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羽，女，1993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戏剧影视文学系。曾在《诗刊》《青春》《当代小说》等杂志发表作品。小说《真草千字文》《我们驰骋的悲伤》发于《西部》“90后小说专辑”，小说《葵花葵花不要和星星吵架》入选《少年文艺》三十年精选，在《天涯》发表小说《佛罗伦萨的狗》《左脚应该先离开》，其中《佛罗伦萨的狗》被《小说选刊》2015年第八期选载，并入选《2015年中国短篇小说》。获第二届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剧本奖等奖项。

我站在这里。星空下的操场，暴雨下的操场，一望无际的操场哟，我们都是你的牛羊。

王二小还在书里放牛时，我也常站在这里。只不过，身边老有闲人俩。钮约平头三寸，肥阿哥口水六尺。我唱儿歌，他们附和；他们掏鸟窝，我放风。而这个操场，是我们的海，是我们无垠的地母盖亚。风高时，它旋转；雪深时，它静悄悄。静悄悄。

肥阿哥不是中学里的人，他家卖糟卤。可他每天早起，绕过黄家烧饼，陈记酱油摊，阿甲剃头店，跑到中学来找我们。当然，他不会错过胡太太的肉摊。顺一顺，抹一抹，胡太太总能给他点猪下水，腰子肉，外带一道黄牙缝。肥阿哥倒也不嫌弃，回敬两颗歪虎牙，口水流下来，又吸回去。

说到胡太太，和我们也有莫大的渊源。说实话，她应该叫曹老太，她是曹老头的婆娘。可她偏不让，说解放了解放了，自己姓自己的，还说西方人好，西方人妙，一个“太太”，多么高贵，多么礼貌。街上人都说，是曹老头的一屋子怪书害了她。曹老头是谁？中学里无人不知，两撇胡子一副眼镜，酒糟鼻子三角眼。他学历说出来，能把学娃娃吓出一摊屎。

我们可不怕。曹老头在第三实验室进行气体净化，在高一（2）班讲细胞的有丝分裂，在标本室看天体书，边看边摸公鸡，看完一本拔一根毛。为此校方还大怒，公鸡标本变了木乃伊，一定要把那个熊孩子抓起来。没抓着。我们也没说。

操场也从来不说。它空旷，周边全是草，北边有块小土丘，从那儿走出去，就是更空旷的港口。很多人在那里走，在那里来，在那里飘飘荡荡，毫无归所。我们经常听大人说，这港口以前可繁华了。那时候水路交通发达，小镇可是军事要地，大家都来抢。后来陆路发展，港口冷清了，小镇也冷清了。

一个操场，足以让我们做很多事。比如躲猫猫、过家家，还有更高级的——探索发现。一个下午，我能捡二十七根冰棍棒，钮约能找到三十四粒子弹头，肥阿哥能编十八个喇叭花手链。到了晚上，操场上满是流银飞火，漂亮极了。我想，这些都是操场的宝藏。

寻宝的人不只我们，还有曹老头。狸猫标本光了，他也闲来无事，带着他的园艺铲在操场边东挖挖西碰碰，好生快乐。我们也快乐。有次他挖出了个蚁洞，我们愣是看蚂蚁搬家看了三小时。童年就是用来挥霍的。

在柴犬标本半裸时，曹老头挖出了个大东西。究竟怎么大，我形容不出来。只看见他把那东西刨出来，在手中掂量掂量，我们呆了几秒，顿时七魂飞出去六魄。我要大叫，钮约捂住我的嘴，肥阿哥还在流口水，于是钮约拖着我，我拽着肥阿哥仓皇逃窜。肥阿哥一个跟头摔倒，曹老头出现在他身后。

对于这个东西，我们都是共犯。曹老头没法拔它的毛。我们站得笔挺，肥阿哥的口水悬在空中，柴犬披着半身的毛，标本室里满是前世的味道。曹老头举起那东西，就像阿基米德撬起了地球。

在地球上，总有些事是必然发生的，比如死亡。总有些是偶然发生的，比如战争，比如曹老头挖出了人头骨。这个头骨很精致，洗去铅华，它白皙有质感，整体大方，细节完美，除了太阳穴有个洞。曹老头招呼我们过来。钮约不敢摸，说妈妈不准他这样。我碰了又缩手。肥阿哥却把短短的小拇指伸进洞里，又退出来，伸进去，又退出来，乐此不疲。钮约倒退几步，颤抖着问，要不要报警。曹老头慢悠悠地说，看牙齿磨损程度，起码五十年了，过了追责期限了。钮约不懂，退到了柴犬身后。肥阿哥又抠抠头骨，慢悠悠地说，他早死了。

也罢。孩童的记忆是无情的纸，翻了一页，又是一出鲜活的戏。曹老头依旧做气体净化实验，讲细胞的有丝分裂，拔光柴犬剩下的毛。而头骨自有妙用。我们脸挨着脸挤在窗后，在那些大孩子的惊呼声中，曹老头捧出头骨。他指着说，这里是额骨，这里是枕骨，这里是颧骨，这里是下颌骨。学生嘀咕，那什么洞。曹老头放下头骨，整整身子，说，同学们，这就是物理的奥妙。现在，我来讲讲力的作用……

我们了解的真相多，世上奇事也多。这天肥阿哥去顺猪下水时，胡太太不见了。偏偏那天肥阿哥想吃干锅肥肠。看着他口水飞流直下，我们飞快地去找胡太太。遍寻不着，没法，我们就去吃饭。钮约两串肉三串鱼丸，我一碗鸭血粉丝，肥阿哥却对着满炉满柜的红肉发了痴。我说，肥牛卷怎么样。钮约说，请你两根火腿肠，不能多了。肥阿哥不干，拿起一碟肉丸，一股脑倒进油锅。喷喷香，滑溜溜，冒出三尺油烟，他笑得欢实笑得朦胧。

这时胡太太回来了。她前些天烫的卷儿，平了一些，昨日刚换的耐步鞋，有一点点失落。与以往的热火朝天不同，片肉剔骨称两，她的动作斯斯文文，仿佛镇关西变成了二八金翠莲。我们疑其有诈，拉住肥阿哥，断不敢接近。菜市口的妇女闲嘴，说苦命金翠莲又变成了夺命潘金莲。原来镇子上有谣言，安徽那儿来人了，男孩一万二一个，女的八千。胡太太卷了个布袋子，三躲四躲地跑到港口，连个童子屁都没闻到。在石墩子上待了半天，回来变成了人间四月天。我们虽小，倒也能耳闻，胡太太没子女，就盼着有个小人儿，给她捶个腿倒个水，不高兴了顶顶嘴。天不遂人愿，胡太太就是个克子命。妇女们叨得神乎其神。钮约捂紧自己，蹭蹭脚要走。肥阿哥一个欠身，熊扑过去。胡太太见到他，嘴咧到了眼尖上。肥阿哥扒着案板，一瓣屁股对着我，一瓣对着钮约，我们扯着他的衣角。胡太太说，今天想吃啥，随便拿。我们噤声。肥阿哥扳着手指头，爆炒腰花行，莲子猪心汤也行。

肥阿哥福气好，算算这个月，他吃了三顿糖醋排骨。一顿是家食，两顿是胡太太烧的。胡太太手艺好，排骨、葱段、姜末放进锅里，煮熟，打去浮沫，加入花椒大料，煮烂，糖、醋、酱油、料酒等调成汁，和排骨一起翻炒，倒入前面的排骨汤，大火急停，小火烹煮，最后收汁。油色喜人，五味飞扬。一小碟，肥阿哥能干三碗饭。不过他也心好，把吃剩的骨头揣在兜里，和我们一起喂中学里的流浪狗。狗吃得毛发颤抖时，操场边出现了一个熟悉的笑脸。

没错，是曹老头。肥阿哥两顿排骨可不是白吃的，起码我们知道了。操场上的野草，曹老头都尝过，就是不爱排骨腰子红烧肉。交上来的作业，曹老头从不看答案，只管学生的潜力。标本室里的那些东西，都是曹老头做的，以至于动物们怕他。这些不算啥，我们还知道，曹老头挂过破鞋睡过猪栏，猪栏就在胡家。平反后，他不愿回城，胡太太送他腊肠，曹老头想想，每天听砧猪骨也不是那么恐怖。这是胡太太喝着咖啡，讲给肥阿哥听的。她还翘着手指搅拌咖啡，脸色飞红，发丝微动，你们的曹老师啊，年轻时，老帅老帅了。

打住。我们想象着曹老头年轻时的样子，他却带着东西过来了。流浪狗一看是他，就跑远了。我们也有点发憷。果然，比上次好不了多少，一根白花花的大腿骨。我倒吸一口冷气，钮约靠着我，有点抖。肥阿哥上前一步，抹去上面的泥巴，仔仔细细觅了一遍，还给曹老头说，没有洞。

不过，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了曹老头带头的拼图游戏。肥阿哥可积极了，每天带着小铲子小盒子过来，有时还忘了拿猪下水。钮约就三推四推，说妈妈让他去学前班，妈妈让他打酱油。不过时间长了，他也憋不住，畏头畏脑地跑来，你们有没有多带的铲子。而我，可是个幸运儿，第一次挖，就挖到了手指骨。

一来二去，我们成了曹老头的心腹。我们拔光了柴犬的毛，尝过了操场上最好吃的野草，高一（2）班的生物作业，都有我们歪歪扭扭的红钩钩。没人时，我们挖得热火，几个学生跑过来时，我捡冰棍棒，钮约找子弹头，肥阿哥编喇叭花手链。没有人奇怪。这个世界怪事多了去了。

胡太太来找我们时，我们已经集齐了一只左手。她还没摘下围裙，头发零零散散地卷着，耐步鞋一翘一翘，想必蚂蚁死了不少。肥阿哥想打招呼，又放下手。天有不测风云，那个人间四月天，倏地暴雨倾盆而下。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胡家的猪栏，少了一头膘肥体壮能生娃的青年母猪。

生娃这件事，恐怕我还要等上二十年。不过，胡太太等了五十几年，只等到无数只宽鼻阔嘴、摇头摆脑、活蹦乱跳的猪崽子。胡太太欢喜一阵子，给它们喂食、给它们洗澡、给它们清理屎尿，然后妙手一挥，那些小家碧玉大家闺秀，就变成了无数排骨、肥膘、猪腰子。在肉案旁，胡太太有时眼含着泪花说，这是小七，可调皮了，而且劲道。

作为曹老头的心腹，我们抓猪去了。曹老头说，吊上车轱辘菜，没准就跑回来了。胡太太托着胸，肩上的头发卷扬了一阵：哎呀，这儿有小标兵呢，不怕不怕。说完，她摸摸肥阿哥的头，目光悠长面色柔和。我突然想起某天，胡太太哼着小曲拍猪肉，哼着哼着，对买肉的人说，我家的生了，八只呢。

抓猪，这两个字像是橡皮子弹儿，稀罕。肥阿哥跟着胡太太走，钮约和我走，曹老头愣在路中央，好半天吐了句话，还没做过猪标本呢。

猪是在操场后面的港口找到的。胡太太摸摸它的蹄子，摸摸它的肚皮，说，瘦了瘦了，起码两个腰子。我们不在意，叽叽呱呱地问，为什么跑到这儿来。我说，它要游泳，凉快。钮约说，它要跑，就跑远点，别让人看见。肥阿哥说，它要自由，它要看看世界。我问肥阿哥，自由是什么？他咂咂嘴巴，自由就是，两碗爆炒腰花一碗猪心汤，三碗糖醋排骨不让停。

胡太太赶着猪回去了。曹老头还在挖泥。看来，是一场丰收。左手的旁边，多了半只右手，还有零零散散不知哪里的小骨头。我捡起两根手指骨，好奇地问，怎么颜色不一样，重量还差这么多。钮约说，你傻呀，那只被虫子啃了呗。曹老头摇头说，不不不，那个本来不是一个人的。风吹过，我们险些站不住。

丰收的不仅有骨头，还有七七八八的烂布条。钮约找到了黄布条，我找到了灰布条，肥阿哥找到了一个肩章。我们凑过去，肩章上模模糊糊地写着，什么师什么第十三军队。肥阿哥把它摔在地上，什么嘛，看不清。曹老头把它捡起来，拍拍灰，把它放进胸前口袋。我们不解。曹老头摸摸肥阿哥的头，说，小伙子，多少天不剪头啦？明儿带你去阿甲剃头店。

阿甲剃头店在东街，离中学不远。说到剪头，肥阿哥剪头，直接用剃胡刀，噌噌几下完事。我的小辫子，都是被二叔啊三婶呀一剪刀。钮约倒是领先潮流，来这儿剪过两次。在路上，我们推搡他，问问有啥感受，他说，滑溜溜，香喷喷，剃头刀一放，冷风往脖子里一窜，就成了。

隔着老远，我们就听到阿甲爽朗的笑声。我也听说过，阿甲是镇上一宝，我不知缘由，心想，许是他八十多岁了，还能跳两圈吧。剃头店前面有个脸盆架，架子上插着几朵木兰花。木兰花很香，喜光耐阴，怕水忌碱，移栽时，中小苗需宿土，大苗带土球，适量浇水，翌年可花繁叶茂。这是曹老头讲的。一阵花香袭来，我觉得胡太太说得对，曹老头年轻的时候，肯定老帅老帅了。

阿甲原名陈焕甲，据说他见过十任镇长，还被市长接待过。不过咱们的曹老头也牛，不然他们怎么是好朋友呢。在我们的注视中，两个老头握了手。阿甲也有趣，摘了一朵木兰放在我小辫子上，还说，小姑娘，到了我手上，冲天辫直刘海麻花辫扫帚马尾，随便挑。我用食指绕一绕辫子，羞赧地问，能不能烫个大波浪？阿甲哈哈大笑，指着店里的女郎海报说，弄成小甜甜都行，就怕你家妈妈不准。钮约摸着头，估量着剪几寸，而肥阿哥指着自己的小寸头问，能不能帮我弄个中分？阿甲又笑，肥阿哥的口水，又落在地上。

理发店陈旧，但干净。我们一人一个凳子，等着阿甲。我头顶上的熊猫电视，不知疲倦地放着《还珠格格》，紫薇要替皇上挡箭了。我一直以为她会死。不过没死，后来也没瞎。没意思。钮约打了三个哈欠，曹老头开腔了，从小镇的过去讲到中学的现在。阿甲边给肥阿哥剃头，边和他一起回忆。阿甲说，那时小曹估计还没出生，战乱四起，炮火那个轰炸哟，死得都没人形。阿甲一个人逃到镇子上来，镇子里倒也安静，人们洗衣做饭，安安静静地生活。也就是某一天，鬼子来了，镇子上选了个领导，和鬼子们谈和。后来港口边造了两座碉堡，人们洗衣做饭，继续安安静静地生活。

我们仨越听越来劲儿，问鬼子们杀了多少人，是不是喜欢喝小孩子的血？阿甲笑了两声，对我们说，外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反正在镇子上，你们的爷爷奶奶，可吃过鬼子不少糖。我们说他骗人。阿甲拍拍肥阿哥的光脑袋，摇摇头：我还给鬼子们理过头呢。不得了了，我们跑下凳子，围着阿甲问这问那。阿甲说，鬼子的头也是圆的，头发也是黑色的，剪刀一剪，簌簌地落，像霰雪，像煤渣。他们也礼貌，进门，不说话，把发型照片一摆，结束了，留下一叠钱，体体面面地走。肥阿哥听得真切，钮约越听越摇头，不可能，骗人。我可管不了这些，拉着阿甲的衣角，然后呢，然后呢？

阿甲停下手，坐在曹老头身边：老了，故事也不能带进坟墓，和你们小娃娃说说吧。鬼子礼貌，但也冷血。对于良民，他们礼貌，对于那些战士，一刀一个头颅。镇子西边出过一个烈士，偷了鬼子两把枪。鬼子发现了，当即一阵扫射。烈士的老母亲哭啊哭啊，鬼子允许她把尸体带回家哭丧。镇民都说她家完了，不跟她家好。后来也没事。只不过后来，一个个军队过来，打了好几次仗，这个老母亲也死了。镇民说鬼子记仇，更多人说，命。

钮约吓着了，直哆嗦。曹老头稳住他说，别急别急，你们的阿甲爷爷，也给好人理过头呢。

原来，阿甲还给黄衣服的少尉理过头，少尉是国字脸，不苟言笑，说这儿削个边，就不能那边缺了角。那次，阿甲可小心了，差点把碎发渣渣都捧在手心里。少尉咳嗽一声，阿甲就心颤一次。所幸到了最后，少尉多给了他小费，说都不容易。少尉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阿甲见过。不过到现在，都没能再见一面。

阿甲还是爱给灰色战袍的人理发。他尤其记得，有个灰衣服战士不太爱说话，笑起来两颗虎牙，亮晶晶。阿甲问他，哪个军队的。他说，“10师”，“123456789”的那个“10”。阿甲被逗乐了，问他老家在哪里，家里几口人。他说，山东的，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妹妹今年嫁人。小战士对着镜子笑，圆圆的头油亮亮。和少尉一样，他们再也没见过，不同的是，阿甲去确认过，某次战役，小战士牺牲了。

阿甲不说话了。我们也沉默了好久。肥阿哥打破沉默：阿甲爷爷，他们在哪里打仗的？阿甲说，就在港口，鬼子的碉堡。肥阿哥又问，他们死了，埋在哪里？曹老头接过话头，能怎么办，就地埋了。鬼子黄衣服灰衣服，大家伙一起，在港口旁的草地上，变成了万人坟。后来填平了，就是个空阔安静的操场。我们又沉默。倏地，我们都意识到了什么。

我们没有停止拼图游戏，但话变少了。肥阿哥还去顺猪下水，胡太太告诉他，上次丢的母猪，又给她生了三只，肉乎乎圆滚滚，做烤乳猪最合适了。肥阿哥流着口水，让胡太太给他留一个蹄子。胡太太笑说，以后肥阿哥多去看看她，管够。

在夏天快要结束时，我和钮约成功变成了黑人，肥阿哥还傻白傻白的，胡太太恢复了往日的麻利劲，而曹老头，成功地做出了猪标本。那是胡太太的一只病猪，胡太太不想贱卖，说文明人不能不厚道。不过，曹老头不能拔它的毛，还是小毛猪呢，光溜溜。要是没病，我们情愿吃掉。而我最想说的是，我们的宏图伟业，快要完成了。

那是早秋的一天，肥阿哥吃了一碗溜肥肠，嘴边的油还没擦干净。钮约穿着他妈妈刚洗的蓝衬衫，板寸矮了几分。我把收集的冰棍棒一一排开，同肥阿哥给我的、已经干枯的喇叭花手链一起放进了杂物箱。本是寻常天，却由不得闲人意。肥阿哥来敲我家门，嘴里叽里咕噜，好容易我才明白，曹老头找我们。

这个曹鸿森，做了一辈子木拙拙的教书匠，难得眉清目爽，意气风发。我走在肥阿哥后面，钮约走在我后面。要是再多几个人，就可以玩老鹰捉小鸡了。我们是白羽鸡，曹老头是老鹰，不，是老老鹰。

标本室里的空气，清清凉凉，有点手术室的味道。那只病猪在柜子里昂首挺胸，我想，没有被吃掉，也是它的福气。肥阿哥手里哗啦啦响，塑料袋的一只耳朵悬在空中。他今天又去顺猪下水了。我也只能眨巴眨巴眼睛，看他无可奈何地胖着。

标本室正中央，铺着一层白布，上面褶皱横生，沟壑纵横。钮约一手抓着我，一手抓着肥阿哥，他的手心沁出了汗。我把剩下的左手揣兜里，双腿分开站着，有点兴奋，有点紧张。曹老头不慌不忙，踱了几步，手搭在白布上。肥阿哥却等不住了，三步两步，把白布掀开了。

没错，是一具完整的人骨，有腿有手，有肋排有盆骨，太阳穴还有一个洞。肥阿哥惊呼起来，钮约捏紧我的手，而我感到平静，就像战争后的废墟，风吹过，带不走一株野草。

曹老头和我们仨每个人握了手。他说，孺子可教，仁者爱人。我们在人骨边转了三圈，曹老头高谈着，人可以鉴别骨头年龄，可以提取骨头里的DNA，可以根据牙齿磨损程度判断尸龄。肥阿哥一听，摸摸脚趾骨，摸摸大腿骨，我们不知他要干什么，愣愣地着看他。良久，他说，它是鬼子呢，汉奸呢，还是黄衣服呢，还是灰衣服？

这句话把大家都难住了。钮约摸着头，曹老头扶着眼镜，我抖擞抖擞身体，没有人说话。一会儿后，曹老头把手臂骨抬起，自顾自地说，或许，都是的。肥阿哥抢走他手里的手臂骨：那这个，我们怎么鉴定呢，哪个是哪个的？

窗外传来蝉鸣，声势浩大。想必它们也没几天了。标本室整洁安静，我感觉到病猪标本在生长，在长膘，很快就要冲出柜子，飞到丛林中了。

在我注意力涣散之际，肥阿哥已经抱着几根骨头，走出标本室了。我们跟着他。肥阿哥走到旁边小院，吹了声口哨，那只摇头摆尾的流浪狗来了。起初它不敢接近，曹老头后退几步，它前进几步，等曹老头退到了三丈开外，它呜咽一声，卧在了肥阿哥脚下。肥阿哥扔出一根脚趾骨，流浪狗嗅嗅，没怎么搭理。没等我们问，肥阿哥手一挥，得了，好人的。然后他又扔出一根手臂骨，流浪狗扭头，向后退了一步。肥阿哥又扔出肋骨，流浪狗居然大叫起来。肥阿哥一看不得了，用脚狠踹地上的骨头，嘴里大骂，大坏人！鬼子！汉奸！我也加入进去，踩得不亦乐乎。而钮约，退到了后面，像是要逃了去。

曹老头制止了我们，把骨头带回标本室，一一摆放整齐。又是一具白花花的人骨。我们完全没有了刚才的拘谨，围在骨头边，一口一个，这个是胸骨吗？这根属于躯干吗？肱骨是什么部位呀？曹老头也不嫌烦。

我们问累了，站在窗前晒太阳。满操场的金色啊，一浪一浪，推来涌去。一亿五千万亿公里的太阳啊，你看见了吗？我们的前辈，在这里劳作，在这里哭泣，在这里相聚，在这里死去。他们死去，或化为白骨，或变成灰烬，无论他曾经是谁，都逃不过这样的命运。金色屋子里，曹老头眯着眼，钮约在颤抖，我面无表情，或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双子星系，而那个我，正在微笑。

又是一阵哗啦哗啦响。没等我们反应过来，肥阿哥掏出一颗猪心，放在了它的胸骨上。我们问他干什么，他说，给它一颗心，它会复活的。我想把猪心拨下去，肥阿哥大叫着不让，我伸出手，他又拽住我。曹老头转过身，慢悠悠地说，它活过来，会是谁呢？

那件事是这样结尾的：肥阿哥端起头骨和我打闹，钮约的手却不小心撞了上去。时间停止，钮约愣住，我感觉他的板寸炸成了满头爆米花。迟疑三秒，他大叫着夺门而出。于是镇子多了一个传说：1999年的某一天，一个身穿蓝色衬衫的板寸男孩，发了疯似地在街上呐喊——死人复活啦！死人复活啦！脚步蹒跚，身姿凌乱，那双眼睛，似乎看透了生死。

钮约的爆发，直接导致了事情的败露。世界上有些东西，一旦找到了线头，整个儿都会拆散，比如毛衣，比如爆竹，比如我们这个秘密小组。校方找曹老头谈话，又找我们谈话。钮约居然全招了。后来，人骨被收走了，公鸡标本、狸猫标本、柴犬标本、猪标本全都没了，标本室做了学生活动室。后来的后来，阿甲死了，曹老头退休了，胡太太也不卖肉了，带着他老帅老帅的老公，去欧洲玩了。她对那些闲嘴妇女说，人活着如果没有文明、没有意义，和那些小猪崽有什么区别。而我们呢，钮约去城里读书了，我也考取了县一中，肥阿哥书念不下去，卖起了糟卤。后来镇子人少了，他出去开挖掘机了。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曹老头，没有肥阿哥没有钮约，没有故事里出现的人物，我的童年会是怎样？而如果没有战争没有死亡，这个小镇会是怎样？我们的地球会怎样？宇宙呢？

人要好好活着，就不能想太多。也是在一个爽朗的午后，我回到了小镇。空气清新，阳光和暖，遍地温柔。我又回到了操场。一切还是那样，就是旧了点。风吹来，我想象着，要多少年，才能累积成这片土地。风依旧吹来，整个操场静悄悄。

静悄悄。

橘的粉

我曾差点拥有一支口红。天黑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念它，有点橘色，有点粉色，最好涂上嘴唇时，能吱吱发亮。就这样，我等待天亮。

和所有幸福的家庭一样，我的爸爸腰椎间盘突出，我的妈妈头顶荒芜了一小块，我还有一个快死了的奶奶，卧在床上，没事哼唧两声。我们共同拥有一家杂货店，里面是香烟、啤酒、各种饮料的小宇宙。美年达快过期的时候，我可以一口气喝三瓶；站在柜子前，我知道哪一层哪一瓶酒是假的；我爸去进货的时候，都会从别人那儿顺一包中华，我偷偷拿过一支，很呛人。很多时候，我在柜台后面发呆，或许我不该是个女孩，或许我不该生在地球，可事实是，我是一个幸福的人类。

正如新闻联播里所说，我国青少年儿童正在茁壮成长。我能体会得到。比如，我的衣服袖子短了，我的头发变长了，我的眼睛周围长出了黑色卷翘的绒毛。他们都说我眼睛又大又亮，很像小燕子呢。我看过《还珠格格》，在杂货店“24寸”小电视里。无聊时，我会披上丝巾，闭上眼睛，站在风口，伸开双手，很像“你是风儿我是沙”。也许明天，五阿哥会来接我。我要漂漂亮亮，像个大人。

不过，我的父母无聊时，不会像我这样，他们喜欢一种叫作“打牌”的游戏，而且一玩就是一整天。我乖乖地趴在柜台边小桌子上，写写作业，看看电视。我的作业很少能写完，唐老师总是批评我，要我喊家长。我爸在牌局上不肯下来，就让我妈去。我妈戴上她那顶白色的帽子，拾掇拾掇就出去了，回来时手里常拿着几盒盒饭。我爸问她，她说，没啥事，然后招呼我过来，捡个鸡腿比较大的盒饭给我：“敏玉啊，吃完快去写作业。”我吃完鸡腿，感觉嘴巴很油，抿一抿，滑溜溜的。我想起了唐老师的口红，是粉色还是橘色？反正很好看。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离长大，就差一支口红。

这个世界就这么巧。那天我爸出去进货，我妈去朋友家打牌，他们嘱咐我，有人来买东西，价钱不能算错。我坐在柜台后面，摆弄着蜡笔。美术作业是画一个人脸，我画好轮廓，丢下笔，托着腮发呆。我的眼睛扫过画笔，落在了红色蜡笔上。那个叔叔进来时，我正对着玻璃柜台的反光，用蜡笔一遍遍描着嘴唇。

“小姑娘，喜欢口红呀？”叔叔倚在柜台上，皱纹里满是笑意。

我盯了他半天，点点头。

叔叔弯起眼角：“叫我坤叔好啦。”

我盯着他，不说话。

这个叫“坤叔”的人伸出手，用中指在嘴唇上涂了一遍：“口红应该这么涂。小姑娘，你喜欢哪种颜色的口红呀？”

我把手中的蜡笔放下，咬着嘴唇，将蜡笔屑吞进喉咙里：“有点橘色，有点粉色，涂上去，要光光的。”

坤叔笑了，嘴边的笑纹深深地嵌进了肉里：“小姑娘，我正巧有一支这样的口红，你要的话，和我一起去取。”

我的手指在空中比画着：“那个口红有这么大吗？”

坤叔笑了两声，拉住我的手：“有的有的，绝对有。”

离开杂货店时，太阳还在头顶上。我望着太阳，直到什么都看不见。太阳那么大，却不喜欢人看它，真矫情。直到视力渐渐恢复，我看见了坤叔的手，很奇怪，它像一瓢老丝瓜，上面布满了长城一样的筋络，还有各色的伤疤。这双灰色的大手里，是我粉嫩嫩的、血液充沛、温度均匀的小手。

我们走过了人民路。人民路上的车排成了一条龙，有的叫着嚷着，有的放着黑色的屁。坤叔紧紧攥着我的手，就像老丝瓜挂住了丝绸衣。我抬头，今天的天空有点蓝，还有几朵棉花糖，看上去就很甜。我心里满是橘粉色。

路过小卖部的时候，我走得慢了一点。坤叔配合我的脚步，慢慢停了下来：“你要芒果味的还是草莓味？”我的左脚磨搓着右脚，全身的骨头都在呐喊：“草莓味。”最后坤叔给我买了牛奶小布丁。我望着雪糕冒着腾腾的白气，想起我在报亭里买过一本杂志，上面说，人死之后，就会化作一缕白雾，消失在天地间。雪糕死得很甜，就像妈妈对奶奶说：“早死嘛，谁都享福。”

雪糕只剩一根棍子时，我们来到了幸福路。太阳毫不羞涩，展示着她热辣的裸体。卖烧饼的还没有出来。包子店里的伙计正眯着眼打瞌睡。唯有树荫下的报亭边，几个老人正打牌打得起劲。幸福路空无一人，连小蚊子小苍蝇小瓢虫都不来了。我看着地上，也许我们的影子可以把这条路填满。

走到一栋楼边，坤叔突然停住了。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抖。面前的建筑，与这座城市的老房子相差无几。水渍、污垢、爬山虎覆盖了墙壁，有的地方露出了红色的砖瓦，三楼的阳台上，挂着一条久久未收、脏兮兮的内衣。我看看坤叔，他下巴昂着，嘴角下撇，也许他的表情不好看。我感到一阵害怕，想缩回自己的手，坤叔却紧紧攥着：“他住过这儿。”我感到呼吸急促，害怕像一朵大浪拍向我。坤叔却抬手，把我拉近了。我开始哇哇大叫。坤叔低下头，脸上不知是不是笑意：“小姑娘，你喜不喜欢橘粉色口红呀？”

我选择继续和坤叔走。我无比想要那支口红，也许那是长大，那是希望，那是逃离单调的唯一办法。坤叔拉着我，阳光渐浓，我感到他的手心在出汗。我们走出了幸福路，又到了人民路。我知道他带我绕了个圈，但不敢出声。沿街的水果摊上摆满了橘子、柿子、柚子，黄黄澄澄，甚是喜人。报亭玻璃板上贴着一份报纸，我看得清上面几个大字，“天津”、“炸”。这是唐老师教会我的字。她嘴巴里藏着许多字词，“故人西辞黄鹤楼”，“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想那是口红的作用，所有的字词都闪烁着橘橘粉粉的光芒。

阳光把空气煮得沸沸扬扬。我想起了我的小时候。天气暖和时，妈妈会把我丢在乡下姨妈家。姨妈有一个孩子，我叫他大表哥，还有一只狗，我叫它肉肉。每次我站在她家楼下，都会喊，大表哥！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我会喊，肉肉，出来吃肉肉！肉肉会应声而出，朝我摇尾巴。这样次数多了，大表哥的身躯越来越大，肉肉狗也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我相信我有这样的魔力。

我施展的魔法有很多。比如家里的面巾纸，我念句咒语，明天就变少了；比如杂货店前的人行道树，我和它说，一起长高吧，它果然变得越来越高；比如春日的太阳夏天的冰棒秋日的落叶冬天的冰雪，它们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升起，消失，落下，化为无穷。每次看见人们因为这些小事而惊异时，我都捂着嘴偷偷笑。我是个被上帝钦点的女孩，我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书上说，那是一双被施了魔法的星星。

走到城西小学时，坤叔停住了。他松开我的手，我不知所措。良久，他小声地问：“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敏玉，我叫敏玉。”我的声音脆脆的，像刚咬了一口红富士。我看见他笑了，露出深深的笑纹：“敏玉。”我点头。他也点头：“原来是敏玉呀。他叫天明。”我仰着头问：“天明是谁？”他嘴角的笑纹僵住了：“是我，是我给他取的名字。”我看着他，他又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他想当画家。”说完是久久地沉默。我不看他了，城西小学里响起了悠扬的铃声。

不知过了多久，坤叔拉起了我的手，突然又放下。我的手残留着那份粗糙，悬在空中，没有下落。他突然蹲下来，双手扶住我的肩膀，说：“敏玉啊，你想见到你的爸爸妈妈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他不看我：“你走吧。”我呆呆地点头，回身走了几步。万一他的口红比橘色亮，比粉色艳呢？万一他把那支口红扔掉了呢？于是我又转身，奔向蹲在那儿的坤叔：“坤叔！天明后来怎么样了？”

我在这个小城生活了九年，没想到存在这么多不认识的路。新建路，春目路，曾武路，墨江路。很高兴我认识这些路牌，虽然有些字是坤叔告诉我的。墨江路北边的地方，有片小树林，树林深处有个白色小房子，我依稀看见上面的字母“WC”，坤叔对我说，他去上个厕所。树林边上有几个纳凉的人，我偷偷跑过去，听他们说着天津爆炸的事情。现在已经有一百多人死亡了，还有很多人尸骨无存。我不敢听，跑到白房子边。树林里有小鸟叫，房子里有流水声。多么美好的世界，如果没有爆炸的话。

坤叔从厕所里出来，继续这场莫名的旅程。他的手滑溜溜的，抓在我的手上，很不舒服。口红是什么样子的呢？涂在嘴唇上，肯定也是滑溜溜的感觉。不知何处刮来了一阵凉风，我握紧了坤叔的手。路上行人纷纷，脚下是埋了几千年白骨的大地。这句话是我从大表哥那里看到的。他喜欢看书，刚开始是什么《聊斋志异》《中华鬼故事》，后来变成了《吸血鬼传说》《僵尸传奇》。他老拿里面的故事吓我，我不喜欢他。因为鬼怪都很丑。

新芽路左边有我最爱的烧饼店。我曾经在这儿吃掉过三张千层饼。那时妈妈头发还不少，爸爸还没查出病，奶奶还能动。我一口气吃了三张，如同一个幸福的小胖墩。从烧饼店再往前走，就是春天幼儿园。我以前很喜欢那儿，滑滑梯是多彩的，秋千旁有白雪公主塑像，连教学楼里，都有“小魔仙教室”、“美人鱼教室”，可惜那里的小孩都穿依恋裙子，百家好裤子，以及耐克运动鞋。

我在春天幼儿园逗留了一会儿，坤叔说，不早了，天明要回来了。我望着天空，蓝蓝的，镀着金。那支口红最好有点金色。

从新芽路出来，就是彭湖路。我只知道彭湖路有“3路”公交车，我坐过。好像是班级组织去春游，那些小孩子们叽叽喳喳，我不理他们。唐老师说，大家安静，老师唱首歌给大家听。我不记得那首歌是什么了，只记得橘粉色的嘴唇，在公交车闷热的空气里上下翻动。

也许这也是一场春游，只要我坐在车上，听着一首不知旋律的歌曲，公交车到站，我就能长大了。

坤叔在公交站台上停下来。站台上，稀稀拉拉的几个老头子。彭湖路上的居民楼很少，几人匆忙而过。那一瞬间我有点害怕。坤叔的灰色右手在肩膀上散发温热，我的情绪平静下来。这个世界好人多。

“坤叔，我们要去哪儿？”

坤叔伸开他布满伤疤的右手，另一只手的食指在上面划了一根线。

“这是我们要去的方向吗？”

坤叔在线的顶端掐出一道指痕。

我不解，同时后退了一步。

他的声音变得厚重起来，用唐老师的话说，是“像来自于大地深处，从地平线传来，到宇宙浩渺处停止”。“小姑娘，你知道吗？这是生命线。”我摇头，坤叔继续说，“人一生可以有许多生命线，一条可以让他活到八十岁，一条只能让他活到十五岁。但是人只有一条生命。老天只要用指甲轻轻一掐，他所有的线都会断掉。他只有死。”我不大明白他的话，只有后退。他喃喃自语：“那又怎样，人总会死，草总会绿。血是红色的，火也是红色的。”一辆标着“44路”的公交车缓缓驶来，我“哇”地大叫一声，转身就跑。而坤叔的手钳住了我。

站台上的老人用皱巴巴的声音问：“小伙子，你闺女怎么啦？”坤叔一手捂住我的嘴，一手环住我，直到我的双脚离开地面：“我丫头晕车，不敢上车。”说完，他拽着我上了“44路”公交车。我想喊出来，喉咙却哑了。车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喉咙涌出一股清泉，带着温度，带着不甘心，涌出来，涌出来。我吐了。

公交车上只有一个老奶奶，眯着眼看着窗外，我盯着她看，想向她呼救，却发现她眼角的眼屎正在逐渐堆积，增厚，直到盖住了她的褐色眼球。我指着她，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坤叔捂住了我的嘴：“洪泽路快到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洪泽路是哪里。一路上，我看着公交车经过无人的街道，空旷的原野，毫无声响的死水桥，就没有看见“洪泽路”这个牌子。我张大嘴巴，想问司机我们去哪儿，可是车上的一切都变了——司机变成了一只大虾，长长的虾须似乎要捅破车玻璃；老奶奶变成了青色的螃蟹，垂着沉默的蟹钳，眼珠花白。等我回头一看，坤叔变成了一只泥鳅，褐色、黏滑，须手四张，却安静地陈横在座位上，等着我变成水泡，随它深入到这无声的、绵延的大地。

仿佛肉肉狗在亲吻我的手。我醒来。天色已晚，而我在草堆里。周围是陌生的、青白相间的树，再望得远一些，是环绕着的、黛青的山。我抱紧自己。风吹过，吹动我身边的干草。逢晚天寒。奶奶说的。

的声音响起，像是脚步踏在松软的枯草上。我把自己矮进干草堆里，似乎这样，世界就安静了。声音渐渐变大，我知道是冲我来的。我屏住呼吸，想象自己在杂货店里，交给客人一瓶两块五的雪碧。

一双灰白的大手伸向我，上面有纵横的伤疤。我支撑着自己起来，在视线越过干草堆的刹那，哆哆嗦嗦地说：“坤叔？”

坤叔握住我的手：“醒了？”他的手里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柔软，有力，却如同巨蟒迫近。我的耳朵、我的后背，都在颤抖。我无法描述这样一种感觉，我才九岁，有一双星星般的眼睛。

坤叔把我从草堆里拉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着他走。不远处有一个小屋，就像老城区的那些小平房。几片瓦片落在地上，上面有腐烂的树叶。远处传来几声鸟鸣，我想起大表哥给我讲的鬼故事，再晚些时候，鬼就要出来了。

走到小屋时，坤叔将地上的瓦片拾起来，掸掸灰。我仰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有两个星云，旋转、爆炸，最后化为黑洞。我打了个哆嗦：“坤叔，口红在里面吗？”坤叔没有回答我，弯头靠近瓦片，吹去一些灰尘。我后退一步。坤叔猛地按下身，手臂一挥，瓦片被扔到那茫茫远山中了。

“进去吧，里面有吃的。”沉默了一会儿，坤叔自个儿走进小屋。

小屋里有蜡烛，在桌上忽明忽灭。我盯着它看啊看，想起奶奶给我讲的那个故事，一群狼围着少年，少年躲在大树上，钻木取火，最后吓退了狼群。那个时候，我明白，火能带给人们光明与希望。唐老师说过，人类的文明开始于火，我们照明要它，吃饭要它，有些时候，生命也产生于它。烛火照耀着屋子，有淡淡的橘粉色。那一刻，好像我真的要长大了。

坤叔坐在桌边的凳子上，看着蜡烛出了神：“这边电力不好，就用蜡烛吧。” 不晓得为什么，我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坤叔站起身，从木头柜子里拿出一包饼干，是“3+2”夹心饼干，草莓酸奶味的。在我幼儿园的时候，这种饼干非常流行，爸爸都是成箱批发，一条一条堆在杂货柜上，蓝莓味、橘子味、柠檬味。那时经常有小孩子来到我家杂货店，将一枚枚硬币在玻璃柜上排开，晶晶发亮，振振有声。玻璃柜上反射着硬币的形状，圆圆的，像眼睛。他们打开饼干，舔干净夹心，笑声清纯。后来大家似乎没有新鲜感了，爸爸也进货进得少了。不过每种味道我都尝过。草莓酸奶味是后来出的，咬下去，滋味总让我想起美少女战士。

我接过饼干，撕开包装，狠狠地咬了一口。出乎我意料的是，居然有点辣。我不甘心，又咬了一口，辣味却像跳跳糖似的，在嘴里乱蹦。我放下饼干，看着坤叔。坤叔抿着嘴，看着我。辣味开始往我背上窜，热热的，痒痒的，似乎要长出毛来。我偷偷地瞥了一眼饼干的保质日期，发现离最后期限也已过去三年。坤叔起身，从柜子旁的红色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我看过电视新闻，什么诱拐幼女，什么贩卖儿童，一开始要下药。我咽了口口水，不敢喝。一个晶莹的气泡浮上水面，破掉。天快黑透了。

“真的有那支口红吗？”游丝般的声音从我口中飘出，把我吓了一跳。

坤叔端起杯子，一饮而尽：“天黑了。里屋有个小床。明天和我去砍树吧。”

我不记得那晚我是怎么睡着的了。只记得冷风在屋子外面呼啸，仿佛要吹走夏天。那晚我梦见了唐老师，她说的话，都染成了橘粉色。睁开眼睛时，外面已经微微亮。我突然想起自己会魔法。也许，我可以施展魔法，让世界大亮。

果不其然，外面慢慢地、慢慢地放亮了。唐老师曾经给我们读过一篇文章，开头就是“睁开惺忪的睡眼，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来到郊外春游”。后来春游作文里，我们一个班的学生都用的这个开头。那时候，钓鱼岛问题还争论不休，股市一线飘红，有些已经变成大学生的姐姐们，还在奔往死亡的路上。我们生物老师说，记忆是种奇妙的东西。想想电视机里发生的、杂货店里发生的、整个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变成我们的记忆。这是魔法，也是悲伤，不是吗？

坤叔站在我面前时，双手垂着，指甲短而平，胸前的口袋微微泛白。这是我第一次仔细观察他。他站在那儿，像一截枯木。也许等到我二十岁见他，他会发芽，长出半透明的枝。

其实，我还是犹豫了一会儿的。外面的阳光挤进窗户，吵着说现在是夏天。可我感觉到冷。待在屋里会好些么？我想起了奶奶。她整天待在屋里，盖着棉被，偶尔醒过来，就说冷。

我下了床，坤叔从小床下面拿出了一个工具箱。皮面蒙着灰，看上去还很沉。坤叔却一把拎起来了。他一句话也没说，我不由自主地跟他走。

阳光下的山谷是如此好看。地上是点点的金黄色，头往上抬点，是大片大片脆嫩的青绿色，再抬点，就能看见刚刚升上天的太阳，以及那可爱的、橘粉色的天空。我看着看着，脚步有些迟疑：“坤叔，口红在哪里啊？”

坤叔不回答我。我停了下来。他的脚步沙沙响。一瞬间，我分不清东南西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地球。也许我趴在杂货店的玻璃柜上睡着了。等我醒来，五阿哥会站在我面前，温柔地说：“你的口红真好看。”

我并没有苏醒，也没有入睡。阳光照在我的头发上，淡淡的橘粉色。肉肉狗的鼻子是橘粉色的，大表哥的指甲盖是橘粉色的，妈妈常用的毛巾是橘粉色的，爸爸有个衬衫，上面有橘粉色的绣标。奶奶跟我说过，死亡是五颜六色的，想必也有橘粉色。想到这些，我呼出一口气。世界有这么多颜色，我能看见。

一阵风吹来，树林间有了窃窃私语。柳树在依依送别，杨树自言自语，水杉树昂首挺胸，喊着热血沸腾的口号。可是这些都不重要。坤叔在离我不远处停了下来，将工具箱往下一摔。他选中的是一颗苦楝树。

我之所以认识苦楝树，是因为奶奶。奶奶还没有那么老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苦楝树下乘凉。奶奶说，苦楝树一身是宝，苦楝皮、苦楝叶、苦楝子、苦楝花都有用处。将来也要像它一样，做一个有用的人。后来奶奶倒下后，妈妈老是说她老东西，没用了还死赖在这里做什么。我实在不明白有用和没用的含义。

“啪”的一声，坤叔将工具箱打开了。我稍微探探头，就看见里面有斧头、锯子、剜刀，还有其他许多我不认识的工具。它们躺在里面，如同寂寞了几百年的银器。坤叔望向我，眼神仿佛银器上的光。

我试着向前走了两步。坤叔转过头，握着锯子。苦楝树响起了哀鸣。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苦味，我闭上眼睛。

是一阵断断续续的哭声把我拉回光明之中。面前的这个中年男人，这个自称“坤叔”的中年男人，这个把我一路带到树林里的中年男人，正抱着锯子，痛哭流涕。苦楝树开了个口子，就像张开了一个嘴巴，向我吐着口水、食物残渣，以及它没人知道的过去。

我抓紧自己的衣袖，一步一步试探地走过去。阳光很均匀地伏在他的半边脸上，显得他一半安详，一半狰狞。他的脸上起伏着沟沟壑壑，浑浊的泪跋山涉水，抵达下巴，最后落在了褐色的、沉默的泥土里。我想起在我八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曾经带我去爬山。爬到一半的时候，妈妈累得在那儿喘气，我钻进了小树丛，看见了一条正在蜕皮的蛇。它的皮原来是红色，慢慢钻出来后却是绿色的。我看得发了痴，直到它弯弯扭扭地爬走。它爬得悄无声息，就像某些泪水。

我在坤叔面前蹲下来，他那布满伤痕的手，已经被锯子硌出了印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流出血。在我的注视下，他慢慢停止了哭泣，垂着眼，面色通红地打着噎。我从没见过这个年纪的人这样哭过。我外公死的那会儿，妈妈在灵床前流了几滴泪，随后就和她的姊妹算起遗产与丧葬费了。爸爸放高利贷，借钱的人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他也流了几滴泪，然后就找“大师”下蛊了。他们都在地球上活了四十多岁了，什么让他们哭泣？什么能让他们哭泣？想着想着，我握住了坤叔的手。

坤叔抬起眼睑：“敏玉？”

我抿着嘴唇，响亮地“嗯”了一声。

坤叔不说话了，看着我的眼睛。我也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有两条岔路，一条是崎岖的山路，一条是平整的水泥路。走上前面那条路，会有狂风，会有暴雨，会有无情的、密集的冰雹子；走上后面那条路，有绿树红花，有美景旖旎，有暖暖的、惬意的阳光。可是，前面的那条路，有一个晃动的影子。坤叔义无反顾地追了上去。影子在颤抖，在扭曲，在闪烁不定，却没有声音，没有容貌。

坤叔捧起了我的手，粉嫩嫩的、血液充沛的、温度均匀的我的手：“要是他能这样……”

“天明？”我从嘴里抛出两个字，却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得住。

“不可能了。”坤叔摇头，“不可能了。”

我握紧他的手：“我们可以等他。”

风吹过，坤叔的头发在颤抖。良久，他放开了我的手：“火是什么颜色的，你知道吗？”

“红色的。”

“那血液是什么颜色的，你知道吗？”

“红色的。”

“对，”坤叔张开双臂，抡了一个圆圈，“就这样‘崩的一声，整个世界就变红了。”

“‘崩是什么？”

坤叔移开他的目光：“最近新闻有什么？”

我在心底摸索了好久，才低声嘀咕：“天津爆炸。”

“那就是‘崩。”坤叔再次看着我，他的眼睛里一马平川。

沉默在我俩之间融化，结冰，再融化。这样的气氛我常常遇到，比如妈妈打牌打输了，爸爸高价进了一批假货，奶奶想喝水却没人递给她。那时，家里像一个空旷的草原，而沉默像一个足球，没有人愿意把它抱着，但它迟早会到达你的脚下。

“我们以前住在幸福路。他在市里读书。”坤叔终于开口了，声音低缓，强压着声调说，“事故之后，我把他接到了这里。他最爱这棵树，嗅它、闻它，抚摸它的每一条皱纹。”说完，坤叔摇晃苦楝树，树叶纷飞。我想安慰他，却一个词都说不出来。

在这沉默期间，我想了很久。不存在什么橘粉色口红，只存在红色的火，红色的血。这个世界确实有很多颜色，今天我穿粉红色的毛衣，明天你穿明黄色的裤子，每个人都不会只拥有一种颜色。而死亡能。它能带走你的气息，你的长相，你或沙哑或清脆的声音，留下的记忆，恐怕都与某种颜色有关。也许肉肉狗死去，我会记住它橘粉色的鼻子，但我忘了的，恐怕都是些我不希望自己忘的东西。

对于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说出这样的话，你们恐怕会说我早熟。可是在那以后，我感觉我真的长大了。而谚语说，一切事物的发生，都必须要有代价。

坤叔指着那个山崖时，我的精神有点恍惚。也许那儿太高了，也许因为三年前，天明从上面一跃而下。凉风吹过山谷，山崖上一片深绿。

“天明为什么……”

坤叔摊开自己布满伤痕的手：“为了救他，我变成了这样。可是，对于他，道路上的每一颗石子，都是痛苦。”

我不解，也不说话。

突然，这双布满伤痕的大手战栗起来，似飞鸟啄食，苍龙跃海，风暴中无数树木颤颤巍巍。随即，一个高大又瘦削的身影站了起来：“敏玉。他最后想要的，是他所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这个身影望着我，仿佛要钻进我的眼睛里。这时，我想起，我不仅有魔力，还有一双忽闪忽闪的、星星般的眼睛。

也就是那么冰冷一下，温暖的液体从我眼眶里流出来。想必是红色的，只是我看不见了。然后，我听见了扑通一声，似乎坤叔跪了下来。他握着我的手。依然那么粗糙，沟壑纵横。我听得见他想说话，却又咽了下去。

是肉肉狗发现我的。后来大表哥告诉我，我被放在了公园的长椅上。那时离我离开杂货店已有一天半的时间。他还告诉我，我上报纸了，不仅因为我的失踪，还因为我被剜去了双眼，星星般的双眼。

后面的故事我也不想讲了。没过多久，奶奶死了。杂货店的生意大不如前。爸爸妈妈依然徘徊在牌桌上。天津爆炸案也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线。生活还是这样，我只记得，我曾差点拥有一支口红。天黑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念它，有点橘色，有点粉色，最好涂上嘴唇时，能吱吱发亮。就这样，我等待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