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尹绮

蒲津渡位于黄河中游金三角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黄河最繁忙、最重要的渡口之一，是连接晋陕两省的要冲，位置十分重要。1989年9月，在今黄河东岸的永济市古蒲津渡口发掘出震惊世界的铁牛群。这一发现，为我们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提供了形象生动又十分珍贵的实物。

从出土的实物看，4尊铁牛、4尊铁人、4个铁夯墩、7根铁柱、2座铁山，排列有序，组成了以铁牛为中心的图景。铁牛群不仅在技术和艺术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还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铁牛群其实就是唐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载体，每一物象都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意味，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

在当时国力和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在黄河上建造如此浩大的河桥工程，单单靠某个部门或某一地区有限的力量是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的。而这一工程却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是因为它是一项国家工程、全民工程，是整个国家、民族集体力量和智慧的一次组合与展示。

这首先体现在以唐玄宗为首的官僚集团对此项工程的重视与亲自参与。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是唐玄宗，总指挥是燕国公张说。在开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年），张说得到唐玄宗的重用，先后担任兵部尚书、朔方军节度使、中书令等职，曾经陪同唐玄宗东渡尚未重修的蒲津桥，视察晋阳、上党等地，并到紧邻蒲州的汾阴祭祀后土。其间，他们曾在蒲州进行考察，唐玄宗还写下了《早渡蒲津关》《登蒲州逍遥楼》等诗。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发现他们实地考察蒲津桥并进行具体研究的确切史料，但从唐玄宗和张说在蒲州的活动和诗作可以推断出，蒲州城的繁盛和蒲津桥的破旧不堪一定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急于建功立业、安邦治国的唐玄宗和他的臣僚们必定会产生改建蒲津桥、打通东西通道的强烈愿望。这是可能的，也是很正常的。

张说在蒲津桥竣工后满怀盛世豪情，欣然写下了文采飞扬的传世佳作《蒲津桥赞》。他叙写了蒲津桥演变历程和重修的详细情况，“开元十有二载，皇帝闻之曰：‘嘻！我其虑哉。乃思索其极，敷佑于下。通其变，使人不倦;相其宜，授彼有司。俾铁代竹，取坚易脆。图其始而可久，纾其终而就逸。”这清楚地说明，重修蒲津桥以及其他相关事宜，是唐玄宗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并且委托张说全权负责。

在中央集权的唐王朝，这一授意便代表着国家意志，是在中央政府主持下进行的，与我们今天修建三峡水利工程一样，是一项浩大的国家级工程。也正因如此，才能够动员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大规模建设。当时的情形是：“于是大匠蒇事，百工献艺。赋晋国之一鼓，法周官之六齐。”这显然是在国家意志主导下进行的一次全国总动员。通过逐级动员，在蒲州城里，黄河岸边，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征调了大批的民夫参与建设，使工程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是中央政府主持、全民动员、全民会战运作模式，没有全国的人力物力，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

勤劳拼搏的精神品质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人与牛的关系十分密切。野牛被豢养为家牛，在中国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几千年前，牛就进入华夏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对华夏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位于黄河东岸的晋南地区，畜牧业历史悠久，是中国较早喂养牲畜的地区之一。早在商周时期，牛马等家畜已被人们普遍饲养，并作为役畜和交通工具。家牛以力气大、饲养方便、性格温驯受到人们的喜爱，至今仍然是中国农民饲养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家畜。时至今日，晋南黄牛仍是中国优良品种之一。

布局严谨的铁牛群

因此，千百年来，牛受到人们的讴歌和敬重，牛已经成为力大无穷、吃苦耐劳、身负大任、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化身，而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开天辟地、坚忍不拔、奋力拼搏、锐意进取的伟大气魄和顽强精神，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唐人如此煞费苦心地选择牛，用气吞山河的铁牛作为河桥的固地锚，并加以艺术化的处理，是因为牛非常充分、极其完美地表达了这种民族精神。

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唐代是一个充满活力、开放进取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开放，社会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我们所熟知的唐诗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峰。因而，这种时代精神很自然地在雕塑等领域得到表现。

铁牛群以其宏大场面、横截黄河天堑的气魄和力量以及独创性的艺术构思，展示了雄浑博大的帝国心态和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牛是力量的象征，也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展示，唐朝的时代特征在铁牛群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今天，盛唐气象和时代精神仍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汲取力量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仍是我们建设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脉和动力。

团结统一的思想理念

唐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朝疆域辽阔，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今新疆西部一带），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大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在此地域内，从唐太宗至武则天时期，陆续设置了9个都护府。在都护府内，居住着55个少数民族。其中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居多。政治上，汉、蒙、藏、维团结兄弟民族，心心相印，共济和睦，鼎立会盟，拥护唐朝;经济上，兄弟民族间互通有无，相帮促进，共同发展，一起繁荣;文化上，兄弟民族取长补短，互相交流，加深情谊;军事上，各族同胞披挂上阵，镇守边关，安内攘外，卫国护土。

在这种自东汉末年以来难得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历史背景下，在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面前，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各民族同胞的共同心声。唐朝的统治集团也深知，要想使唐朝赢得各民族的支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蒙、藏、维和汉等兄弟民族，团结他们来戍国守边，建设国家。因此，铁牛前面的4个铁人，用人口最多的4个少数民族代表作为策牧者，是要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兄弟民族是家庭的一员，只有平等、和睦相处，才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和平繁荣。4个策牧者象征着唐朝56个民族的团结和睦，象征着唐王朝团结各民族励精图治，建设繁荣强大的大一统国家的雄心壮志。这启示我们：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是富国安邦的根基，值得我们永远牢记，发扬光大。

阴阳合一的传统思想

在当代人的观念中，牛更多的是一种力量的象征，与大地的关系密切，与水似乎风马牛不相关联。然而，这正好反映出唐人阴阳平衡、动态平衡是事物本质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易经》载：“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在古人的观念中，战胜水的武器是土，他们推崇“水来土掩”这一思想，而牛具有坤的比附意义，把牛的形态用铁铸造于难以驯服的黄河之滨，便是以牛象坤，象征土地，象征土地之上的高山峻岭可以拦截住波涛汹涌的黄河，表达以土胜水的思想观念。这样，阴阳在动态中达到了平衡。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至今流传在秦晋之间的民谣中体会到：“站在城楼用目观，八个铁牛镇河湾。河神水怪吓破胆，秦晋百姓保平安。”

天地合一是中国古代广为人知的哲学观念，也是人们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铁牛群方阵中，除了核心器物铁牛铁人外，位于其后的七根铁柱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和意义。作为整个铁牛群的附件之一，它的实际功能是固定摇摆的铁索，控制舟桥的摆幅，便于通行。同时也向过往行人指明方向。在古人的认识中，北斗七星具有指明方向的作用，铸造者们在铁牛方阵设置七星柱融入了更为抽象的象征意味：依天象排列的铁柱是天的象征，代表着整个浩荡无边的天空，与数米之处的牛遥相呼应。牛象征大地，星柱象征天空，天地合一，组成浑然一体的宇宙。这既是人们祈求土地保佑，希望借助天地之力驯服暴烈的黄河，也是当时人们对宇宙认识的形象反映。

黄河蒲津渡铁牛群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强盛时期综合国力的体现，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它充分表明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吸纳时代的文明成果，并努力创新，才能完成浩大的工程，创造不朽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