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1951年5月。

土，已经盖过了李保的胸口。要想不被活埋，残匪只要他说一句：不再跟着共产党，背叛自己的誓言。

今天，李保用生命捍卫的誓言，仍镌刻在民族团结誓词碑上。“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

1951年，李保61岁，作为世袭西盟区土司代办，他在1951年以前，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共产党。

历史的破冰——各民族首领的北京之行

1949年，云南和平解放。在鲜花和笑脸下，人民政府需要面对的，是比战争还要复杂的局面。

境外，敌对势力不断入境袭扰。境内，一部分土司、头人武装割据，心存观望。怎样才能打消各民族的顾虑，让大家团结在一起呢？

1950年5月，中央决定邀请全国各民族代表前往北京，一起参加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接到邀请后，刀世勋，作为“傣王”的继承人踏上了旅程。

傣族末代“召片领 ”刀世勋（86岁）：“我父亲（那时）不了解政策，跑到了缅甸。”

佤族头人之子肖子生（84岁）：“如果儿子去了，能不能回来，我父亲也有担心。”

这种一去不回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民族首领被扣留，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西盟佤族头人拉勐接到邀请后，向政府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千斤盐、一百匹布，以及一个人质。如果到时候，拉勐不能安全地返回，山寨的人就要把人质杀掉。

拉勐是当年佤族最有名的头人，历史上他曾两次击溃过国民党的进剿。解放后，借助族里的威望、手中的枪弹，一度武装割据。

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佤族山寨。

1950年，解放军入滇部队共计20余万，此前，刚刚席卷大西南，击溃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

我军的一个连途经景颇山寨，当地的头人、百姓误听了敌特“解放军要杀绝景颇”的谣言，伏击了部队，造成了20多人的伤亡。

面对山寨射出的子弹，这支横扫千军的部队接到的命令却是“绝不打第一枪”。为了执行这个命令，一些战士即便眼睁睁看着战友倒在身边，也只是对天鸣枪，主动撤退。

为什么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请土司、头人下山呢？

对许多世居边陲，也许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的民族来说，当时，国家，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他们心目中，还只认同自己是佤族人、傣族人、景颇族人……

为了打破历史上的隔阂，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在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中，党和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各民族都是一家人的理念。

1950年，在国庆一周年庆典上，周恩来总理说：“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上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通过走出大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国，原来就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庭。

为了让民族兄弟融入这个大家庭，再大的付出和牺牲都值得！

毛主席很好，我要听他的话

1950年9月，云南各族代表一起到达了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代表们不但亲眼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且，见到了向往已久的毛主席。

当毛主席拉着拉勐的手时，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毛主席不但知道佤族，甚至，还提起了佤族砍头祭谷的习俗。

云南历史研究所原负责人，102岁的谭碧波解释说：“祭谷，是拿什么来祭呢？拿鸡来祭，拿猪来祭，拿牛来祭，最隆重的拿人头来祭。”

在一部名为《佧佤族科学研究纪录片》中记录，解放前，佧佤社会中还一直盛行着带有血族复仇色彩的仇杀械斗，他们将猎获的人头装在布袋里得胜归来，全寨皆大欢喜。

在今天听来，这都是猎奇的传说，然而，它是云南各民族的真切历史之一。身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对拉勐说，听说佤族杀人头祭谷子，是不是可以用猴子的头来代替呢。

憨直的拉勐说，那不行，因为猴子的魂它仍然会来吃谷子，所以影响我们谷子的丰收。可以用老虎的头，但是老虎不好捉。毛主席就说，这件事情还是你们自己商量解决吧。

砍头祭谷，外人难以理解。但是，由于这件难以理解的事涉及到了民族习俗，国家主席毛泽东十分慎重，请佤族自己商量决定。

尊重是因为平等，自己决定，体现着信任。当拉勐从毛主席身上，亲身体会到什么是一家人时，大家庭的理想，不仅打动了他，而且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誓言碑的树立

从北京归来后，1950年12月27日，中共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召开。大会的最后一天，从北京观礼归来的拉勐和李保提议：剽牛祭天、歃血为盟。

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代表方有富（哈尼族）回忆当时的场景：

“牛头朝南，牛尾朝北，更是吉利，拉勐高兴得又跳又唱，在地上打滚。我们就解放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那么就愿意跟着共产党在一起。”

血洒在地上，石头栽在土里，意味着海枯石烂，绝不变心。李保牺牲前，这，也许是他最后的信念。

被残匪袭击，牺牲之前，李保说，我见过毛主席，毛主席很好，我要听他的话。最终他壮烈牺牲。

对于世袭的佤族土司，解放，不但不会给李保带来新的土地、财产，甚至还要失去特权。但是，过去一年，他接触的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毛主席，都让他看到了一种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真诚的信仰。正是这种信仰，让李保坚信“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一定会变成现实。

一家人，三个字，朴实无华，但是对少数民族来说，它所体现出的平等、信任和温暖，比什么都重要。

庄严的信念 坚守对誓言的承诺

60多年过去了，当人们越来越觉得一家人的理念理所应当，甚至，平淡无奇时，也许忽略了半个多世纪里，为此作出的不计代价的投入、无怨无悔的付出。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

2014年7月，孩子们放假之后，空空荡荡的校园里，又剩下了方学明一个人。

这里是云南贡山独龙江乡。1963年，方学明从昆明师范毕业之后，怀着把村寨当故乡，把民族兄弟当亲人的想法，走进了大山。

这一呆，就是52年。

独龙江，发源于西藏。一出高原，就被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担当力卡山锁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4000多独龙族同胞就生活在江边的高山、峡谷中。

每年10月到第二年5月，半年多时间里，由于大雪封山，这里与世隔绝。

方学明进山时，独龙江两岸没有一座桥。要想过江，只能靠溜索。从县城到独龙江乡，直线距离大约60公里。这60公里，方学明整整走了7天。

“当时有条小路，一般爬梯子的路。很小很小的路，基本就只能一个人走，其他什么都走不了。独龙江吃的口粮，那些油啊，都是用人背。”

当年，与世隔绝、生活贫困的，并不仅仅是独龙族一个民族。一家人，本来就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群。现在，如何让地域上远隔万里，发展上天差地别，甚至彼此连话都听不懂的不同民族相信：大家是一家人呢？

2011年，周勇和战友们一起来到了独龙江。当时，他们的任务是修建一条通往山外的隧道。隧道全长不到7公里。这，对于这支刚刚在喜马拉雅断裂带，完成了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墨脱隧道建设的部队来说，似乎算不上有多困难。

但是，进场半年，各种险情几乎从没停止过。作业前后，开挖台车被砸烂了6次。最危险的一次，几百公斤的石头掉到离工人只有几十厘米远。

武警交通三支队技术员刘强，来自东北，从小见惯白山黑水的风雪，但到了怒江后，他惊觉，这里的风雪竟然比家乡还大。“起初我们还人工去铲雪，后来雪下的量实在是铲不动了，就越积越高，后来越堆就越高了，就像房子一样高。”

这样的日子，对战士们，也许只是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但是，对方学明这样，一辈子奉献给边疆、一辈子奉献给民族兄弟的人来说，可能，就是全部的人生。为了大山深处的几千人，这样的付出值得么？

2014年4月10日，拿起电话的那一刻，武警交通三支队副参谋长周勇觉得哪怕就为了这一件事，出再大的力、冒再大的险也值得。

“隧道是4月10号下午1点钟贯通的。在当天5点钟的时候，独龙江乡的党委书记和国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们乡里面有个5岁小女孩，被火烧伤了。”

被严重烧伤的小姑娘，名叫艳芳，是家里的独生女。

刚贯通的隧道成了生命线，从独龙江到北京大约3300多公里，而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让艳芳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昆明，航空公司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在空中为艳芳搭起了病床。在北京，当人们从广播中听到这句话后，都停下了车，为素昧平生的艳芳，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

50年后 民族工作队再下乡

2014年元旦前夕，得知独龙江隧道即将贯通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独龙族的乡亲们回了一封信。

“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直惦念着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一年过去了，总书记惦记着乡亲们，“我们现在都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伟大中国梦这样的神圣使命，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都要全面地实现小康。”习近平同独龙族群众代表亲切交谈，勉励他们立足自身优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实现新的发展。

为了让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过去60多年里，人们打通了一座座大山，跨越了一条条江河。凿通有形的大山固然不易，但是，和这比起来，填平心里的沟壑，也许更加难。

边城孟连，生活着汉族和傣、拉祜、佤等少数民族。

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这里开始引种橡胶。短短几年，在政府的扶持下，人们通过公司加农户等方式，形成了几十万亩的规模。但是，随着橡胶树日益成林，由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开始显现。

2003年以后，国际市场的橡胶价格不到五年涨了四倍。群众要求随行就市，公司则坚持低价收购，群众与公司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当地一些干部的屁股又坐歪了，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群众与橡胶公司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最终酿成群众事件。

勐马镇党委书记罗文华（拉祜族）回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老党员他就跟我讲了，他们觉得村民这样做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老党员站出来以后，说话没人听，群众总认为我们没有代表他们的利益来讲。”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云南刚刚解放，政府就向边疆民族地区派出了访问团和工作队。

工作队做好事、交朋友，带去的每一粒米、每一颗药，都饱含着家人的温暖。从这些被叫做同志的队员身上，边疆各民族群众看到了和过去的不同，懂得了什么是平等，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要想把群众冷下来的心再捂热了，就必须把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心上。

2008年，沿着当年走向村寨、走向群众的路，云南再次向孟连188个村组派出了工作队。

刚开始，群众根本不理工作队成员。勐马镇党委书记罗文华（拉祜族）回忆：“一个工作队员他叫李志强，他是我们县畜牧局的，他当时初次去群众家的时候，没人理他。”

李志强只好默默地跟在群众后面，群众干什么，他就帮着做什么。

坚持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一个群众就喊了他一声，是不是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当时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

2008年，在政府的主持、协调下，工作队开始逐村逐户地明晰14万亩橡胶林，400多万棵橡胶树的产权，由群众自主经营，随行就市。

芒沙村民小组村民玉种（傣族）：“我们老百姓占了百分之多少，公司占了百分之多少，他们都计算给我们听。”

孟连县民宗局干部岩佳（佤族）：“公司17%，你83%，你算一下，一年这个胶树你能有多少收入。他就把他家一坛酒抬出来。”

在民族地区，维护了群众利益，就维护了民族团结。

一家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信念。正因为如此，在云南，共同富裕既是当年对民族兄弟做出的庄严承诺，更是今天将一家人凝聚在一起的必由之路。

2014年，罗文华再次回到了当初连门都进不去的寨子。邀请他的村民，正是当年带头砸警车的人。

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能否真正把村寨当成自己的家。

守护——另一个时代的使命

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

2004年，林登结束了芝加哥的生意，全家人一起搬到大理边上这个叫喜洲的小镇。“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比如说房子卖掉，事业放弃，而且冒险我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就是因为我们要证明他们也有一种宝贝。”

喜林苑，就是林登眼里的宝贝。院子，1948年落成，过去是一户白族商人的宅邸。现在，林登把它租下来，改造成了一个客栈。

和芝加哥相比，喜洲显然不那么现代。别的不说，光是教育环境，也许，就不能同日而语。

喜林苑的租约只有10年。这样一所最终不会属于自己的老房子，能给林登带来什么呢？

在距离喜洲300公里外的丽江市，当2008年，和桂生决定把自己的家腾出来办一所东巴学校时，别人也有这样的疑问。

东巴，纳西语，意思是智者。几千年来，东巴通过歌、舞、经书、医术，凝聚了纳西族，也传承了纳西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于东巴的需求越来越少。不管是作为职业，还是技艺，东巴都面临失传的风险。

“我相信以前的文化消失可以怪罪在文革，但这一代的文化消失，再这个样子消失，所有民族会怪罪在我们的头上。”——纳西族大东巴和桂生。

所有的民族，都怪罪一个小小的乡村东巴。这句话，乍一听，似乎有些夸张。

东巴到底在守护着什么样的珍宝，让和桂生产生如此强烈的使命感呢？

在和桂生的东巴学校里，最主要的功课就是学习东巴经。由象形文字书写的经书，与其说是宗教典籍，不如说是民族史诗。

一本小小的东巴经中，不仅记载着纳西先民的足迹，还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对和桂生来说，守护的不仅是东巴经，更是中国这个大家庭的共同记忆。

“大概每个星期两三次，他们都会有送葬。送葬就是把他们的棺材，送到那个山脚山腰，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加，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们有几次有一些贵宾，包括有一次有一个大使来了，他也帮我们抬着，抬着到山脚，他去过太多了，100多个国家，他告诉我，那个晚上，这个是使他最感动的。”——林登。

还有什么，比“回家”两个字更能触动漂泊的心灵呢？

家，这种由亲情和责任构成的关系，几千年，不仅维系着中华民族，也决定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态度。只要承认这种基于亲情的责任，任何人不论肤色、语言、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如何不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是一家人。

正是这种朴素又真挚的情感，让林登找到了归宿，找到了回家的感觉。不远万里，从地球彼端的芝加哥而来，林登与老东巴和桂生守护的，都是同一种东西，那就是家，心灵的归宿。

千百年来，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作为各民族的精神家园，心灵归属，缺失了哪一种文化，家，都不再完整。这，在成千上万个和桂生心目中，已经是一种自觉意识，一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