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信仰取向是人间的，不是神佑的。孔子人文观念的影响，堪称远大深厚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我侨居美国，半个世纪，眼看这一现代文明主流所在的社会，由盛而衰。这次美国大选，不少奇怪现象，令人感慨。追思其中缘故，我以为，功利性的个人主义，使人人为己，争权利，而不愿承担责任。人人自我中心，于是人情淡薄，社区、社群离散；得意时，独乐；力衰时，无依无靠。国家必须负担社会福利，个人却尽量逃避付出。这样的社会，焉能持久？于是，回顾中国数千年来，发展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觉得应该有所检讨，庶几思考，中国文化遗产中，人的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项目，或有可以补救现代文明缺失之处。尤其近来发生的一些恐怖主义行为，令人悚然。以上所述，则中国文化，不持排他独占的一神信仰，竟使中国人免除许多不必要的灾难。

宗教信仰是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虽然今天我们将中国主要的宗教信仰，分为佛、道两家，然而这两家的发展过程也和中国主流的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经常彼此影响。中国人的信仰观念，乃是多元融合的产物，经过了接触、调和，终于彼此吸收了许多不同的成分而建构为一个复杂的体系。

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却拥有高度的宗教情绪，或宗教性

夏商二代乃是经过族群联盟的阶段，逐渐演化成为皇权国家的时期。商代的卜辞和木杖让我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信仰。先公、先王会因子孙的要求，在天庭取得神祗的保佑。这是神明和祖灵两种信仰，拼合为一的宗教。

商代之后是周代。周人承受苍天崇拜；周人克商，认为上天授予他们统治万民的使命，以代替失德的商王朝。在“尚书”中，他们告诫子孙，必须行为良好，才能保持天命。这就将“上天”的神力，赋予道德意义，也具有裁判的权力。在神界可以代表人间说话者，却是宗亲血缘网络的先王、先公。因此，君统和宗统乃是重迭的。这样的结构，经过商、周两代的演化，神祗信仰和祖灵崇拜结合为密不可分的中国模式，一个兼具超自然和人间关怀的信仰体系。

在这个文化演变的关键时刻，孔子出现了。他本身是宋国贵族的后代，具有商代的文化基础，可是他已是移居鲁国的第三代了。鲁国是周人文化在东方平原上的重要据点之一。因此，在孔子一身，兼具商周两个文化集团的传统。春秋时代，周封建集团已经改变性质，正在逐渐进入列国体制。这是一个“礼坏乐崩”，混乱的时代：旧的价值正在崩溃，新的价值正待形成。

孔子正当其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系统。他认为宇宙之间应有一定的理性，“人”在天地之间具有特殊的地位，人性应是天赋的，人具备人性，人也因此有权利，也有责任，将人性之中的理性部分作为“道”的基础，亦即普遍理性的基础。孔子在与他学生的谈话中，有几个主要的题目。一个是“仁”，“仁”是人的本性。如果我们把“仁”字拆开，就是二人之间的关系。“仁”，一言以贯之，忠、恕而已。“忠”是个人诚心诚意地做好一件事，也诚心诚意地对待别人；“恕”是将心如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赋有如此的本性，就应当常常持守，不让人的本性受欲、求等不合理的成分污染。克己复礼，就是尽力克除自己不合理的部分，让本性回到合理的秩序。

这一套说法，只是修己的部分。人对自己已经尽力，培养成合理的性格。个人如果行有余力，即应当以自己的认知行为，影响周围的人。能力较强者，则可以影响较多的人。最高的境界，是一个人，可以以其理性和才德，影响全世界的万民百姓。可是，他自己说了，这个境界是难以达到的，即使是古代的圣王也未能做到。汉代礼记《礼运：大同章》，揭示了大同之世是儒家归纳孔子的理想所形容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我们憧憬的世界，很难真正做到，却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

孔子所提出的价值系统，都是以“人”为中心的理想，因此儒家是一个处理人间关系、建构合理社会的学说，其中，孔子认为没有神明和怪力的成分。然而，他对于宇宙之间的秩序，还是假设有一个理想的主宰，才能创造一个合理的宇宙。他生活于周代的封建体制之下，如前所述，周代的封建政治网络和亲缘网络是重迭的。在亲缘网络之中，一切的关系都由主干延伸到分支，源头和主干乃是维持合理秩序的根本。这两个观念相合，就成为孔子尊天敬祖的超越观念（transcendental concepts）。儒家虽然不是宗教，却也具有一定的宗教性。

从孔子的时代到汉代，儒家不断开展内涵。孟子主张人禀赋四项基本心态：恻隐、羞耻、是非、礼让之心，人因此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孟子也承继了君主承受天命的观念，肯定了君主必须为民造福的道德要求；不能符合这一使命的君主，仅是“独夫”，人人得而诛之。荀子则以为“善”是努力修持的结果，必须以“礼”约束。君主治国，也必须倚仗一定的制度。他的理论，遂与法家思想，有密切关系。

儒家也吸收春秋战国其他的学说。汉儒董仲舒组织了一个多元的宇宙结构，在董仲舒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内，儒家已经融合孔子时代的人文观念，又加入了阴阳五行，多元互动的变化。这一个宇宙大到笼罩天地的大宇宙，小到人体内部结构的小宇宙，大、小宇宙之间，则是人间的社会和国家。这几个层次之间，又彼此影响、不断互动，寻取衡态。汉儒提出的这一理论，到今天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生活。人与自然，和人与超自然的神力，因应互动，而有不断变化，这个多维的复杂系统，并不需要一个有意识的主宰操纵一切。儒家以形上学建构的宇宙论和道德论，终究还是以“人”为基本。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却拥有高度的宗教情绪，或宗教性（religiosity）。

道教与佛教：互相竞争

在儒家发展的同时，中国疆域之内并不是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在发展。墨家，可能原来是儒家的一个分支，以上帝的意志作为源头，由能够了解上帝的教主“巨子”，代替上帝执行治理世界的工作。巨子和他的各级助手必须是贤能之士，在这个社会之中，爱无差等，都是上帝庇护的对象。墨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类似教权的组织，他们主张兼爱与和平，生活极度俭朴。墨家曾经一度颇有影响力，却终于逐渐消失。墨家的理想可能在后世有相当的部分与道家的理想相合，成为道教教义的一部分。

道家的思想以老庄为主流，他们对于人世的态度是消极的，认为一切的观念其实都是相对的，甚至虚幻的。道家主张回归自然，认为如果人能够回到最朴质的状态，人间许多的欲望和斗争也就消灭于无形。相对于儒家的入世而言，道家的独善其身，可说是出世的态度。激烈的道家甚至于是抗世的。不过，儒家的积极进取和道家的清净淡泊，彼此互补，给予中国人立身处世不少回旋空间。

在民间，古代对自然力充满畏惧和崇敬，一般人都会盼望自己能够趋吉避凶，另一方面，“死亡”也常常引发人类对亡灵的思念和惧怕。这两种情绪，也就是前述神明—祖灵崇拜的体现。人类社会中，往往有人自以为具有超凡的能力，能够和神明与祖灵沟通，这些人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在古代中国，我们常以“巫觋”作为祝、宗、卜、史等各种人物的通称。这些人以其通灵的功能，很容易接受出世的理想。

汉代是政治大一统的局面，内部各地的交流相当顺畅，各地的各种思想、学派有互相融合的机会。结合道家若干思想和巫觋传统的原始道教，也就逐渐出现了。他们中最活跃的一群，不在当时的文化中心地带，乃在今日四川和长江流域，例如汉中的五斗米道，和淮、汉一带出现的“太平经”信徒，以及在青、徐一带出现的黄巾。这些民间的活动，结合成为中国道教的第一阶段。他们崇拜神明，运用符咒和法术组织群众。例如，五斗米道在当地建立共同生活体；又如，黄巾聚合群众，以宗教的力量揭竿而起。

这种大规模的活动，还是需要组织和仪式。我认为，在汉代开通西域，印度和中亚的佛教力量进入中国，对于民间正蓄势待发的信仰群，毋宁具有刺激的作用。从那以后，佛、道两教，两千年来不断地相激相荡，彼此启发，互相竞争，成为中国宗教信仰的两大主流。

佛道两教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被儒家排斥，儒家提供给道教的因素是对人世的关怀，这一部分和道家提供的出世因素互为表里。因此，道教的世外乐土并不在未来，也不在过去，而是另外一个世界。早期的道教认为人可以羽化而登仙：如同飞鸟飞入天界，在那里有一个神妙的安乐生活。他们知道，真正升天是难以做到的，其代替品就是海外的仙山，存在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在中古时期，道教可能接受了另一个也从中亚传来的救赎信仰，建构在人间乐土的理想。道教的“洞天福地”，坐落于离世很远的名山深境，在人间可以建构一个没有斗争、永受神恩的安乐土。大家熟知的《桃花源记》中，陶渊明描述的理想世界可能就是反映如此理念：乱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由于道教认为生命本身是可贵的，因此他们才认为长生不老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选项。

上述中亚的救赎信仰，其根源来自古代波斯教，琐罗亚斯特教派和它延伸的摩尼教（明教），都主张宇宙之间有光明、黑暗，或善、恶，两股力量，彼此激荡。经过三次劫难的转变，终于会出现一个光明而全善的新世纪。这一种启示性的承诺，在唐代，经由教和景教（基督教的奈斯特派），涌入中国，对佛教的冲击十分强烈。佛教进入中国初期，只有若干经典译成华文。唐代玄奘的西行取经，带回来大量的佛教经典。自此，佛教宗派林立，有十大教派之多。那些以研究佛学为主要活动的宗派，在唐宋转换之际都逐渐衰萎。此后，中国的佛教以律宗、净土和禅宗三家，凸出为最主要的教派。净土的教旨，也是表彰历劫以后出现的一个清净世界。弥勒、阿弥陀佛，这些名称实际上是中亚（Metriya）的变形，都是净土中的主佛。华传佛教的净土，将净土放在西方，所谓“西方极乐世界”。这种想法，反映中国的观点将佛教原生地的印度当作净土所在。更具体的论述则是将净土放在未来，可能死后才能进入，可能是历劫以后才能出现。佛、道二教在这一点上，恰巧代表了中国入世传统和印度出世传统的差异。

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另一宗派是禅宗，虽然禅宗号称是从达摩传来中国，实际上在达摩东来以前，中国僧侣道生已经提出人人皆有佛性。“大涅经”传入中国，从“一阐提”（无善根者），也能成佛，果然证实道生的意见。道生能有如此想法，一般认为是从儒家孟子的人人可谓圣贤的意见获得的启示。孟子的顿悟观念，也与禅宗的顿悟一致。回顾佛教初入中国时，借用道家的名词陈述佛教的意见：当时所谓“格义”。道生能够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就预言，大乘佛教的众生都能成佛，也可以说是借用儒家观念的“格义”。

唐代皇室以道教为国教，道教因此非常兴盛。唐、宋转换，到了宋代，儒家重新组织自己的理论系统。北宋的道学经过邵康节引入太极，这就是儒家和道教之间彼此影响。

唐代禅宗大兴，众所周知，北派禅宗的神秀和南派六祖慧能之间的一段公案。神秀的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则回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一段有、无之争，在明代王阳明的心学系统又出现一次。王阳明的四句歌：“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在原意解释善恶两缘，从无善无恶，经过分辨善恶，进入选善弃恶，实为良知，最后凭着良知，坚持修己的工作。他的弟子王龙溪则认为“无善无恶”却是最原始也是最终极的境界。王学“四句歌”的有、无之争，几乎就是神秀与慧能之争的翻版。如果将阳明之学的修持过程，看作内心步步进展，我们也未尝不能以此认作三个阶段，相当于启示教派的三次劫波，历经考验，才能进入最后的宁静安稳境界。

以出世的胸襟，作入世的善事

到了近代，20世纪时，熊十力开创新儒家，基本就是援佛入儒。这一主调延续不断。方东美将西方的美学观念纳入儒家理论，即极有义致。方先生将佛教华严经的因陀罗网作为比喻，说明宇宙间内外彼此映照，万物和自己的“心”融为一体，内外一致，彼中见此，此中有彼。这一过程则是儒、佛之间又一次的融合。以上所说，不外乎陈述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不仅佛教华化，而且佛教曾经刺激了中国的本土信仰，形成为道教；更重要的一方面，华化的佛教宗派：亦即净土宗和禅宗，几乎排除了其他七家原来的佛教理论的宗派。同时，儒家和佛教又不断对话，彼此影响，改造了儒家，也丰富了儒家。

前文已提过，西亚和中亚的启示性宗教，教以后的各宗教派，尤其最晚进入的摩尼教（明教），对中国的道教、佛教有其他的影响。启示性宗教的历劫和劫后的太平世界，对于道教刺激甚大。宋代的方腊起事，就是摩尼教的运动。金、元时代，北方的新道教，包括全真、正大等教派，在胡人统治之下，竟能在民间组织了地区性的自治互助的社区。我在国内考古学家引导之下，曾经访问过河北一带全真教活动留下的遗迹。那时，他们组织民间的力量，周旋于地方军阀和胡人政府之间，开水利，筑道路，兴教育，扶困济穷，俨然又一次实践了汉代五斗米道曾经组织的福利社区。这些教派的一部分逐渐与启示信仰合流，遂出现了蒙元统治下的白莲教运动，也终于由这一群教派引发推翻胡人统治的复国运动，出现了明代。在白莲教的教义中，具有启示性的劫运观念，也有浓厚的三教合一色彩。

三教合一的理想早在宋代即已有之。林兆恩的夏教在福建曾经有相当的发展，然而终究是地区性的活动。到了近代，红字会就是以儒家为主体，兼收佛道两家的教义和一部分仪式，希望能够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这一活动在抗战以前曾经有相当普遍的响应。其主要的活动地区在华北，总部设在济南，然而，北至东北，南至江南，很多城市都有红字会，在各地获得地方士绅的支持。1949以后，这一活动就从此消失了。

元明以后，白莲教在清代曾经极为活跃。乾嘉时代，川楚教乱，声势不小。被清廷扑灭后，白莲教的活动潜入民间地下。与白莲教相关而不相隶属的罗祖教，则是明代一个漕运军人发展的教派。这一教派也可以说是三教合一的运动，其活动则为运输业的劳动工人彼此互助。他们的教义是儒家的伦理，配合佛、道两家的信仰和仪式。清代漕运发达，罗祖教的斋堂在各处码头都是各种劳动工人退休养老之所。罗祖教也对教内的信众救难济困，提供种种的帮助。

从这一个教派分叉出一个教派：“混元教”，又称“一贯道”。清末民初，这一教派在各处发展，于四川以下的长江流域，以及大运河的北端，往往颇有势力。由于他们的信众主要是社会的劳动阶层和市井，活动必须在上工前的清晨，或工毕后的晚间，于是引起教外人的猜疑和误解，以为是一个行迹诡秘、不正当活动的教派，颇受各时代政府的压制。这一教派在1949年以后，有一部分流入台湾，居然逐渐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宗教活动。他们的教义，据他们的《认理归真》简约为“吾人的本性，儒教谓之良心，佛教谓之金刚，又称为菩提心。道教谓之生死之门，总而言之，即是佛性也”。一贯道虽然号为“五教合一”，实际上，还是“三教”为主：“行儒门之礼仪；用道教之功夫；守佛家之规戒。”

一贯道信众茹素，因此活动的地点往往就是各处的素食店。在营业还没开始的清晨，他们有早晨的聚会，工余之后，在夜间又有讲经说道的活动。他们的“道亲”，彼此互助，婚丧喜庆，都有当地道亲代办帮助。他们的经典包括儒、佛、道三家比较简要的部分，也包括各种善书，例如《太上感应篇》。最近他们也收纳若干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教义，毕竟相当有限，而且不无曲解。台湾的一贯道由各地的传道士各自发展为数十“支”，各自因其道亲的支持程度和兴趣选择自己的经典。因此，在大学校区内的一贯道，和在街市发展的一贯道，对于教义的理解和阅读的经典可能各有选择，并不一致。我想最简单地介绍：主张“清口”“清身”“清心”。众善奉行，诸恶不作。他们标榜“无生老母，真空家乡”，也盼望历尽劫难，寻求解脱。从这些教义看来，这个教派真是以诸教混合为主旨的信仰。

1949年后，大陆道教的主要宗派，来台道教人士，除了龙虎山世袭张天师，罕见其他宗师。在台湾，道教的活动与当地民俗信仰几乎难有分别。他们的仪式包括祭拜、符，不过，主要的道观已经逐渐取消焚香祭拜的仪式，而将信众的供奉用于设立医院和学校，从事社会工作。台湾道教，除了那些为信众作法，消灾祈福和卜问求的乩童，专业的受道长并不多，倒是有不少研究道教学者，下功夫探讨道教教义和历史。有几位欧美学者，长期在台研究，致力介绍道教于西方世界，精神极为可佩。目前在哈佛大学，就有一门大班课，介绍道教，选课学生竟有数百人，也可谓异数了。

佛教的活动在台湾极为兴盛，佛光山、中台寺、法鼓山和慈济，都是虚云、太虚、印顺几位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佛学的讨论已经不是他们的重点，而更重要的是进入社会，以简单的教义推广信仰。最大两家，乃是慈济和佛光山，前者以救难济困为其主要工作重点，后者则以“做好人，说好话，行好事”为宣教的目标。他们的教众众多，这几个教派合计，不下数百万之众。这些简单的教义，其实相当程度地容纳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配合佛教的积功积德，以出世的胸襟，作入世的善事。

中国的信仰取向是人间的，

不是神佑的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看见，中国从秦汉以后，各种不同的理念和信仰，不断地糅合，也不断地调适。域外的影响也不断地引发新的成分和原有的中国理念结合为一。两千年来的不断整合，期间不是没有冲突，但总的方向却是将儒家的济世抱负，作为根本，接受道家的清静和佛家的慈悲，融合成为社会型的群众信仰。这两千年来的发展，不同于犹太基督和伊斯兰的独神信仰，中国的宗教发展没有排他性，而是彼此之间的调适。中国的信仰取向是人间的，不是神佑的。孔子人文观念的影响，堪称远大深厚。

我以为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家信仰系统，由竞争，而互相影响，而彼此挹注，终于逐渐融合，彼此接近，互补相成，都注重个人的修持，己修然后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安他人，以企及最远大的目标：安天下万民百姓。修己是根本，济世则是憧憬的大方向。如此，社会可以不致离散，个人可以不致孤独。如果能够达到如此境界，本文前言担心现代文明的困境，或可有所挽救。现代文明的动力，在于尊重个人，以启动人人的自发性。目前弊病，乃是个人主体性太强，往往自己高于他人，也比群体更为真实。其实，应当藉中国文化中“人”、“己”湿的心态，予以匡救，庶几成全自己，也成全他人。以人类成群聚居的状况，个人与群体之间，应当是不能切割的链线，个人必须经过这一链线，方可人己共存互利。

容我将儒、道、佛三家的修为，综合为人生的心路历程：人人可以从自己的本性，修持以求良知良能，自己内心安顿，已是成就：这是相当于道教的“修炼”功夫。行有余力，则可立志助人：这是相当于大乘佛教“度人”的宏愿。如果机缘凑合，有扩大影响的机会，则又能尝试从“安人”，推广于“安民”“安百姓”：一个儒家也认为极难得的伟大任务。我们不必存如此奢望，却可以认定第一步“修己”，作为自我提升，人人该努力的工作。

中国已经熬过一个半世纪的苦厄，又经历过三十余年的动乱，两代积累的文化精英，牺牲殆尽：中国人已经历尽劫波。所幸，劫后余生，中国文化，似乎还有余留根苗，今日一般同胞，还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文化的遗产。以我所见，海峡两岸的青年，大多还是行为中规中矩，为人仍旧不卑不亢。两岸有识之士，也颇多心怀澄清天下的宏愿。因此，我愿意提出浅见，备大家参考。但愿天佑中华，使华夏儿女成为滚滚浊浪的中流砥柱，以挽救现代文明于将倾之际。（10月20日，许倬云先生将在中华文化促进会发表演讲，此为讲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