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国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12个年头了。12年来，总感到母亲还在身边，没有走远。她那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时常浮现在眼前，她的教诲和关怀，永远在激励着我们。

母亲教诲我们一生干好事、做好人。她常常给我们说：“人心要实，火心要虚，与人为善。”我记忆中，家里生活一直都贫困，但是只要家里有一点好吃的东西，母亲总是先想到别人，给西家送，给东家拿，并开导我们说：“自己吃填坑了，别人吃还扬名呢。”生产队时，有位叫鲁氏的五保老人，母亲就当亲人待，时常去看她，干这干那，连缸里有没有水，锅里有没有饭，房子雨天漏不漏雨，都忧着。老人病故后，坚持为老人忙里忙外、尽孝送终。异姓近邻郑留具老人，因与老伴多年不和，分居生活。母亲一面坚持说和两位老人，一面设法照顾。老人晚年中风不语，病瘫在床，母亲不时帮着喂吃喂喝，侍奉在病床前。小时候，冬天生产队分下人口棉花，家人多，母亲忙，变不成布衣，母亲就给东院老三奶送点，给西家老四奶送点，帮我们纺成线。之后，总设法接济老人，弥补亏欠，并谆谆教导我们，老奶奶们帮了我们，要永存感激。

母亲教诲我们要一生做强人，不怕困难，自强自立。她常告诉我们：“要吃自己胳膊上的血，自己不哭眼没泪，不要去别人下巴下拾米吃。”母亲践行的准则是：可服厉害要理强人。记得小时候生产队有次分口粮，分粮人心术不正，少给了我们。母亲心口结合算出来后，他却要母亲拿算盘算了才行，这不是欺负母亲不识字吗？母亲没有被吓住，怒斥道：“笔算口算该一样，你敢少给俺，饿死俺孩，我到阴府也告你！”终于要回了缺少的粮食。父亲老实憨厚，家里家外好多事都是由母亲出面维持。六弟家住的门前出路，有人受别人纵容要挤占，母亲旗帜鲜明地说：“不中！咱现在用不着，先栽树，不能丢。”从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一种刚强自立的精神，逐渐形成了我们弟兄们在工作、事业上执着上进的劲头。

母亲一生重教育、爱教育、会教育，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人生老师。根据我们当时的困难家境，我们兄弟姊妹不可能都上学。村上东头杨某某、西头张某某家情况和我们差不多，子女教育就差得很远。我们兄妹不但都上了小学、初中、高中，有人还读了大学。这在当时村上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母亲给我们讲过，解放前分家，由于出文书先生偏向，在文书上做了手脚都不知道。母亲下决心，不让我们做“瞪眼瞎”。她坚信，“家有读书不为贫”。为给我们交学费，她宁肯把院子里铺的方砖扒出来卖掉。为给二哥凑2元初中学费，她一夜串了8家门，第二天又到娘家去凑。我有一次在放学的路上，和邻家孩子打架，伤了头，吓坏了母亲，一边烧“套灰”给我止血包扎，一边安慰我“不依他，找他”。待我情绪稳定后就说：“辣椒红值钱，人红不值钱，不该打架。”她对邻里孩子间纠纷的处理原则是：先处里，后处外，要公道，打颠倒。她常给人讲：见别人孩子拉一把，自己的孩子才能长一匝哩。

母亲懂哲学道理，有很好协调的能力。我们兄弟出生的老屋，是解放后分“好户”家的房子，周围都是他们本家自己，居住环境非常不好。母亲利用各种方式，维持各家，协调各方，大理相让，小事不争，和睦相处。我记得，每到秋天雨季，我们院内总有积水，前邻以泡了他们房基为由，去毁我们家街门门口，母亲就不让我们去计较。说：“老邻背舍，该让就让着点。”有一年，秋雨太大，我们老屋东山墙淋塌了，为砌一个硬角房山墙，我和三哥在村前后四处找散失的砖块，实在找不够，就挖了村后坟地里废弃的墓碑底座下的砖块。之后，一群族人找上门来，这个说：“晚上老爷老奶托梦了，很生气。”那个说：“要按族规处理才中。”母亲临事不乱，一边听事由，一边陪笑让座说：“怨孩子，真该打。放心，等孩子长大了，叫他们年年过节去修墳祭祖，孝敬神人……”一席话说的一群人气消云散，有几个还乱了方寸，帮着母亲说：“堆（大哥小名）妈说的句句在理，咱们回去吧。”母亲不知在哪听到了“软硬兼施”这个词，她不识字，但懂意思，就教诲我们：“办事要‘软硬铅丝才行。”母亲协调能力的言传身教，使我们兄弟姊妹日后在工作、学习中受益匪浅。

母亲一生爱子、爱家、爱壮脸，就是不爱护自己。她一生养育了8个孩子，比我大一点的一个女孩，于饥寒中不幸夭折。这是母亲永远的痛。我们兄妹七人，就是她的命。有一段时期，家里生活极度困难，父亲怕我们饿死，就想把五弟送人。母亲断然地说：“不中，就算是饿死我们也要死一块。”那个时期内，她常常不吃饭，把半口汤省给我们，自己就吞食那不能食用的棉花叶子，强烈的不良反应，使她多次恶心呕吐，死去活来。

母亲从小心灵手巧、勤于女红，针线活做得非常好。过门后，多子多难，家事重压，母亲眼哭瞎了，腰累折了，但总是奋不顾身保护我们。五弟很小时，饿得不行，在生产队菜地里摘了茄子吃，被一个叫“铳”的看菜人抬手就打。母亲和他大吵一架，帮孩子出气。上世纪60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断饮断粮，揭不开锅，看着我们这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义无反顾地扒上火车到豫西山区，用旧衣物换回些柿饼柿皮之类的山货，供我们充饥。一天夜晚在返回路上迷了方向，七八华里的返乡路，足足摸了一夜，转了四座枯坟，绕过了八眼枯井才到家。记得在很多个日子里，母亲总是整天劳累着，撵着日头，在院子的明亮处，用她那极差的视力，为我们缝补、修改衣物。每逢过年的三十晚上，母亲常常通夜不睡，把翻新缝补好的衣裳洗净烘干，给我们一一套好，盖在身上，只为让我们能在大年初一干干净净站在人前。

母亲太爱我们，但她明理。在大哥和我们兄弟成年后，和父亲一起挑起家庭重担。先后把大哥和我们兄弟四人送去当兵，奋力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让我们去外面锻炼成长。可天长日久，山高水长，刻骨的相思，艰难的煎熬，使母亲常常彻夜流泪。有次去刘村赶集，由于视力太差，念子心切，错把几个驻守老田庵黄河大桥的守桥战士，错看成大哥，跟着看了大半个市场。

母亲一生流泪太多，不但直接影响了她的视力，还影响了她的心绪。小时在她身边，就很少见她有笑颜和开心，只是在偶尔收到我们兄弟从部队的来信，才会有些笑意。我们给她念信时，她靠得很近，虽然信上的字她都不认，但“看”得非常仔细，只要念错一个字，都会知道。当她获悉谁谁在部队授了奖、入了党、提了干，才会喜形于色。当信上说谁谁近日将会给家里邮点钱来，不管是三十、二十元，她才会带着几分欣喜和动情对人说：“俺孩争气，太顾家，知道替娘作难啊！”然后把信收起来，藏进大襟衣袋里，直到揉烂为止。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母亲的生活雪上加霜，在父亲给村支书讲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保皇派”批斗后，她就终日陷入了极度恐慌、痛苦之中，整天为憨实、耿直的父亲担忧，为在外当兵的大哥担忧，为在县城读书的二哥担忧，为不谙世事的我们担忧。每天夜晚非等到父亲散会到家，才肯入睡。有时父亲回家太晚，母亲就坐立不安，家里家外跑着。她开始信神，大把烧香，磕头许愿（给神灵许下的许多只白羊，直到她晚年才还清）。县城“抢枪”事件传来，母亲彻夜难眠，天不亮就催父亲上路，赶往县城看望二哥。过度的痛苦、操心、劳累，使当年不到50岁的母亲眼睛几近失明，头发过早花白了。

母亲晚年虽然子孙满堂，但很不幸福。糖尿病、血管病，百病缠身，健康状况与日俱下，在她与病魔斗争的十年中，仍帮助、支持、协调着我们成长发展。有一段时间我在县保安公司做司务长，总不安心，老想着让在市里工作的哥哥帮助调动。一次我因工作上被领导批评后感到十分不满，见到母亲，误认为是她没有催促哥哥造成的。怨气爆发了，大哭大叫，还疯了似的砸了母亲面前的茶几、取暖器等物品发泄。当时母亲已瘫，坐在藤椅上动弹不得，看着极度绝望的我，心碎了。她挣扎做着要起来抱我的姿态，招呼我到她身边来，抚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别哭别闹了，妈明个给你哥说，给你换个工作，不给他干了。”事后想来，我好浑啊！

那天下午下班，我到六弟家看你，你指着饭桌上几样食物，叫我利用下班时间，回老家给妻儿送去。弟媳也在一边催我：“天不早了，快走吧。”万没想到，这成了我和她的永别。晚上后半夜，我被西王庄国政哥急速的敲门声惊醒：“国，快些，二哥来电话，俺妗马上来家，你快准备一下。”我感到大事不好，手忙脚乱给母亲准备床位、被褥后，到门口处一看，救护车已停靠在门前，车顶上频频闪动的红灯，像两只哭红的眼睛。我奔向车门，大哥抱着母亲的遗像下来，我头都炸開了，弟兄们把母亲抬下，安顿在床上。母亲已寿衣在身，衣冠整齐，像出征前小憩似的睡着了。兄弟们围在母亲身旁，哭都不敢哭出声来。六弟把我拉到一边低低给我说，母亲走的很平静，很安详，没有一点征兆和痛苦。我知道，母亲的生命之火，是为子女们耗尽了最后一滴能量熄灭的。

……

多年来，我们一直念叨母亲，不知她在天堂可好？还受苦作难么？有天，听一位“仙人”说，她在峨嵋山修仙盼道，很有成就，生活的很好。”真是这样吗？我不懂！但我知道，我们母子虽然阴阳两隔，但她也一直在天上保佑着我们，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康。她生前一直说：“家穷，俺孩都没房住。”现在，全家都盖了新房，连我都在县城有了房舍，衣食无忧，她关心的子女教育，我们一直在坚持在讲学育才，鼓励成才。现在她的孩子们中，不但有股、科、处、大校军官干部，连她的孙男嫡女也全部上了大学，还有玲玲、斌斌、光光、辉辉们也读了硕士和博士。她的长孙兵，已是解放军某部团的政委，她的次孙斌斌，已是解放军某部政治处主任，连从小爱哭闹淘气的我家小二，已是空军某部的一名士官，分别工作学习在北京、上海等地。她常说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和改革开放。我们一定会不忘母亲的教诲，全身心报答党，报答国家和人民，干好工作，带好家，不负她的重托和希望。

母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活在她的事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