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雄

论及人与人之间的绝交，“管宁割席”的典故无疑耳熟能详。曹魏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挥笔写下 《与山巨源绝交书》 《与吕长悌绝交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名篇。在各类绝交情形中，“师生绝交”颇耐人寻味，往往成为时代症候的印记。近现代以来，中国不乏一些师生绝交的掌故，笔者试撷其中几例，希望有一些借鉴意义。

一、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道不同则不相为谋。就连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曾对弟子冉求表示厌恶：“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韩愈 《师说》 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近代以来，因“道不同”最终师生绝交的情况较为常见。

袁世凯早年因博取科举功名无望，有心“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于是投奔帮办山东海防的吴长庆。吴长庆与袁世凯养父袁保庆有“兄弟之好”。关照之余，吴长庆还指定状元幕僚张謇为袁世凯授业。张謇发现袁世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但颇有治军理政之才。后来朝鲜发生政变，吴长庆奉命援护朝鲜，张謇、袁世凯随行，筹划前敌军务。袁世凯有勇有谋，为稳定局势发挥了相当作用。时任清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最终将吴长庆调回国内，留袁世凯负责朝鲜一切留防事宜。随着地位不断上升，袁世凯“自结李相”、“露才扬己”，对吴长庆、张謇等人均有所不恭，一改此前谦卑自抑的作风，如写信时对张謇便由“老师”“先生”“某翁”直至“某兄”相称。张謇等专程给袁世凯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谴责信，斥之为“司马昭”，“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大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涕……”有近二十年时间，张袁师徒几乎不再往来。直到清末，两人因支持立宪等政治诉求有共通之处，并且在政商方面可以相互借势，才重新走到一起。

师生以决绝的方式划清界限，借以表明各自的志趣和追求，背后的社会角色扮演和身份地位，往往隐喻着师生之间不同的学术涵养乃至道德水准。但师生间所谓的绝交，更多的是基于道义层面，而非情感世界和生活现实。康有为、梁启超都是跻身政学两界的风云人物，早年在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拜入康有为帐下求学。在 《南海康先生传》 中，梁启超眼中的康有为“品行方峻”，“威仪严整”，“循循善诱，至诚恳恳”。师生两人还咸与维新，推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可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但与康有为一贯保皇、拥孔不同，“善变”的梁启超，思想逐渐转向自由、革命，师生之间为此时生嫌隙。1917 年，康有为力挺张勋拥护溥仪复辟，梁启超则入段祺瑞幕府，成为反复辟的军师。梁启超发出 《反对复辟电》：“此次首造谋逆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与梁启超尽管在政见上交恶，走上不同的道路，两人的师生情谊却一直延续。康有为七十大寿时，梁启超亲撰 《南海先生七十寿言》，情文并茂。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闻讯立即汇款以为奠仪，并组织追悼会，设灵公祭，缅怀先师。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俞樾、章太炎师徒身上也有体现。章太炎从游俞樾“诂经八年”，但在沉潜之中保持一种淑世的心态，即所谓“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直到剪发去辫，创革命排满之说，横议天下，“以一儒生”而“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这与老师的政治立场有所不合。后来，章太炎参与维新遭到清廷通缉，出游当时被日本侵占的台湾，老师批评他“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最终在 《民报》 发表 《谢本师》，以示脱离师生关系。诚然，章太炎“谢本师”更多的是“叛道”而非“叛师”，丝毫不减他对俞樾道德、学术的尊敬。如得知恩师去世的消息后，章太炎立马写下了 《俞先生传》，对“谢本师”一事避而不谈。晚年章太炎拜祭先师，仍行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的革命情结一度趋于保守，1926年，他应“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等人“特聘”到南京任“修订礼制会会长”，并于8月9日“晚七时复行雅歌投壶礼”，随即发文表示反对北伐。无独有偶，章太炎的学生周作人闻讯后，在 《语丝》 期刊也发表了《谢本师》，既表示对老师学问教导的感激之情，同时表明自己的态度：“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周作人此文一出，“谢本师”从此成为师生关系破裂的代名词。出人意料的是，周作人于1944年在 《中华日报副刊》 上发表 《破门声明》，宣称与受业弟子沈启无“断绝一切公私关系”。究其缘由，主要是在周作人看来，沈启无对老师在言行上多有攻击诋毁不恭之处。抗战时期，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周作人、沈启无师徒都曾效力日伪政权，一度为时人所不齿。

二、政治运动情势下的决裂

有“教授中的教授”之誉的陈寅恪，同样有多次“破门”的遭遇。汪篯曾是陈寅恪的门生和助手，有两年多时间吃住在恩师家里，两人经常散步、聊天、探讨学术。1953年，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篯请缨南下中山大学，试图劝说恩师北上进京，出任中国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 （中古研究所）所长之职，他随身带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此前，陈寅恪诸多友人如周培源、张奚若、章士钊等多次劝其赴任，均遭到婉拒。汪篯自信满满，不料却遭到恩师当头棒喝，陈寅恪甚至表示“你不是我的学生”，要将汪扫地出门，汪篯碰了一鼻子灰。事后，陈寅恪还是和汪篯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一篇口述长文回京复命，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对科学院的答复》。在答复中，陈寅恪开宗明义：“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 《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中。”陈寅恪提出了北上任职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二，“请毛公 （毛泽东） 或刘公 （刘少奇） 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在陈寅恪看来，“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在举国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陈寅恪的要求无疑形格势禁，他最终也未成行。

相比汪篯，陈寅恪对弟子周一良的决裂态势更为明显。周一良先后担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期间从陈寅恪问学，一度被视为其衣钵传人。1942年，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 前言题记中，有两人书函往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相关记载，颇为感慨。然而，世事难料。1958年，在批判陈寅恪的风潮中，周一良在北京大学贴出大字报《挖一下厚古薄今的根》：“陈寅恪先生曾说过先秦两汉史料太少，不易论证;宋以后史料又太多，掌握不全，所以他选择了南北朝隋唐一段，史料多到够论证，但又不至于无法遍读。……同志们！这是什么思想？这正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一切靠材料的思想，也是从个人成名的观点出发去搞研究的思想！我对于现代史之‘畏，也就是这种思想，今天我决心要消灭这种‘畏的情绪，正确地对待材料，对待现代史，争取在近、现代史方面多做些工作。”周一良还接受组织部署，写了批判陈寅恪史学思想的文章，拟刊 《光明日报·史学副刊》，只是后来没发表，要不然远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阅后不知情何以堪。

后来，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编辑老师著作《金明馆丛稿初编》 时，删去了与周一良有关的前言。周一良在 《毕竟是书生》 的回忆录中认为，“这当然不可能是蒋先生自作主张，定是本陈先生意旨”，“陈先生为文遣词用字都极考究，晚年诗文寄慨之深，尤为严谨。对于旧作的增删改订，必有所为。删去此节，正是目我为‘曲学阿世，未免遗憾，因而不愿存此痕迹”。在陈寅恪写给蒋天枢的 《赠蒋秉南序》 一文中，有“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之句，不难看出，在坚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品气节方面，陈寅恪是颇为自信、引以为傲的。周一良后来对自己批判老师的言行很是自责，及至晚年仍是一大心结，在自己行动不便的情况下，撰写了 《向陈先生请罪》的文章，请人代为在陈寅恪纪念大会上宣读，以示忏悔：“我相信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弟子，将来一旦见陈先生于地下，陈先生一定不会再以破门之罚来待我，而是像从前一样……就如同在清华新西院、纽约布鲁克林26号码头轮船上、岭南大学东南区1号楼上那样的和谐而温馨。”与会者无不唏嘘。

师从陈寅恪习史的金应熙，有“岭南才子”之名，当年也在中山大学贴出过批判老师的大字报。据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一书记载，陈寅恪通过夫人耳闻大字报内容后勃然大怒，发话“永远不让金应熙进家门”。真正让陈寅恪难以释怀的，可能还是金应熙同样奉组织之命，勉为其难写了近万字的长文 《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 公开发表。金应熙虽然后来向陈寅恪请罪，乃至跪地请求还做学生，但都于事无补，成为一生永久的悔痛。虽然师生之名已尽，但事实上，金应熙因有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等职之便，往往尽其所能，在生活等方面照顾陈寅恪，还指导香港大学李玉梅博士从事陈寅恪专题研究，行弟子之实。

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汪篯、周一良、金应熙都曾对自己的信仰抱有狂热，并试图融入新时代，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对各种宣传和动员，有时难免会盲从，这与陈寅恪历来奉行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多少有些南辕北辙，以致师生之间最终产生隔阂乃至决裂。周一良、金应熙等人批判乃师陈寅恪，一方面有政治热情或些许名利驱动的因素，更多是被政治风向、情势所裹挟，最终“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相比而言，陈寅恪的其他弟子如刘节、季羡林等，对尊师之道更为虔敬，能够顶住压力。刘节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给陈寅恪“通风报信”，告知学校“批陈”大会的相关情况。1995年，季羡林写下 《回忆陈寅恪先生》 一文，剖析了当年的心境：“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才。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有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在天之灵了。”

三、师道的传承与流变

对于近现代以来的师生决裂，于述胜曾在《“谢师”又“破门”的周作人》 一文中分析，“正是父子关系、师生关系的政治化，使追求民主平等、个性自由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审父意识、‘叛师情结”。追寻中国师道的传承与流变，就其本源来说，还是清末废除延绵千年的科举制度，使得中国传统“帮传带”式的私塾与书院教育体系日趋式微，而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西方学制的引入，大批沐浴欧风美雨的新式知识分子倡导并践行西式教育，最终重构了传统的师生关系。

中国传统师道尊严，正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白虎通义》 在“尊师重先生之道”中说，师弟子之道兼有朋友之道、父子之道和君臣之道三者，即弟子如朋友自远方来，弟子须事师如父，老师则以君臣之义教之。在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道兼及其三，这无疑造成了师生之间犬牙交错的多元身份和秩序分明的等级壁垒。《荀子·大略》 有载：“言而不称师谓之畔 （叛），教而不称师谓之倍 （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 （途）不与言。”传统师道尊严的背后，往往是强大的纲常伦理。耳濡目染、熏习既久之后，学生对老师恭敬、顺从乃至唯命是听被视为美德。但是，正如汤炳正在《忆太炎先生》 一文中所言：“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属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而二国手的门下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前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等人，后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熊十力早年出版 《新唯识论》，蜚声士林、学界，不想他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群起攻击之。熊十力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指示弟子刘衡如著 《破新唯识论》对其驳斥。熊十力随即辞去北大教职，奋笔 《破〈破新唯识论〉》 反击，大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气概。

当代教育体系，在形式上已被班级授课所取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在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阶段还保留着一些流风遗韵，但就其内核来说，也已经由伦常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为此，无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师生之间的平等意识与宽容心态尤为重要。“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程门立雪”足堪点赞，“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何尝不令人神往。在为人处世上，学生如何尊重老师都不为过，值得坚守，但在求学、治学方面，师生则不妨相互辩驳，以期教学相长，而不必过于拘礼。蔡元培治理下的北大，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别开生面，课堂内外，学生与老师论学、争辩的情形时有。胡适素来认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在北大一次有关佛学的讨论会上，他发言比较长，有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坦言：“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表示，当然要讲完。可见老北大和而不同的良好传统。其实，早在唐代，韩愈就说过：“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