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泽渊

“国家治理”系列之国家治理面临的根本挑战

卓泽渊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教授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为什么会被提出？为什么要确立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科学化的目标。回答一定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已经落后于现时代对其水平的要求。现实的国家治理遇到了严重挑战，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与科学化。

具体说来，我们遇到了怎样的挑战呢？

首先是经济上的挑战。历史延续的自然经济仍然具有重要作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

现在广大农村仍然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曾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了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就家庭承包本身来说，还是准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样态，大规模集约化的农村生产方式并未形成。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不过是自然经济包括传统农业在当代的历史延续。如何走出家庭承包的藩篱，创新农村与农业的生产方式，是我们面对的重大难题。法律应该怎样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建设新农村的进程还莫衷一是。

根据预定的时间表，我国要在2020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遗憾的是，现今计划经济的痕迹还十分明显，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建立。一些本该交由市场调整的领域，继续在由政府调控。政府依然在管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十八大以来，我们逐步推行了权力清单制度。实行的结果，不是将权力缩小了，而是权力懈怠了。怠政、惰政成为官僚体制的重大问题。

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谁都无法否认。但如何深化国企改革，如何用市场经济手段推动国企改革，还是极为重大的难题。国有企业与公有制究竟是什么关系？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及其初级阶段是什么关系？这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其实还有更多的实践问题。国有企业与党的领导是什么关系，企业中党组织的地位、作用问题，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法人制度如何衔接、融合的问题，如何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科学规律的中国企业制度问题，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还有很多歧见与谬误。

其次是政治上的挑战。民主政治依然在探索之中。从目前来看，村民自治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要靠它带动整个民主政治的建立，还是过于乐观。高层不动而仅动基层，结果是基层无力推动高层，基层自身也乏力。要靠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看来效果也不是十分明显。近年来，党内公推直选制度几乎停止了实践。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从司法体制和人大制度着手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从司法体制改革来讲，我们党早就意识到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十八大之后，我们党对司法体制改革给予了从未有过的关注和最有力的推进，但能否因此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问题。因为，作为改革突破口，它改革了，其他相关部分必须及时跟进。如果不能跟进，一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引领效用会降低，二是其他应改而未改的因素也会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障碍。

现在，我们也许应该启动人民代表大会改革，推动人民代表的直选制和专职化。如果人民代表能充分发挥作用，能够一年365天都在参与国政，那么，这也许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最好路径，也许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最有力措施。

最后，是文化上的挑战。现实的社会文化还是一个混杂的体系，特别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历史底蕴深厚，继续对社会发展起着严重的制约作用。期待中的先进文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实的文化冲击尤其是互联网文化冲击又客观地呈现在面前，既然无法关上网络的大门，就必须理性地面对，让网络成为先进文化的载体，成为现代文明的标志。

现实中，国家治理必然会遭受各种因素制约。经济、政治、文化中落后的、顽固的东西还禁锢着我们的头脑，阻碍着前行的步伐。必须认真思考和处理国家治理与法律制度、与人的作用、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努力使国家治理成为法治下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