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一个略显深奥的经济词，正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词，也成为全球观察人士的热议词。海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力推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拿准了中国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从长期看将夯实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有海外分析人士还注意到，此次中国政府推动的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不仅是眼下迫切的结构转型问题，更是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战略布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须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上限，规避“陷阱”。

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101个成功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实现了跨入高收入的转变。例如，大多数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未能像与之起步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能实现技术突破、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而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所在。

在不少海外专家眼中，中国供给侧改革，就是本届政府顺应新形势，开辟新路径的应变之策。在全球产经风云变幻的当下，相关政策措施正在中国掀起新经济浪潮，爆发出巨大能量。

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也看到，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也正在对全球产生正面外溢影响，还可能让寻求走出“新平庸”的其他经济体获得启发。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顾清扬所说，供给侧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也会对亚太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杜嘉祺（Mark E. Tuker）（友邦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谈到供给侧改革，我还是用我熟悉的保险行业来举例。在保险行业，需求端的增长主要源于保险费用的降低，更源于越来越多人日益重视自身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家庭稳定和未来发展，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这些日益增长的需求就要求有更多有质量的供给出现，而不只是单纯供给数量的增加，也给各类企业，不仅是国企、私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无限多的机遇。

杰里米·里夫金（美国经济观察家、《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

得益于供给侧改革框架下的政策措施，中国新经济迎来空前发展机遇。他说，过去一年，中国政府提出“互联网+”战略并出台具体计划，着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社会对于“分享经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正朝着“绿色数字经济”模式转型。

迈克尔·斯宾塞（美国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全球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需求构成和水平都有很大限制因素，因此需要很大改革。未来5年到10年，重大改革都是在供给侧，在中国尤其需要的是，要创建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体系，鼓励高投资回报率，金融体系的改革也是必须的。这些改革需要同时进行，否则难有大的效果。中国经济向前发展，需要激励机制和供给侧改革，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出口，也是决策者应该来做的。

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发起供给侧改革将对世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为其他国家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将进一步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还将成为促进经济秩序合理化、公平化的积极因素，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的正能量。

古贺信行（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并出现产能过剩等问题，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此后开始重视“僵尸企业”问题，一些企业经营暂时好转但并不具有长远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间价格战日益激烈。从日本的经历中，人们可以总结不少化解产能過剩的经验教训。比如要实现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必须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尽快退出市场，而企业“重获新生”不仅要削减成本，更关键的是要加强研发，提高劳动生产率。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中国十分重要，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产能过剩的现状，中国需要创新驱动型增长，来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要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为私营企业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非常必要。

全炳瑞（韩国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

在全球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是适应需求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方案，也是大势所趋。中国经济是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仅事关中国自身发展，也对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未来30年应不断推进城镇化，大力发展服务业，逐渐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市场的定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