试制度及育人评价体系，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考试，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的考试制度，以促进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发挥；对学生的评价体系要全面客观，应采用德智体等多方面相结合的综合测评体系，以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提高教育质量。

启示之三，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母鸡，发展教育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中共早期领导人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认为教师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并关注对教师能力的培养。这些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加强各类教师队伍建设也有很大启示。我国目前有2.6亿学生和1500万教师，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基本保障。其一，教书和育人是教师工作的两方面，教书必先育人，而育人必先育己。这就要求教师要有高尚的品德和诲人不倦的奉献精神，把自己正确的道德观念传授于学生，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的心灵。其二，教师的本职工作是“传道、授业、解惑”，因此，要想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就需要教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其三，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作为教师要用仁爱之心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用爱的教育去感化学生，尊重学生的发展规律，理解学生各方面的需要，宽容地关怀学生的成长。

总之，就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到的，中国这么多人，教育上去了，将来人才会像井喷一样涌现出来，这是最有竞争力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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