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华飞

摘要：国际秩序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它由国际关系中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提供，又体现并导致了大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国际秩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变革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同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观念结构、国际机制又存在某种程度的稳定性，乃至滞后性。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段各主要行为体基于实力造就的秩序，是“全球体系中的政治经济结构与管理机制”。当代新兴国家的崛起、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强导致国际秩序发生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影响21世纪中印关系以及南亚安全，中印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国正面临国际秩序转变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国际秩序；中印；战略关系；南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22.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6）09-0003-11

作者简介：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上海200092）

对国际秩序的理论界定，中外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国际秩序（Intemational Order）是“维护国家社会（Society of States）或国际社会（Intemational Society）基本或主要目标的活动模式（Pattern）”。第二，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建立和睦关系的一种理想化模式，是国家间友好共处的重要条件和规范行为的规章准则，是合理解决争端冲突、开展国际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序状态。第三，国际秩序是“某一时期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围绕一定的目标，在利益基础之上相互作用、相互斗争而确立的国际行为规则和保障机制。一定时期的国际秩序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主要大国在核心观念上能否达成和保持一致、默契或必要的妥协”③。

当代国际秩序演变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新兴大国的崛起正逐渐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构；其次，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冷战结束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三，国际关系中非传统安全因素明显加大。国际秩序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构建、确立新安全观思想有着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前者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提供客观的国际环境，后者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有利于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印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对当代国际秩序演变具有深远的促进作用。

一、国际秩序转变中的中印关系

国际秩序体现国际社会的制度和价值构建，国家实力的消长是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权力基础。国际秩序演变过程中，大国关注秩序内机制和政治博弈的变化，机制是否有利于国家克服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面对加速演变的世界格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中国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既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又有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外交实践的把握，提出一系列影响世界发展进程，促进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理念、新规则、新体制。习近平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以建设性参与全球治理为先导，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到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从“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到对发展国家作出正确义利观的郑重承诺；从“一带一路”战略和行动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立等，凸显国际秩序演变时代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以中印加强“一带一路”建设领域合作为例，一大批重要项目陆续开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四方联合工作组工作初见成效，连接东亚与南亚的大通道呼之欲出。

中国和印度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印崛起推动着国际秩序的转变。2005年4月，《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双方致力于建设“和平和繁荣的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点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反对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现存国际经济秩序。中印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协议确立了双方在“政治指导原则”基础上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协议。2006年11月的中印《联合宣言》，不仅提出发展中印关系的十点战略，而且还彻底驳斥了中国崛起对印度构成威胁的说法，提出“双方欢迎并积极看待对方的发展，认为对方的发展是对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积极贡献”。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0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为29.14亿美元。2008年增加到518亿美元，八年增长16倍，年均增幅达43%。2013年，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650亿美元，中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近年来，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发展迅速。2006年以来，中方在印建成工程项目金额累计达111亿美元。双方投资稳步发展，印度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超过3亿美元，中国对印度投资达2.5亿美元。

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印度后，双方再次一致强调互为伙伴而非对手，视对方发展为机遇而不是挑战。双方都认为两国经济合作具有高度互补性和巨大发展潜力。双方都愿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多极化。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构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共识受到各界关注。“这一构想的推进将中国的向西开放与印度的东向战略结合起来，把东亚和南亚这两个世界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连接在一起，必将释放出巨大的增长能量，为亚洲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中印关系发展里程碑式的标志是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对印度的访问。习近平主席建议，中印“要发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作用”。这里的“战略引领说”，体现的就是一种“政治意志”。这就需要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展现政治意志的同时，也要有相当的政治智慧和耐心。中国把对印外交提升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某种程度上说有规避、至少是减缓双边互动中“冲突性，，的考虑。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演讲时，从三个方面强调发展中印关系的重要性：一、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发展是中印两国最大的共同战略目标。两国应该聚焦发展、分享经验，深化互利合作，努力实现两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二、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双方要努力凝聚地区合作共识，与相关国家一道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进程，加快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要做地区和平的稳定双锚，共同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与合作架构，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三、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②。面对当代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以及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中印两国应共同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任，推动全球化、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向纵深发展。

今天中印关系发展已经在许多领域展开。首先是全球领域，在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两国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方面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在应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反恐、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从双边向多边推进，对世界贸易组织制订的劳工和环境标准，中印两国也有相似的立场。由于中印两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两国都在抵制发达国家制订的不合理的二氧化碳废气排放标准，未来中印两国不仅面临全球问题的挑战，而且还面对两国国内问题的挑战。

其次是经贸领域，两国挖掘经贸合作潜力，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贸易、投资并进，实现平衡发展，早日启动两国区域贸易安排谈判，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和铁路等基础设施合作。第三是安全领域，双方已开始就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计划实施在即，2014年以后，阿富汗正面临新一轮政治势力的博弈。美国在准备撤军之际抛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希望相关地区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印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可能的危局。此外，中印两国还应妥善管控、处理分歧，保持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势头，通过谈判协商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2013年4月，中印举行反恐双边对话，重点在于2014年后阿富汗问题的发展及深化双方在该地区的合作。

机制化合作是促进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印两国借助二十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中印俄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舞台，在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捍卫发展中国家权益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中印从共同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到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两国合作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进程、实现亚洲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安全领域，作为地区和平的稳定双锚，中印双方应共同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与合作架构，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中印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中。印度对华友好姿态无法掩饰其对中国日益崛起的忧虑，印度试图在深化中印经济接触与印度战略必要性二者间寻求平衡。在印度看来，莫迪政府最大的对外政策挑战之一是更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日本和美国接触，同时平衡他与三国的关系。作为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地区性大国，印度是唯一有实力在南亚地区与中国开展多方竞争的国家行为体，得到美国支持的印度把中国作为自己取得地区性主导地位的主要对手，加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深厚关系，更加深了其对中国的对抗意识。巴基斯坦在地区竞争中很难撼动印度的地位，其国内局势更让其难以对印度采取进攻性的战略，正因为如此，印度时刻都在防范着中国扶植巴基斯坦与其对抗的可能。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改革成效显著，中印关系中存在的障碍更显棘手，如印中边界问题、西藏问题、核扩散问题等，少数印度政要又以所谓“中国威胁论”来挑起民族情绪，印度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军备以抗衡中国。

二、中印关系与南亚安全

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印都实行“大周边外交战略”，力求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印各自的“大周边外交”范围出现许多重叠区域，而且也是多种力量交汇区。习近平主席关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新倡议提升了中国与印度洋岛国加强合作的意义，海上丝绸之路将把中国的海岸线与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地中海以及非洲东海岸连接起来。中国邀请印度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以及连接中国西南部与南亚次大陆东部的陆路贸易走廊，得到印方的积极回应。尤其是莫迪担任印度总理后，印度推行“开明的国家利益”政策，强调“印度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与所有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原则基础之上。印度将在开明的国家利益基础上进行本国的国际接触，把印度的价值观力量与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奉行一种互惠关系的理念”。

中国的南亚政策基于中印巴战略三角关系，这种三角关系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当时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印巴为争夺克什米尔归属继续诉诸战争；中巴关系发生历史性转变，巴基斯坦成为对华友好国家。在美苏冷战、中苏对立、中美逐步缓和及印苏结盟等大国关系分化组合的推动下，以中巴友好、印巴敌视、中印对抗为特征的中印巴三角关系形成④。冷战时期的中印巴关系，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两极对抗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三角关系，因为中巴关系具有结盟性质，形成了中印巴“三国两极”的对立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印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但因印度奉行“平行政策”以及两国低水平的安全信任，中印关系徘徊不前；与此同时，印巴持续冲突，中印巴基于传统安全关切的对峙秩序并没有改变。

中印巴三角战略关系，中国处于三角的顶点，印巴处于三角基座的两个端点。中印这条边是竞争性的；中巴这条边是合作性的。一条边的事态发展影响着另外两条边的事态。冷战结束以来，中印巴三角关系的结构和性质正开始逐步进行良性的调整变化。“9·11”事件后，由于国际形势的迅速变化和南亚区域内外大国力量的推动，中印巴三角关系更是进入了深层次的调整轨道，三边良性互动增多，和解合作成为了主流。

在中印巴三角关系中，中印关系的调整和定位最为重要，直接决定了印巴关系的发展状况。中印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但合作多于竞争。但中印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过程中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共同的全球视野能够克服制定全球秩序时的不足，正如印度学者穆库尔·森沃尔指出，“崛起中的两个大国试图保证领土完整、确认其国家身份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正确位置；改善两国关系要求双方利用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共同利益发展密切合作，培养信任，这会促使双方确立边界，而不是由殖民后遗症主导两国关系”。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印两国均是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频频发现对方与自己身处同一个阵营。对于发展中世界的许多国家而言，不论其政治倾向，中国和印度在世界舞台上代表着较贫穷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权利”②。

如何继续推动中印关系调整以及由此带动中印巴三角关系良性发展乃至南亚地区的和谐稳定，成为中印两国包括巴基斯坦在内都要重视与思考的问题。今天，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的国家之一，又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实际上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核政策与核战略是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核对抗与核竞赛是影响南亚次大陆安全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中国来说，巴基斯坦在其周边外交中具有着重要地位。对于由于某些大国战略已经身处周边诸多国家“包围”态势之中的中国而言，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友是十分重要的，长期友好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上，中国由于巴基斯坦而与整个南亚地区利益相关。

中巴作为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态势，对巴基斯坦来说，中国是其外交的强大支柱，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在巴基斯坦看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不断增强，但中巴双边关系仍然是互有优势的均衡发展。对中国而言，巴基斯坦的地缘位置独一无二，地处南亚、中亚、西亚和海湾地区的交叉地带，为中国的制造业和商业发展提供了战略通道。巴基斯坦也为中国走向穆斯林世界、扩大与中东地区的接触提供了门户④。2006年2月，穆沙拉夫总统成功访华，中巴进一步明确合作领域。首先，在战略层面，双方将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磋商与协调，对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深人交换意见并达成共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双方良好的政治关系。其次，双方加强在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击“三股恶势力”。两国继续加强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和国际反恐方面的合作，以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第三，双方联手打击边境走私和贩毒活动，对受地震灾害影响严重的中巴喀喇昆仑公路进行改造升级，并加强管理。巴方提出使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贸易走廊”、“能源走廊”和“交通走廊”的设想将极大地改善中巴的战略安全环境，为两国的战略合作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但印度发展核武器问题将继续影响南亚的和平进程。印巴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僵局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突破，印巴关系改善与否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冷战思维的存在，印度倾向于夸大中国对巴政策中牵制印度的负面因素。这既有印度的国内政治需要，也有印度争取南亚主导地位遇到障碍时转移视线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维持世界与地区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印度利用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实现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尤其是印度与大国进行的军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安全带来双重影响。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关系对促进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与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今的印度洋已被描述为“世界最重要的能源和国际贸易航道。世界90%的货物贸易和65%的石油通过海洋进行运输。其中，印度洋是物流中枢，承担着50%的集装箱货物及70%的石油产品的运输”。这表明该地区对于全球海上贸易非常重要。经印度洋运输的石油对中国、印度、日本以及韩国都至关重要，而中国在2013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中国通过与印巴能源合作计划，确保印度洋运输航道的安全。从长远战略利益考量，中印巴能源合作，不仅能为三国提供稳定可靠的油气运输通道，而且可以实现三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彼此成为“利益攸关者”。近年来，随着三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激增。三国都需要多元化的油气进口来源和安全可靠的运输通道。巴基斯坦处于世界两大油气产地的十字路口，能源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巴基斯坦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加强“管线外交”，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本地区的能源运输走廊，并与中印两国开展各种能源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意味着不同社会之间存在多种多样的沟通渠道，关于国际事务的等级结构已不复存在，而强制力大体上已经失去作用，改变了国家推进利益的手段。”中印巴三方开始启动的能源合作规划，使三国利益相互依存，彼此成为“利益攸关者”，推动中印巴外交战略的调整，形成良性互动和平衡稳定的三角关系。

理论上讲，经贸关系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经贸关系的加强会对政治关系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在全球化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中巴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得益于双方的政治互信；同样，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同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密切相关。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为650亿美元，到2015年中印贸易额将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还做出今后5年对印度各种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的承诺，即相对于日本所承诺投资的三倍。未来，中印两国完全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合作水平和相互依赖程度实现政治互信。

印度的大国梦触及中印巴三国的核心利益争端。印度追求全球大国地位，成为相邻大国同步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印度海军2008年创办“印度洋海军研讨会”（IONS），旨在促进该地区国家海军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虽然重点放在经济合作上，但“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最近在印度的主持下，有了更广泛的安全色彩。2013年，印度通过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签订三边海上安全协定，进一步巩固了其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未来这个协定将会把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包括在内，成为一个五国集团。因此，印度正试图让自己成为潜在的重要全球性大国，其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主要以军事手段为主，在许多方面涉及中巴核心国家利益，造成中印、印巴难以化解的结构性矛盾。另外，印巴之间长期紧张对峙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双方在克什米尔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两国要实行真正的和解进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依然艰难而漫长。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减轻克什米尔反对派势力给印巴双边谈判造成的不和谐影响，同时，保持积极主动的姿态，与克什米尔反对派展开积极对话，这样有利于化解印巴历史恩怨。

南亚在中国周边外交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双方在许多领域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和交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为中国与南亚合作增添新的动力。印度既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辐射区，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中印合作对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中部地带，扼守印度洋重要国际航道，自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斯里兰卡还是第一个以政府声明的形式来表达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支持的国家。斯里兰卡还利用中国政府贷款投资高速公路、公共福利设施以及港口等基础设施，从而能够促进其他服务业的发展。统计显示，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是印度对该国投资的14倍多。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对斯里兰卡等三国的访问，凸显中国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理念。

近年来，中国与孟加拉国关系发展很快，尤其是机制化架构下两国日益增进的经贸关系。

2014年6月，孟加拉国总理谢赫·哈西娜应李克强总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签署深化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强调经贸合作是中孟更加紧密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同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两国贸易、投资、金融、农业、科技创新、卫生、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同意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扩大双边贸易，加强经济合作，增加投资，以减少日益扩大的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孟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区域合作中的沟通与协调，推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框架内的合作。双方认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本地区其他互联互通倡议形成重要互补，为中孟深化互利合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各方应通过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释放本地区全面发展的潜力，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和公平及可持续发展。双方同意，就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同其他国家保持积极接触，希望四国实现互利、注重实效的合作。中国与南亚国家的机制性合作关系有利于维护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在当代国际秩序转变的环境下，印度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虽然有利于促进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维持世界与地区的稳定；但美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排除美国利用印度实现牵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尤其是印度与大国进行的军事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安全带来双重影响”。因此，中国进一步发展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关系对促进南亚地区局势的稳定与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印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是南亚大国关系互动中的首要因素。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与印度关系密切。1971年，印度与前苏联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并发动肢解巴基斯坦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后，印美关系严重受挫。20世纪80年代后期，双边关系有所恢复。1998年，印美关系因印进行核试跌人低谷。“9·ll”事件后，印度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宣布取消因1998年印巴核试验对印巴实行的制裁。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印，两国同意建立“持久的、政治上有建设性、经济上有成果的新型伙伴关系”，这次访问被认为是美国调整对印政策的“里程碑”。此后的小布什政府不仅继续美印关系升温的势头，而且加快了与印度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步伐。

“9·11”事件后，美国也很快提升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关系，印度试图阻止美巴合作的意图受到挫折。印度对美国表示了不满，抱怨美国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不理解印度对克什米尔恐怖活动和印度安全的严重关切。瓦杰帕依总理在美国宣布对印巴解除制裁后向国内媒体表示，“印度因克什米尔发生的恐怖活动而受到了巨大损害，但是华盛顿并没有关注这一点”。由于印度的战略重要性以及美印两国在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美国没有因为与巴基斯坦的合作而忽视或疏远印度。为了不影响美印关系的发展，也为了避免印巴之间爆发战争干扰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美国极力安抚印度，称两国在反恐问题上是天然的盟友，保证美国发展对巴关系不会损害印度的利益。美国在解除了对巴基斯坦核制裁的同时也解除了对印度的制裁。

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要求使其安全利益与南亚局势产生关联，从而导致与印度、巴基斯坦的关系互动。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尽管美国表示不当“调解者”，而是印巴关系和解的“促进者”，但事实证明他无法避免介入印巴的克什米尔冲突。美国既看重美巴反恐合作、又强调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南亚平衡政策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巴两国的战略选择，也使美国能在印巴关系从战争危机转向和解的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的角色。尽管2001年12月13日印度议会大厦袭击事件直接引发了2002年印巴军事对抗，“边缘政策”一度使南亚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骤增，但在美国反恐战略和印巴“核因素”的双重制约下，这场危机最后成为双方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的难得机会。美国通过国际反恐战略将印巴两国的利益绑到一起，对两国恩威并重，既提供大量援助，承诺深化与双方的战略合作，又积极影响两国的政策，促使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反恐和核领域增强信任建设，从而促成印巴两国的对话与和解。这些事件与过程之间的联系表明，“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是推动印度、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催化剂。印巴对话与和平进程由此展开。尽管对话与和平进程的最终效果尚无法确认，但双方的意图日趋明确，就是要实现双边关系的和解，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在保障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谋求共同安全与发展。这应该是“9·ll”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对南亚地区安全秩序带来的最深远影响。

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在南亚战略上，奥巴马更看重对反恐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基斯坦。“阿巴新战略”的出台加深了美巴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虽然美国明白只有通过巴基斯坦才能解决阿富汗问题，但巴基斯坦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的消减，这需要印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缓和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特别是在反恐后期以及将来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之后，亟须扶植一个“代理人”确保南亚局势的稳定。而作为南亚唯一大国的印度无疑成了美国的首选。在反恐问题上需要印度的支持，使美国主动向印度靠拢。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版图，这对美国自身的全球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加强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变得迫切而必要。并且与印度开展经贸合作，能让美国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就业，同时也可以推动印度经济持续增长。按照奥巴马的说法，他将美印关系称为“21世纪起决定性作用且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美国将亚洲特别是印度看作今后一个市场”。

冷战结束后，印度失去了苏联这一盟友，于是开始寻求新的盟友，发展印美关系自然成为印度对外战略的重心。但1998年印度进行的核试验震惊世界，使得印美关系未能如印方期望的那样取得进展。“9·11”事件后，印度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印度基于英国殖民时代的经验，对超级大国怀有不信任情绪。这种不信任移植到了美国身上，也难以消除。

美国国际问题研究专家马丁·塞亚夫（Martin Sieff）的新著《转变中的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和印度之间全新和新兴的关系》对中美印三边关系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进行了全景式的论述。塞亚夫认为，中印之间的战略利益关系始终是相互作用的，在过去几十年内，利益和冲突聚合在一起。1962年，中国和印度爆发的边界冲突对印度的影响极其深远，战争给印度留下的创伤就堪比二战时期法国的沦陷，但对中国的影响却很小，因为三年后中国便陷入文革的动乱之中。塞亚夫称，中印战争受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当美国得知苏联将导弹部署到古巴时，美苏冲突一触即发。尽管中国和苏联在古巴导弹部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协调，当时中苏关系处于低潮，但毛泽东利用了导弹危机，使中国处在完全有利的地位。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全球可能爆发的热核武器战争，肯尼迪无暇顾及印度问题，这是印度人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们边境上的军队没有像中国军队一样配置重型武器，肯尼迪迟到的“空运”对印度来说完全于事无补。

印美关系在后冷战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在一系列涉及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美印两国立场相距甚远，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如核不扩散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印度洋战略地位问题、与其他大国关系问题、印度国内普遍的反美情绪、美国对印度人权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指责等问题，因此，印美两国的关系是在既合作又冲突的模式中进行的。一方面，印度积极向美国靠拢，从美国进口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并频繁开展与美军方高层的对话，举行美印两军军事演习。印度这样做的主要目标是借助美国获得与中国交往的比较优势，加大制衡中国的砝码。美国在同中国交往时打“印度牌”，印度也会借美国牵制中国，在达赖、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另一方面，印度借重美国称雄南亚，势必降低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从而使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失衡，引发南亚地区新的军备竞赛，从而影响南亚地区稳定，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美印战略联盟对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构成威胁。不过，印度国内不少人对发展印美关系持慎重态度。印度学者型外交官M.K.巴德拉库马尔称，“印度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报道是狭隘的”，他认为，“印中两国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中心。美国害怕它们真正和解会削弱西方霸主地位。莫迪希望的是同所有大国保持伙伴关系，而显然支持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符合印度的利益”。美国前驻印大使特雷西塔·谢弗（Teresita Schaffer）撰文指出，“印度不喜欢一个两极世界，也不喜欢一个单极世界，它喜欢一个多极世界”，这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奉行自主路线，是印度大战略的根本。

美国发展与印度关系的战略意图是拉印制华。但是，印度是否按照美国的节拍跳舞，按照印度传统的外交政策很难说“是”，说“不”的可能性更大。印度前总理曼莫汗·辛格在人民院表示，印度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要以牺牲与中国的关系为代价。他强调，“我们要同伟大的邻居中国打交道，我们要和中国建立更多的经济联系”。事实上，当今中印关系的发展势头良好。塞亚夫认为，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在于，中国和印度都在崛起，民族自信心决定两国都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两国都有被外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经历；两国都反对美国利用人权、非政府组织干涉各自内政。在塞亚夫看来，中国和印度在维护主权完整方面有相类似的情况，如印度的克什米尔问题、中国的藏独和疆独等问题。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保持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有核国家的关系稳定将是美国在南亚的主要战略任务，美国将会长期对南亚地区保持影响力。未来印巴关系的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反恐战略的制约。南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美国与印巴两国同时建立合作关系的局面，印巴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都将继续与美国发展关系，防止出现美国的南亚政策明显向对方倾斜的局面。在大国关系调整中，围绕印度出现了中美印、中印巴、中印俄和中印日等多组三角关系，其中，美国因素最为重要。美国依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在其南亚战略中先后有过“印巴并重”（20世纪50年代）、“扶巴压印”（20世纪60-80年代）、“重印轻巴”（冷战结束后）和“重印拉巴，各有倚重”（“9·11”事件后）等多种定位，都对印巴关系、乃至中印巴三角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的新南亚政策已经并且会继续成为塑造中印巴三角关系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在中美印三国的关系中，如何处理好与美印两国的关系，塑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关键。由此，第一，中国在处理中美印三边关系时，应该避免传统的零和博弈思想，理性看待印美两国的合作。第二，不谋求地区制衡，而以地区共同利益发展与美国和印度的关系。第三，以灵活、务实的外交方式，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发展同美国、印度的关系。第四，积极参与南亚事务，发展同南亚诸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第五，注重经济战略布局。从总体上看，中美印三角关系的结构特征是三国都在有限范围内调整外交政策，整体秩序是相对稳定的。

结语

在国际秩序变化和经济秩序调整的今天，新兴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已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金砖国家机制具有协调机制内各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立场的功能，为新兴国家经济体争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金砖国家机制为机制内各国提供了领导人定期会晤的平台，通过该平台各国可以交流发展经验，解决双边政治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从而促进共同崛起。金砖国家机制在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类似角色，中印两国通过金砖国家峰会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经贸、政治、安全等问题，尤其是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利用金砖峰会机制消除两国的不信任感。近代以来，两国都遭遇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欺凌，20世纪中叶两国才最终获得独立和解放。中国驻印度大使张炎就曾经表示，“中印关系非常脆弱，极易遭到破坏，同时又很难得到修复，因此，在信息化时代，中印关系需要特别的呵护”。通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印度更能深刻感受到中国对于和平发展的渴望，可以更放心地与中国开展政治、经济往来⑥。作为金砖峰会中的主要成员，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可以弱化中印关系之间的一些负面因素，利用金砖国家机制推动两国相互交流。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内，印度与中国之外的其他三个成员国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南亚是大国战略博弈的重要地区。美国要确保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并借反恐和安全合作，将南亚纳入其全球战略框架，目的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崛起。俄罗斯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国领导人的定期会晤。各种势力也看好南亚的市场潜力，想要搭上南亚加速发展的快车。因此，南亚成为各种国际角色角逐的舞台，为中印巴三角关系添加了诸多参数①。中国积极开放的南亚政策，利用有利的地缘政治优势，全面扩大与南亚各国的合作与交流，创造条件解决存在的争端和问题，为南亚区域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促进中印巴三角关系的良性互动，而且为稳定南亚局势、扩大与该地区合作奠定基础。中国要着眼于国际斗争和稳定周边的大局，积极运筹好印巴这对矛盾关系，维护和拓展中国的战略利益。

为了适应南亚国家发展经济合作的需求，中国应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促进中印巴三角经济关系依存度的增大，这有利于中国平衡外交的实施。同时，中国应把准在印巴关系中的角色定位——作为合作者而不是调停人。中国应避免介入印巴纷争。只有采取中立立场，说服双方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争端，才能使中国更为主动。另外，中国要把握好同印巴发展关系的平衡点，既要积极地同印度发展关系，又要继续巩固和推进中巴传统友好关系。其次，要认清其他外部战略力量在南亚的影响，应对好三角关系中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和平友好、多边合作和稳定周边的外交战略在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印关系有了实质性改善和全面发展，中巴关系继续稳固和深入推进，印巴关系在中国的积极促进下出现了乐观的转机。2005年，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组织接纳中国为观察员国，为中国更多参与南亚事务提供了新的合作平台。中印关系的发展将使世界上40%的人走向繁荣，“如果两国能走到一起，整个地区可能出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将使亚洲所有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