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先法

西柏坡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在西柏坡时期的特殊表达形式，不仅继承了近代以来的民主与科学精神，而且形成了适合“胜利后”的精神特质，这是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西柏坡精神的特质来源于如何革命胜利和革命高潮的实践，而不是革命挫折和革命困难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立”上，而不是“破”上。

一、革命建国的革命主题

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核心问题。革命建国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思考的重大课题。党的一大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二大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即“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联合政府”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建国，实质上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革命的目标诉求，也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诉求，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建国反映了近代中国阶级力量的发展状况：中国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和政权的阶级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的革命性质，但不是重要的革命力量。西柏坡时期的革命建国反映了近代中国对建国程序的基本认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认同，经过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程序，通过民主制宪的过程制定宪法和国家法律，选举政府委员会和国家机构领导人。

随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中国共产党终于具备了完整实现建国目标的充分条件。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另一方面在解放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各级人民政府，把建立政权的主张付诸实践。华北人民政府的建立，直接为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雏形，奠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础。随着新政协运动的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如期召开，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制定了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革命建国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潮，是西柏坡时期的重要使命。西柏坡时期的一切工作都最终指向革命建国。在西柏坡精神中，“两个敢于”和“两个善于”精神，都是革命建国所必需的精神状态。“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的发动，都直接指向革命建国的目标。“两个务必”和“两个坚持”精神，不仅是争取胜利所必需的，也是巩固胜利所必需的。土地改革运动、“五一口号”、纪律制度建设、对革命到头情绪的批判，都是为了调动和保持革命积极性，都是为了凝聚革命共识，都是为了统一革命行动，也都是为革命建国服务的。“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就是对西柏坡时期革命建国特征的最好概括。

二、学习创新的革命方法

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进入了高潮期和转折期，革命高潮衍生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的巨大需求。战争形态的巨大变化、工作重心的重新转移、革命任务的重大转折、革命环境的迅速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发扬“挤”和“钻”的学习精神，克服本领荒和人才荒，以适应革命的需要。“必须学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环境的基本行为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虽然西柏坡时期的学习没有延安时期的学习时间长，但学习的内容和规模远远超过延安时期。

革命高潮期和转折期的双重而至，要求共产党人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学会各种本领。一是学会攻克敌重兵守备的大城市，学会歼灭敌重兵增援兵团，学会攻坚战、阵地战，学会大规模生产枪炮的技术和能力。1947年攻克石家庄，开创了人民军队夺取大城市的先例，“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这是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经济上的意义也是很大的”。学会夺取大城市的本领，是“两个敢于”的必然要求，也是“善于破坏旧世界”的重要体现。二是“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的本领，集中体现了“两个善于”精神。三是学会经济工作，学会改善人民生活。“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学会经济工作的本领，是“善于建设新世界”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两个坚持”精神的重要体现。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革命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认识到学习的必要性，而且开展大规模的干部培训，为干部学习提供尽可能方便的条件。各地党组织创办短期训练班和高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以及各类干部学校，大大推进了干部培训。1948年7月，中共华北局创办了马列学院，有系统地培育具有理论素养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宣传干部。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辽南建国学院、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等院校也相继建立，培养了大批具有理论知识和管理能力的领导干部，推动了学习发展。“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总之，学习意识、学习行为、学习习惯的保持和扩散，成为铸造西柏坡时期革命辉煌的基本动力之一。

三、建章立制的革命策略

建章立制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西柏坡精神的重要保证。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面临着由分散游击向集中统一的转变、由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的转变，对纪律建设、制度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因此，西柏坡时期也是建章立制的重要时期。

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上的建章立制，是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是“两个敢于”精神的重要支撑。面对从小规模分散游击向大规模运动战转变、从占领乡村向占领城市转变的新形势，人民解放军把加强军队纪律性作为首要任务。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从1947年11月至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发扬民主和群众性练兵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加强纪律性”的问题。纪律建设，使人民解放军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心，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二是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人民解放军实现了从分散游击状态向战区野战兵团转变，再向集中统一的正规兵团转变，最后向全军统一编制阶段转变的过程。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的发展，实现了纪律、编制、技术的大幅度提升，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

党的建设方面的建章立制，是统一执行党的政策，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保证。为了批判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党的政策统一，中共中央决定重印列宁《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发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1948年“九月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具体规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党务等方面的中央权限；通过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强调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委会12种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领导集体与领导者个人，民主与集中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两个务必”，为全面执掌国家政权做好了思想准备。通过党的规矩建设，加强了党内的民主团结和集中统一，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

政权上的建章立制，构建人民共和的政治框架和政治秩序，是全面建立新中国的重要条件，是“建设新世界”的重要保证。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建国主张，构建了人民共和的政治秩序。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国程序。在华北人民政府建立的过程中，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选举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在1948年“九月会议”上把人民共和秩序概括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民主专政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选举和政党协商作为建国的必经程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执政赶考的革命使命

西柏坡时期不仅要争取革命胜利，而且还要为“胜利后”布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之后怎么办？这是每一个创业者必须面临的问题，也是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的重大课题。为了维持政权，中国共产党不仅努力学习经济建设的本领、和平斗争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避免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中国共产党围绕执政赶考，从“民主新路”和“两个务必”两个角度进行了探索。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对“建国后”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题，给出了“民主新路”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整构建了人民共和的民主治理框架：共产党的领导、各党派政治协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委员会、民主集中。如果把人民共和国比作一座大厦，西柏坡构建的制度无疑就是这座大厦的地基。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人民共和制度的构建，而且重视执政党精神的铸造。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的材料，意图在于汲取李自成骄傲失败的教训。在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的途中，毛泽东再次以李自成为鉴戒：“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如何才能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因为胜利”产生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毛泽东要求共产党人“必须预防”“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的危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总之，为了跳出治乱兴亡的历史周期律，完成执政赶考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充分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而且注重发挥自身改造社会的主动性。两个主动性的协调统一，开辟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中国式道路。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开始动身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毛泽东提出了“进京赶考”的命题。在路上，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中国共产党不仅把执政比作赶考，而且提出了考试及格的基本要求。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正是在争取赶考及格的思维下，中国共产党首先把“维持政权”作为一个极端重要的课题进行对待，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维持政权的一个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