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逐渐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在这个政治动荡战乱频繁的特殊时期，世人的书法风格和审美取向呈现出新的风貌，而书法的理论形态除了概括和阐释书家创作的韵致特点之外，文风亦受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潮和宗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书论中的诸多观点、观念，所用的写作方法、论述方式，为后世书论之滥觞。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以期强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本身和书法评论的风格取向与时代背景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书论；自然观；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观

（一）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争连绵不绝。在动荡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传统的儒家经典再无法慰藉世人失落的灵魂。封建统治阶层和门阀士族欲维护自身利益，为所做之事披上名教的外衣以掩盖其真实面目和目的。正统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受到威胁，被肆意蹴踏，此时“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的提出洪水般冲击了世人的思潮为魏晋士人思想解放、崇尚自然之滥觞。

名教，本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名即名份，教即教化，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等级制度。自然则是人类最本真，无着刻意修饰的原本形态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本应为对立统一。名教道德准则的制定和实施，是以人类的自然之性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原则和要求以约束规范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亦是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的重要保障，人类可在规则范围内表达本身的自然诉求。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风雨飘摇的社会导致名教的实质发生了巨变。当权者依从自己的目的随意改变名教本有的价值取向，为自身利益服务。名教与其本身的教化作用渐行渐远，沦为封建统治阶层攫取利益时所必要的虚伪面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率先觉醒，反对名教对世人思想继续禁锢和压制。以嵇康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探讨事物的内在含义和本质特点，而不是因其呈现的外在形迹所困扰。求真求本的哲学观点为世人所憧憬和追求，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由于观念的鼎革而转变。同时这种天然率性、不着刻意修饰的自然观，亦对当时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风格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二、书论中自然观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以来，书法的价值已不仅限于发挥文字所承担的的功能和价值，而是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具备主体性和审美性。这一时期，自然观的提出和发展，进一步解放了世人的思想，拉开了艺术自觉的大幕。文人士大夫的书法创作中，强调对天然率性的展现和表达，同时书论中的审美取向和美学追求也有了新的面貌，将书法作者和书法作品与自然山川相结合的品评方式在当时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中的自然观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天然”“功夫”概念的产生与发展

王僧虔在《论书》中评论宋文帝书法时有云：“天然胜羊欣，功夫不及欣”，“天然”“功夫”首次作为一组概念在书论中被提出。“天然”即为天赋、本性，在书法创作中，不刻意排布章法，雕饰笔法，顺其自然；而“功夫”则通过后天练习积累而成，心慕而手可追，是进行书法创作的基础。二者均被认为是书法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既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底，以保证字形结体严谨，用笔精妙；同时率性挥洒，不强求工拙，书法作品方能灵动盎然，神采飞扬。而两者相较，作者在书论中，明显对“天然”这一要素有所偏爱。例如“孔琳之书，天然绝逸，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孔林的书法超然脱俗，不矫揉造作，尽管其法度稍有欠缺但仍属佳品，王僧虔也对其评价颇高。其在《笔意赞》也曾提出“书之妙道，神采为上，而形质次之，兼之者刻方绍于古人。”不难从此二例中看出，王僧虔主张功夫规矩为书法之本，不可忽视，在这一基础上，天然则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最为重要的特点。书法创作即为艺术创造，如若谨遵法度规则，无有变革和创新，那么书法艺术将是千篇一律无个性新颖可言。所以作者更注重书家创作时“天然”的发挥和展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评论家开始对“天然”“功夫”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发展。其观点在于强调功夫天然在书法创作中均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二者兼备的书家和书作方可成为上品，而率性自然情感的流露，天然去雕饰的本真，才更可使书法作品神形兼备，逸趣横生。

（二）自然景物类比法

春秋以来，思想家和文人用自然的物象来类比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的现象便已产生并日益流行。诗人屈原在其作品中多用香草美人意象，如“芙蓉”、“芰荷”、“木兰”等植物以比喻自身品行高洁，不与世俗同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使有识之士无法在庙堂之上一展宏图，避世思想应运而生。世人寄情于山水，追求自由、自然的风尚以排解心灵的失落。在书论中，将书法作品与自然景物相类比的品评方式流行开来。如袁昂在《古今书评》中提到“臣谓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天门，虎卧凤阙。”通过象喻法灵动形象的反映出钟繇、萧思话书法的特点，钟繇作品率性天成，兼备气势与灵动；萧思话书法则气脉贯通，豪迈洒脱。又如萧衍在《草书状》中写到“疾若惊蛇之失道，迟若渌水之徘徊。缓则鸦行，急则鹊厉，抽如雉啄，点如兔掷。乍驻乍引，任意所为”。此句描写出写草书时，疾徐转换、亦快亦顿的节奏动势。用自然景观的现实物象类比写草书时的韵律跳跃之感，一方面有益于后人在学习书法时，化抽象为具体便于理解，同时这也是当时自然观在书论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这一时期，书法评论家使用象喻的表现手法对当时或前世书家的书作及书风等进行评价。是以自然为美的思想观念在书法艺术中的体现，反映出了时代的审美取向和审美风尚。

（三）人物品藻注重展现气质才情

品藻，即“定其差品及文质”，人物品藻则是对人物的性情、才学、品德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价和鉴定。人物品藻早在魏晋之前就有已有之，多被用于在选官是对候选人品行的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倡导自然的理念盛行，阮籍曾提出“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魏晋名士在该理论背景的支撑下，渴望追求本真，积极表现自我的神韵和风度。对于人物品藻，更注重个性、气度的展示，不拘泥于用统一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人物的标杆。这种审美方式的转变在书论中也有所体现，主张探究洞察书法的内在精神，“物生有形，形有神经，能之精神，则穷理尽性。”所以许多用于描述人体特征或精神面貌词汇被用于形容书法作品及风格，“瘦”、“肥”、“筋”、“骨”、“神采”、“神品”等词语在书论作品中时常出现，如：

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刀。

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肥瘦相和，骨力相称。

此外，将书法风格直接用现实人物作比也在书论中时常出现，例如：“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袁崧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

作者以人喻字，可将书法作品所呈现出的风貌生动的表达出来；其次这一时期士人重视个人气韵和风骨的表现，将书法创作视为其精神情感的外化，所以书家力求在书法作品中展现出率性的气度和天然去雕饰的神韵，使用表现人物特点或精神世界的词汇形容书法，也是对书家气质风采做出评价，而用现实人物的身份特征反应书法作品呈现出的风格，则更加具象，特点也更为清晰。

三、书论中自然观的形成原因

（一）政治的动荡催进玄学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此时强调探讨事物本质内涵而非外在表现的玄学日益为世人所追捧。在这种哲学思潮的浸润下，书论中对书家或书作做出评论时，常常将自然山川同书家或书作呈现出的精神状态结合起来进行品评，用自然景物描述书家的风格特点亦是当时书论中流行的品评方式。这种强调自然书风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玄学思想主张高度契合。由于时人受到“越名教而任自然”观点的启发，思想高度解放，追求率性天然的行为方式和精神境界。书法创作作为文人思想性感的外化，自然会体现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书法评论以自然本真作为评价标准。这一时期，受时风影响，书法的审美趣味和评价标准崇尚天真烂漫、率性本真的自然美。

（二）宗教的影响

宗教对书法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着深刻的体现，这一时期影响书法风貌的的主要以道教、佛教为主。儒家经典由于时代的动荡而被频频批判，而道教蕴含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主张表现自我、实现自我的价值观被社会阶层认可和奉行。道家的观点使人们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精神世界的表达，将主体最本真的状态展现于白宣纸上，承载于笔端之间，即渴慕自然之美。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对时人的影响可谓巨大，其“般弱性空”的学说和玄学超然的思想不谋而合，迅速风靡各个阶层。佛教的学说启发世人不烦恼于现实的残酷，精神寄托于理想的世界，所以在佛教影响下的书法大多是空灵纯净、质朴洒脱的风格特点。

（三）文艺理论的相互影响

前文所述，玄学思潮笼罩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的思想，促进了士人群体和个体的觉醒，思维方式的转变势必会引发艺术审美风尚的变革，与此同时，不同艺术形态间也会相互影响，呈现出相似的美学追求。

1.文学艺术的变革及和书论的关系

文学艺术的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写作方法及中心思想两方面。就写作方法而言，反对以传统的儒学经典为学习对象，主张顺其自然，直抒胸臆。在中心思想上，写文章只为“吟诵性情”。时人不仅在文章上体现对自然本真的崇尚，诗歌中欲探寻事物本源，表达作者真性情思想的流露也是显而易见的。如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然与豁达，这与进行书法创作时所应具备的心理状态十分相似。魏晋时人认为书法是自身精神气质和情感思想的外化，所以在创作中不刻意计较工拙，纵情恣性。这和期待通过文章表情达意的实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和书法艺术相互影响交融，一方面文论风格和书法创作都强调自然本真的重要性，此外文论中关于书法理论和书法评论的文章数量大有提升，且引用象喻法，将书体风貌及书家风格同自然景物相类比，对后世的书论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书法作品内容多为文学作品，有些书家兼善书文，将自作的文章用书法写出，如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文辞优美，传情达意如涓涓细流般娓娓道来，加之其形质神采皆为上品的书法，带给人双重美感。

2.画论的审美取向与书论融会贯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画论仍处于萌芽阶段。在玄学之风及佛道宗教的影响下，画风主张极尽神韵，表现出所描摹事物的本来面貌，用笔、技巧不再是评价的最高标准，自然和神韵作画的最高境界，极具时代风貌。曹不兴作为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传奇画家，其画作在展现自然风韵之时不失法度，谢赫观其画，赞云“观其风骨，名岂虚成”。追韵求度、彰显骨力的绘画审美风尚发轫于此。到了顾恺之时期，在继承曹不兴画风的基础上有创造出新的绘画风格，画论作品如《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中，也反映出了其希望通过绘其形以展现精神世界的审美追求。这同书论中所强调的追求创作时保持自然的心态，通过书法创作来体现作者性格和思想的理论是极相似的。

谢赫所著的《古画品录》对当时和前朝的画家做出了品评和总结，并提出“六法”作为评价中国绘画的六项重要标准。其中，首要的审美标准乃为气韵生动，要着力表现所描绘人、物的气质神韵，其次强调用笔的重要性，骨法用笔的精髓在于更传神的体现人、物的外形特点，达到以形写神的效果。若笔触无力滞色则无法呈现应有的视觉效果。而随类赋彩要求顺应自然，在着色上体现人、物的本来特点。上述三点在书论中的要求则是注重“天然”，用笔劲道有力，使字兼备筋骨；在墨法上，注重墨色的自然变化，书法作品的层次性和节奏感方可更好地彰显。

就这一时期理论的变革而言，文论画论书论三者相互浸染，表现出相似的审美追求。一方面文学艺术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的共同影响，其特征也必然具备相似性。另一方面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群体以门阀士族的贵族子弟为核心，他们具备接受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的资格，有充盈的时间和物质支持。他们既可致力于文学创作，亦可醉心于书画艺术。由于创作主体有着相同或相近思想和理论指导，所以在不同的领域体现出相似的审美追求和风尚也就十分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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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婧超，女，山西省太原市，现就读于中央财经大学书法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鉴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