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筱华

“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

“新三届”大学生可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后最努力的三届大学生，对于学习知识，已经勤奋到了疯狂的程度。当时的口号是“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日常活动范围基本上就是四点——教室、宿舍、图书馆、食堂。当时我们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90小时。即使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都不愿意回家，大家总觉得回一趟家，和留校的同学相比就“亏了”。

首先就是从零开始恶补英语，许多人每天早上5点多钟就起床到走廊上背英语单词，早餐时也在听广播英语。而对于数学，很多理工专业的同学连初中都没读完，所以就开始拼命补，所以，常常一天之中我们往往是既当大学生（上午），又当高中生（下午）和初中生（晚上）。半年下来，笔记本用掉好几本。还好，考试的结果是皆大欢喜。

当时在学校做实验，读理工的同学都是跟着老师一起攻关，晚上有时加班，还要倒班，那时候很多设备都落后，常常出点事故，但同学都抢着去做，为的就是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排队购书是那时候新华书店高校门市部前的一大景观。拨乱反正之初，书籍还是稀缺资源，书店也不像今天这样天天有新书上架。因此，一旦来了一批新书好书，莘莘学子们会奔走相告，一早就到书店去排队。据说为买一套玛格丽特的《飘》或司汤达的《红与黑》要提前预约或“开后门”。不过，那时大家每月都只有三四十元生活费，能拿出10元钱购书已经很奢侈了。当然书价也很便宜，上海译文1979年版的《红与黑》定价为1.95元。而我们的老师，在经历了10年的磨难后，有的名师已经是高龄了，但是对于我们，他们这一生遇见的最勤奋最珍惜学习的学生也倾尽心力，而有的老师比有的学生的年龄大不了多少，他们的知识更是唯有这一代人才有的东西。

如曾给我们讲《红楼梦》的一位老师，进干校劳动时只带了《红楼梦》一部小说，故尔粉碎“四人帮”重回课堂之后，自称简直成了一位红学专家（文革中小说都成了大毒草，但《红楼梦》是允许读且可以大读、特读的一种）。又如另一位“老右派”老师，他能在课堂上大段大段用俄文背诵《叶甫盖尼·奥涅金》，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体会普希金诗歌的音韵美；他在陕北下放劳改时记在任何能找到的一切废纸上的译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在我们毕业时出版了；他描摹那段时光的小说《饥饿的山村》也在我们毕业后发表了。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大学生，因为在我们的大学时代，我们遇见的老师依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学界的精华。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我们的同学中很多人都已经读过了社会这本无字的书，有着很深的人生阅历，每每谈起，总是让年龄小的同学“惊叹”而又“佩服”。比如有位同学曾言及开山放炮的生活，特别提到炒鹅卵石，用水把盐化开，放进鹅卵石炒，待水烧干、凉却，把鹅卵石装在布袋里，挂在腰间；等自己被挂在半山腰打炮眼，累了，歇一歇，于是拿起挂在身边的白酒，喝一口，然后，从布袋里摸出一块鹅卵石，舔一舔。有做过面师傅的，有做过火车司机的，有做过木匠的，有种过地的，有当年的“铁姑娘”……他们的手伸出来没有一双是细皮嫩肉的，全是工人农民的手，那位做过木匠的，系里一应板凳桌椅有问题的都包给他做。这样的人生阅历让那时候的大学生缺乏了唯一一样东西，就是“自以为是”，由于生活的历练，让他们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思考力，他们出身在经济很匮乏的年代，有很强的紧迫感和人文关怀，因此他们的思想是成熟、理性和十分纯真的。

1978年，北大77级的同学提出一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清华又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并且立刻得到全国大学生的响应，这句口号曾经深深激荡过我们的心灵，并且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当时学校的思想氛围非常活跃，同学们都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快开始了思想解放运动，潘晓掀起的人生理想大讨论，吸引了全国的大学生，放在今天，根本无法想像。那时大家也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乃至西方政治民主观念等的大讨论。对理想的追求远远胜过对金钱的追求。

80年代上影厂的一部电影《女大学生宿舍》，里面的许多细节就出自我们学校79级中文系的一个班级。最精彩的其实是后来中文系77级一、二班自己编、导、演的独幕话剧《亲人》。除了话剧，1979年，上海知青卢新华发表小说《伤痕》，一时间，“伤痕文学”成为大学校园的流行读物，如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张贤亮的《牧马人》、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陶思亮回忆父亲陶铸的作品等。一些高校的大学生创办了自己的油印刊物，如北大的《未名湖》、北师大的《初航》、复旦的《大学生》等，他们揭露、反思文革的小说、散文、诗歌首先发表在这些民间刊物上。同时，被排斥在主流文学之外的朦胧诗以手抄本和油印本的形式流行于校园，到处都能听到有人朗诵“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也只有我们“新三届”们在“广阔天地”里的坎坷遭遇，才能读懂这些诗句中蕴藏的悲愤和委屈。这个时候校园里“诗人”辈出，无论文理，写诗成为最新的文化时髦，“诗人”成为最“时尚”的名称。

麦乳精、电影和爱情

仅从经济的角度说，当时念大学无疑是成本最低的。入学时交几十元学杂费，之后每个学期只要交10多元钱书本费。另外，各学校都有覆盖面积约50%的助学金发放，甲等助学金为每月19.5元，购买全月饭菜票已不成问题。一种用奶粉、麦芽、食糖等配料制作的固体饮料是那时的大学生中最普及的营养品，其作用相当于时下的脑白金。现在这种叫“麦乳精”的食品，今天已没人生产了。

没有经济的压力，除了勤奋学习，我们的生活是不枯燥的。我们第一次出游长风公园，大家一起围坐在大草坪上丢手绢；第一个中秋之夜，三五室友坐在办公楼旁的假山顶上联诗夜话；在文史楼前大草坪的熊熊篝火旁，插队内蒙的学哥跳起了豪迈的蒙古舞；而学姐的女声三重唱“深深的海洋”，总会在联欢会上荡漾……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乃是“靡靡之音”，受到主流文化的批判和禁止。尽管如此，“天之骄子”们躲在大学宿舍里用砖头式收录机偷偷播放。那时那种收录机只有两个作用，一是放英语磁带，二是放邓丽君的歌。没有卡拉OK、电脑游戏、周末PARTY、麻将和电视剧集，足球和啤酒还没有火起来，更不用说未婚同居了。当年的校园生活品种单调，以至看电影成为最时尚也最普及的一项娱乐活动。那时候是国产电影的黄金时代，《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不但在大学校园赢得了百分百的上座率，而且成为大学生们持久讨论的一个话题。原因无他，盖因剧中人物的命运引起了同是过来人“新三届”同学们的共鸣。

当然，在这重建的象牙塔里也有爱情故事。关于爱情界限分明，大龄同学结婚都没人管，一位79级的“老学生”在大三时要结婚了，新娘来自他的家乡。同学把寝室装扮成洞房，书法好的写了幅对联，会剪纸的在窗上贴上了红喜字，班长拿来了一本《宪法》，全班同学用嘴奏起了欢乐的曲子……等到喜事办完，新郎把对联、喜字、《宪法》以及欢乐全都装进了箱子。这位新郎曾经为了考大学，在户口薄上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考大学有年龄限制，而户口薄还处在手工抄写时代）；后来为了结婚，又把户口薄上的出生年月改了回来。如此在户口簿上随便动手脚的也只有那个时代才有。而年轻同学谈恋爱是禁止的，食堂里甚至出现同学写的批判自己同窗谈恋爱的小字报。但爱情永远是无法禁止的，校园里依然有爱情，或者如《同桌的你》这样的朦胧情愫，或者一条红丝巾一块手帕都能成为定情物，而“互诉衷肠”则依靠眼睛和书信。当然由于特殊年代造成了很多特殊的事情，考上大学做“陈世美”的也有，但大部分都只能用现在的一首歌《小芳》来解释。

77、78级同学在1982年同时毕业。应该承认，“新三届”是时代的幸运儿，特殊的际遇赋予了他们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新三届”们自身也比后来的大学生更多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这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就站在了时代前列。当时的毕业分配还没有“双向选择”一说，作为稀缺资源的大学生，不愁找不到接收单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喊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由此可见那时代大学生的政治觉悟。然而确实我们毕业后赶上了好时代，整个中国百废待兴、人才断代，而全社会的思想又十分解放。正是这样的历史机会给予了我们大展身手的舞台。如今在政府、高校和文化艺术领域，“新三届”均有很高的成就。这也是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人。

到今天，“新三届”最后的79级大学生也已经毕业30多年了，但是4年的大学生活在“新三届”人们的心里成为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亲手在“文革”后的精神废墟上重建了象牙塔，见证了一个划时代的巨变。（作者刘业雄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副教授，纪筱華系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实验中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