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鲜红 陈建军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中国早期大学英语文学教学与莎剧推介
——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为中心

安鲜红 陈建军

(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清末民初，以上海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基督教大学和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自办大学在英语教学中都涉及莎士比亚，有的还开设了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语文学教学对莎剧的引进，既推动了莎剧的校园传播，又促成了莎剧的学府遴选，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莎剧爱好者和莎学人才，这些人后来大多是莎剧在中国经典化的推手。早期大学的英语文学教学和莎剧推介，为莎剧在中国的经典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莎士比亚；莎剧教学；经典化

从办学主体来看，中国早期大学分为外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和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普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分别是这两类大学的代表。清末民初，在其他大学还在重组、联合或合并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英语教学已日趋成熟。这两所大学在英语文学教学中引入了莎士比亚，英美文学、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欧洲文学史等文学课程中已有对莎士比亚戏剧的介绍，莎士比亚专题教学也得以展开。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英语文学教学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其他高校所效仿。1912年以后，教育部加强教育管理，全国各大学(教会大学除外)的系科设置和课程安排日渐规范和统一。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英语文学教学理念和经验，随着英语文学课程的普及和人才的流动，逐渐推广到其他高校。1926年前后，之江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大学、清华大学、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南开学校(大学部)等高等院校，均开设了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等课程，有些学校还出现了莎士比亚专题教学。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大学为考察中心，探究这两所大学英语文学教学与莎剧推介，可略窥中国早期大学在莎剧经典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一、 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教学与莎剧引进

在16所教会大学中，有13所基督教大学侧重于英语教学，另外3所天主教大学侧重于法语教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基督教大学中最“洋化”的学校，有“中国哈佛”之称。自1881年英文部设置后，圣约翰大学不久就成为英语学习的中心，除国文课之外，其余课程均用英语讲授，课堂教学、教材编写、课内外交流等全都英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圣约翰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课程计划已渐趋丰富和完善，莎剧教学伴随着英语文学课程设置的细化和专题化而出现。

1892年，圣约翰书院成立正馆(大学部)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当时的正馆课程设置比较随意，不成体系。以英文类课程为例，涉及文学的课目仅有英文史记、近世史记、传奇二本；其他课目，如富国学、刑学、代数、心灵学等，均与文学无关。1896年，英文学类课程略有变化，与文学相关的课目仍只有“杂著一本”、“杂诗一本”[1]。1904年—1905年，圣约翰书院的英语文学课程设置更加细化，文学教学也渐成体系(见表1)。这一时期的英文阅读和文法学习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备馆四年级已开设《欧洲史》和《绝岛漂流记》、《汤晤勃浪学校之经历》等原版小说名著欣赏课程。正馆普通科一年级有泰西新史揽要课目。欧洲史、泰西新史揽要等文学课程可能会涉及莎士比亚，但莎剧是否进入了英语文学教学环节，还很难确定。不过，圣约翰书院的课外活动较早地涉及了莎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莎剧学习的存在。如，St.John’sUniversity1879—1929一书曾记录过1898年的“学生事业”，其中就有“Shakespeare’s Club”(莎士比亚研究会)、meeting Satureday envenings for reading one of Shakespeare’s plays(每星期六晚聚会，宣读莎士比亚剧本一种)[2]。1905年前后的《约翰声》和《北华捷报》等报刊也有圣约翰校园莎剧演出报道，并提到《哈姆莱特》、《亨利八世》、《如愿》等剧(见表2)。这些零碎的史料，虽然不能证明莎剧教学已经存在，但至少可以说明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已频繁出现在圣约翰学院的校园里。

表1:备馆、正馆英语课程摘录(1904.3—1905.1)[3]

表2：圣约翰大学英文莎剧片段演出(1896—1911)[4]

续表

1905年后，圣约翰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学校的系科设置和英语文学教学有了新的变化，文学类课程主要“讲述西方国家的文学、戏剧和名家论说”[5]，课程设置显然向专题化方向发展。1912年，正馆文艺科不仅设有泰西名人小说、泰西文学史、诗集等文学课程，高年级还开设了西国名剧课程(见表3)。同年的格致科上级、高级均设有文学课程，上级以泰西文学史及诗集教学为主，高级则主讲西国名剧课程[6]。1912年的《圣约翰大学章程》第9章“各科教法大意”规定了莎士比亚剧本的讲授内容：“高级生读每礼拜三小时，一千九百十二年至十三年之课本，以驯悍、亨利第五、蛊惑、该撒、女变、林遇、冬记等，同时研究各种以利沙白时之戏曲及从希腊、法国所译之剧。每生须自出心裁作英文论一篇，其要旨在观察人性之微以及研究人生问题。”[7]章程不仅规定了高年级学生读剧的时间，而且规定了所读的莎剧剧目，探索剧作内涵。从章程规定的莎士比亚剧本，不难看出莎剧教学在西国名剧课程中的地位。莎士比亚借助于戏剧、西国名剧、泰西文学史等课程频繁出现在英语文学课堂中，特别是莎剧教学进入学校章程，意味着莎剧教学的制度化。自此以后，每年的章程都有莎剧教学的相关规定，如，1913年的学校章程规定莎剧教学内容为“驯伏悍妇奇谭、亨利第五、行恶报、该撒帝、利益王、如意郎、消寒谈”[8]等。可见，1912年前后，莎剧教学已经成为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3：正馆文艺科英语课程摘录(1912.9—1913.7)[9]

1914年，圣约翰大学开始出现莎士比亚剧本专题课(见表4)。章程这样规定莎士比亚剧本的教学内容：“课本用驯伏悍妇奇谭、亨利第五传、麦克白传、该撒传、利益王传、如意郎、消寒谈等，同时须研究他种以利沙白时代之戏曲及从希腊文、法国文所译出之古剧本。每生须自出心裁作英文论一篇，其要旨在令学者能洞察人性与处世之理。”[10]从章程规定的教学内容来看，1914年度的莎剧教学内容与1912年并无太大差别。1915年，莎士比亚剧本以“第9学科”名目出现在《圣约翰大学章程》中。1916年的英语文学课程设置与1915年大体相似，1917年新增了大学院课目以利沙白时之戏剧(见表5)，仍然是以莎士比亚和同时代其他戏剧家为核心的戏剧专题教学。1919年，圣约翰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课程规划再度发生大变革，英文部的许多课程，如美国文学、英文论说、英文散体文等被大幅度削减，英文小说、英学文粹、英文诗歌、英国文学史、莎士比亚剧本、弥尔顿著作、以利沙伯时代之剧本和19世纪之文学[11]等课程保留下来，莎士比亚专题教学始终存在。自1912年以后，莎剧教学成为圣约翰大学英语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尽管教学剧目不时发生变化，如，1915年文、理高年级学生必读的莎剧剧本有《麦克白传》、《暑夜梦奇谈》、《约翰王传》、《哈姆莱传》、《利益王传》、《如意郎传》、《消寒谈》等七种[12]，1916年则变为《该撒传》、《兄弟解仇录》、《冤鬼现形录》、《仇杀记》、《弑王记》、《威匿斯商人传》、《暑夜梦奇谈》等七种[13]。除了个别剧目的增减和莎剧译名的变化，《裘力斯·凯撒》、《麦克白》、《李尔王》、《哈姆莱特》、《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等剧目大体未变。1920年前后，圣约翰大学的英语教学体系和课程设置比较完备，莎剧教学传统已然形成。

表4：英语文学课程摘录(1914.9—1915.7)[14]

表5：英语文学课程摘录(1917.9—1918.7)[15]

二、 北京大学英语文学课程与莎剧教学

国立北京大学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中国政府创办的最早的外语学堂之一，以培养外语人才为目的。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变法运动又推动了京师大学堂的诞生。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译学馆的组成部分。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堂，它的系科设置和课程体系仿照日本大学而建，注重中西兼容、文理兼顾，对近代大学学科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不久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沿阵地，汇集了一批留洋归来的学界精英。北京大学以全新的教学理念和现代化的课程体系闻名全国，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中的领头羊，为其他普通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课程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

同文馆时期，外语学校以培养翻译人才和传播西学为己任，英语课程设置以句法、文法等语言基础学习为主，并未涉及文学。1898年诞生的京师大学堂，逐渐改变了以往重技能轻文化的教学理念，逐步提高文学教学的地位。在更名为北京大学之前，京师大学堂共颁布了三次章程，即1898年《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详细规定了英语学科的教学内容(见表6)。1898年章程明确了文学门的教学任务，英语语言文字学以学习英语基础知识为主。1902年章程设有文学科，课程设置更加详细，英语类依然以句法、文法、翻译、作文、讲读等为主。1904年章程把文学科分为9种，英国文学、中国文学等均成为独立学科。学科分类越细，课程设置也越具体。英国文学史、英国史等课目是英国文学门的主要科目，西洋文学史、外国文等课目同样列入中国文学门的课程表。英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等课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博，但都离不开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离不开莎士比亚。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中央政府颁布并要求在全国推行的新式学制，莎士比亚伴随着新学制的推行出现在各大高校的英语文学课堂里。北京大学英文系1910年毕业生张心澂回忆北京大学译学馆时，提到美国人安德逊用英语讲授过莎士比亚的戏剧[16]。在1912年《大学令》颁布之前，莎士比亚专题课程并未进入京师大学堂章程，可莎剧教学已在英语文学教学实践中出现。

表6：京师大学堂文科文学课程摘录(1898—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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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教育部颁布《大学令》，次年又颁布《大学规程》。北京大学的系科设置和课程计划也随之进行了调整，文史哲等学科之间的交流加强，近世欧洲文学史成为英文类和国文类的共修课(见表7)。作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重要一页，莎士比亚自然是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近世欧洲文学史等课程教学绕不开的内容。1913年进入北大预科学习的茅盾曾回忆说：“新来的美籍教师，据说是美国的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年纪不过30岁。他的教学方法好。他教我们莎士比亚的戏剧，先教了《麦克白》，后又教了《威尼斯商人》和《哈姆莱特》等等，一学期以后，他就要我们作英文的论文。”[20]从茅盾的回忆可以看出，莎剧教学不仅被纳入本科生英语文学教学计划，也进入了预科生的英语文学课堂。1912年的壬子学制和1913年的癸丑学制，是面向全国推广的学制，莎士比亚及其剧作借助于英语文学课程体系的细化而出现在广大校园的英语文学课堂里。

表7：教育部规定的文学科目与课程[21]

1917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修正大学令》，北京大学课程计划又经过多次修订，英国文学门课程以英国文学、英国史、英文修辞学等为主。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采取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引进了一批留学英美、日本的优秀学者，其中有胡适、辜鸿铭、周作人等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大学师资力量的增强，促使文学教学向专题化方向发展。英国文学门除了开设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等课程外，还增设了欧洲文学名著、欧洲文学史等课目，英国文学又细分为诗歌、散文和戏剧。与之相似，中国文学门也讲授欧洲文学史(英译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课程(见表8)。1917年10月，北京大学文学类课程已把莎士比亚纳入“特别讲演内容”。1917年12月，课程修订案中第一次出现莎士比亚剧本的选修课目。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规程》在现行课程中明确规定了莎士比亚剧本的专题教学。北京大学英语文学课程设置的细化和专题化，推动了莎士比亚专题教学的出现。

1917年—1918年间，讲授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课程的教员有陶孟和、王启常、辜鸿铭、胡适、威尔逊等人。1919年后，又有宋春昉、卜思、陈源、林语堂、徐志摩、柯乐文夫妇等加入，周作人主讲中国文学门的欧洲文学史。这些具有深厚文学造诣的大家们不仅通过文学课堂推介了莎士比亚，还通过课外学术讲座扩大了莎剧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影响。1921年，胡适聘请柯乐文夫妇来英语系任教后，英语文学专业的课程更加丰富。柯乐文夫人专门为三、四年级的同学讲授选修课萧士比亚[22]。1924年，北京大学《英文学系课目说明书》提到的莎士比亚英文剧本有《裘力斯·凯撒》、《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如愿》、《李尔王》、《麦克白》、《哈姆莱特》和《暴风雨》等[23]。与圣约翰大学相比，北京大学的莎士比亚剧本课程出现稍晚，但莎剧教学的具体实践大体都出现在1912年前后。1920年前后，莎剧教学成为北京大学英语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莎剧教学传统已经形成。

表8：北京大学文科文学课程摘录(1917.9—1918.7)

续表

三、 对莎剧经典化的影响

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英语文学教学，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经验丰富，具有很强的辐射性和示范性。1926年前后，英语文学、英国文学史、近世戏剧、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在各大学英文系陆续普及开来，有的学校还开设了莎士比亚专题课。就连最不重视英语教学的齐鲁大学，后来也设置英语系，并开设了英国文学、英国戏剧等课程。英语文学教学对莎剧的推介，既推动了莎剧的校园传播，也促成了莎剧的学府遴选，同时还为莎剧在中国的经典化培养了一批推手——后来的莎剧翻译家、莎剧批评家、莎剧导演，等等。早期大学英语文学教学和英文莎剧推介，为莎剧在中国的经典化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提供了重要条件。

英语文学教学和莎剧专题教学，为莎剧的校园传播提供了可能。课堂上，广大学生通过文学课程认识了莎士比亚。莎翁的经典作家身份，莎翁在英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均给广大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圣约翰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通过文理兼修和跨专业选修模式，让文、理科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和认识莎士比亚。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中国普通大学，通过跨专业授课、学术讲座、自由听课制度等，也让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够接触到莎剧。此外，校园课外阅读和莎剧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莎剧的影响。

以圣约翰大学为例，校园文学社、戏剧社等学生团体经常举办莎剧阅读、莎剧研究和莎剧演出活动。如，莎士比亚研究会自1898年成立后，一直保持了集体读剧的习惯。1905年，校长卜舫济让莎士比亚研究会向全校学生开放，并规定每周六8点至9点开始“研读莎剧”[28]。除了课外阅读，圣约翰校园的莎剧演出活动在1911年前非常兴盛。据钟欣志考证，1896年—1911年间，圣约翰校园莎剧演出几乎成为夏季毕业典礼的惯例(见表2)。1911年后，《约翰声》对校园演剧活动有过一些报道，但提及上演剧目者寥寥无几。不过，1918年《约翰年刊》有文章描述过圣约翰校园演剧变迁：“其初以学生擅此者寡。教员多与其事者。教员多西人，故剧多西剧，此萌芽时期也。及后喜此者渐众。教员引去变为完全学生之组织，唯皆遇事召集，事后解散，无正式团体。所演亦多抄集旧剧，无精彩之可言，此过渡期也。及1913年，许子渺仙，肄业本校，剧界亦有经验者也。召集同志，研究改革，思有以集其大成。于是有演剧团之社。”[29]圣约翰校园演剧先有大量“西人教员”参与，以西剧为主，这可能是莎剧最早出现在圣约翰校园的主要原因。后来变为“学生组织”，演出“多抄集旧剧”，可能还是以莎剧和其他西剧为主。1913年后，校园戏剧社团成立，演剧社志在改良，“务求新勉，避雷同”，被认为是“旧剧”的莎剧演出就不如以前兴旺了。1922年，鸿年曾在《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中称：“新剧发源之时代，盖已二十余年。当圣约翰书院每年耶稣圣诞时，校中学生将泰西故事编演成剧，服式系用西装，道白亦纯操英语，年年旧规，习以为常。迨至今日，仍未废止。”[30]从鸿年的描述可以肯定圣约翰大学有“用英语”演“西剧”的传统，从“年年旧规，习以为常”和“迨至今日，仍未废止”，大致可以推断1912年至1922年间还有“西剧演出”。有莎剧演出传统的圣约翰大学一定不会完全放弃莎士比亚演出，只因资料阙如，上演的剧目一时无从考证。

圣约翰校园莎剧演出首先是针对全校师生的，因此吸引了更多学生关注莎剧，莎剧也通过校园舞台深入人心。其次，圣约翰校园的演剧活动，常有校外人士参与，如特邀的官员、家长、媒体记者等，还有前来观剧的他校学生。莎剧演出不仅仅是语言的练习，更是对现代剧场艺术的探索，他们对演出服装、道具和表演技巧的重视，同样吸引了兄弟院校和其他社会演剧团体的注意，再加上《北华捷报》、《约翰声》等报刊的宣传和报道，圣约翰大学里的莎剧演出产生过不小的社会影响。1908年，立群(鲍鹤龄)曾描述他的观剧体验：“圣约翰书院与华童公学及青年会中，皆有演戏部，虽做而不唱，而其讽世刺俗之意有足多焉。”[31]立群所描述的“做而不唱”的演出，其实就是纯用道白的“西剧演出”。此外，朱双云《新剧史》和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都提到过圣约翰大学的早期学生演剧。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演剧，不仅推动了莎士比亚及莎剧的校园传播，而且扩大了莎剧的社会影响。

莎剧在校园里广泛传播的同时，莎剧剧目也接受着校园师生的遴选。校园师生通常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在教学和演出中挑选莎剧剧目，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观剧的趣味性。从圣约翰大学的系列章程和校园莎剧演出大致可以推断，《该撒》、《威尼斯商人》、《驯悍》、《如愿》、《哈姆莱特》、《李尔王》、《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冬天的故事》等是圣约翰师生比较喜爱的剧目。相对来说，北京大学的课程计划较少提及莎剧剧目。根据1924年所规定的课程说明书和学生的零星回忆，大致可推断《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如愿》、《凯撒》、《哈姆莱特》、《麦克白》和《李尔王》等是北京大学师生比较喜欢的剧目。燕京大学同样是早期演剧比较活跃的学校之一。就读此校的冰心曾回忆说：“我记得我们演过许多‘莎士比亚’的戏，如《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鲁迅先生写过文章说爱罗先珂先生说我们演的比当时北京大学的某一出戏好得多。”[32]1922年，冰心所说的爱罗先珂还专门写了一篇剧评《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高度评价了燕京女校上演的莎剧《无风起浪》[33]。同年，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燕大女校扮演莎士比亚名剧》，也提到《无风起浪》一剧[34]。此外，燕大学生赵萝蕤在《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提到她演出过《皆大欢喜》一剧[35]；李素在回忆燕大学生生活时，谈到用英语演出过《驯悍》[36]。通过这些零碎的记录可知，燕京大学师生偏爱莎士比亚的喜剧，如《驯悍》、《皆大欢喜》、《无事生非》、《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等。早期大学校园对莎剧剧目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来的译者、批评者和舞台艺人对莎剧剧目的挑选。

早期大学校园的英语文学教学和莎剧演出实践，还培养了一批莎学人才和莎剧爱好者。与林纾一起翻译莎剧故事的魏易，曾经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在1900年毕业之前，“至少演出过《威尼斯商人》和《凯撒大帝》的片段”[37]。后来，魏易进入京师大学堂任教，他的演剧体验及对莎剧的接触，不可能不影响他后来的文学教学和译莎事业。同校学生宋春舫，后来执教于北京大学，专门从事戏剧教学与研究，是早期莎剧研究者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茅盾，后来曾执教于上海大学，他讲授过欧洲文学史、西洋文学通论等文学课目，还写过莎士比亚评论，也是早期莎学研究者之一。曾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的余上沅，在国立剧专工作期间，多次为毕业学生导演莎剧，是最早的莎剧导演之一。燕京大学毕业的熊佛西和焦菊隐，均是后来戏剧界的精英人物。熊佛西在大学三年级时，就“广泛阅读了欧洲戏剧史上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易卜生、肖伯纳、高尔斯华绥、葛莱格瑞夫人、约翰·沁孤的作品”[38]，并积极参加校园演剧和编剧活动。焦菊隐后来从事戏剧工作，并多次把莎剧搬上中国戏剧舞台。莎剧翻译家和批评家梁实秋、方重等人对莎士比亚的热爱，与他们在清华大学所接受的英语文学教育也密不可分。此外，还有其他参与莎剧教学、研究、翻译的早期学者们，如徐志摩、柳无忌、顾绶昌、梁宗岱等，他们对莎士比亚的兴趣多少都与早期大学的文学教育和莎剧教学有一定关系。

早期大学对莎士比亚的推介，重心在其剧作，而且大多是英语原著，不同于新文化先驱们对莎士比亚的符号化宣传，也不同于林纾远离莎剧原貌的大众化推介。早期英语文学和莎剧教学的承担者，多是英美传教士、归国的留学人员及国内的文界精英。他们不仅知晓莎士比亚，更懂得莎剧价值。他们对莎剧的推介，一方面让广大学生了解莎剧之原貌，感悟莎剧之精神；另一方面又让莎翁经典作家身份及其经典作品的体认得以初步实现。同时，早期的英语文学教学和莎剧推介，为莎剧在中国的经典化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推手，他们后来或参与莎翻译介，或参与莎剧批评，或参与莎剧演出等，共同推动了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因此，早期大学校园的英语文学教学和莎剧推介，为莎剧在中国的经典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注释：

[1] 参见徐以骅主编：《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2] F.L.Hawks Pott:“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InSt.John’sUniversity1879-1929,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29，p.15.

[3] 参见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78～2080页。

[4] 参见钟欣志：《清末上海圣约翰大学演剧活动及其对中国现代剧场的历史意义》，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34页。

[5]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6] 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30～31页。

[7] 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54～55页。

[8] 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3.9—1914.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50页。

[9] 参见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2.9—1913.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19～26页。

[10] 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4.9—1915.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63～64页。

[11] 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12] 参见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5.9—1916.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76页。

[13] 参见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6.9—1917.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78页。

[14] 参见圣约翰大学编：《圣约翰大学堂章程汇录》(1914.9—1915.7)，上海：美华书馆，1915年，第60～64页。

[15] 参见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98～99页。

[16] 张心澂：《译学馆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78页。

[17]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1899—1911)》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18]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46～553页。

[19]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588,第590页。

[20] 茅盾：《茅盾回忆录》，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137页。

[21] 参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645～646页。

[22] 参见胡适：《英文学系科目之内容(1921—1922)》(手写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卷宗号2144-4。

[23] 参见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62～263页。

[24] 参见《北京大学文理法枓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教育公报》1917年10月30日第4年第14期，第11～12页。

[25] 参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第12号，第3版。

[26] 参见《改订文科课程会议纪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2日第15号，第4版。

[27] 《国立北京大学规程》，北平：国立北京大学，1918年，第82～84页。

[28]St.John’sEcho，May 20，1905，p.2.

[29] 转引自熊月之、周武主编：《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4页。

[30] 鸿年：《二十年来之新剧变迁史》，《戏杂志》1922年4月“尝试号”，第38页。

[31] 立群：《沪上演戏界记略》，《国华报》1908年5月第1期，第1页。

[32]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卓如编：《冰心全集》第七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84页。

[33] [苏]爱罗先珂：《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鲁迅译，《晨报副刊》1923年1月6日，第2版。

[34] 密：《燕大女校扮演莎士比亚名剧》，《晨报副刊》1922年12月18日，第4版。

[35] 赵萝蕤：《怀念叶公超老师》，《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36] 李素：《燕大学生生活》，钟叔河、朱纯编：《过去的大学》，北京：同心出版社，2011年，第287页。

[37] 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38] 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研究小组编：《现代戏剧家熊佛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