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追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结论是：别的国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时，近代中国还不能合理运用数据。正如《大数据时代》中所说，大数据的核心就是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许多现在单纯依靠人类判断力的领域都会被计算机系统所改变甚至取代。

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而来的，它是人类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目标分散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种“必然”。那么，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毋庸置疑，大数据技术在实际层面的运用，已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数据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数据开发成为理解和解决许多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而数据的开发，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人本身。人们对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激发全社会的智慧和创意，能为人类自身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数据红利。

从哲学的角度看，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和西方的哲学体系高度契合的。西方的哲学体系比较强调逻辑、物质的力量，这和工业文明所依赖的机器、分工协作是契合的，因此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并在西方高度发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到了网络文明阶段，又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去探求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重视人自身是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

反观东方哲学思想，大多是更强调人自身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是和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高度契合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网络文明时代，中国等国家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就此而言，从淘宝、微信的商业实践上，已经能看到些许端倪。

我们也可以把新经济时代的商业称作是开发、分享人的资源的商业，这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力人口红利，而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可把它称作“智慧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正进入智慧人口红利时代。所要分享的已经不是单一劳动力通过劳作所创造的价值，而是要想办法把每个人头脑里面已有的和潜在的创造力，都变成是企业的价值、社会的财富。

这一价值的释放过程，就是新生产力的开发、使用过程；这些新生产力，即兴趣、爱好、分享、社交等在工业时代都不是生产力。如果在思考企业转型时，能够把这些生产力都变成是企业经营的一部分，就可以占领新产业生态的有利位置了。

而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成本，所以并非一定要通过分摊的方式来做生产方的规模经济效应，而是可以借助于网上社区的力量，让每一件商品或服务具备自我扩散的能力，从而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