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红霞

治政廉为首，廉为政之本。清正廉洁，是中华优秀廉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朝历代为官为政必备的素养。儒家思想把清廉看作为官的三大法宝之首。孟子说，取不义之财，就伤了自己为官的清廉；班固说，做官如果不能做到廉洁公平，国家就无法获得良治，受到伤害的就是老百姓。面对险恶的官场生态环境，每个官员面前有两种选择：随波逐流、贪腐享乐，或者清廉自律、洁身自好。

不同的选择决定不同的人生道路。鲁国的高官公仪休嗜鱼却不受鱼，正是为了年年能吃到鱼；宋国的子罕以“不贪”为宝，晋大臣胡质以“清廉而畏人知”留下千古美名；诸葛亮在上呈皇帝的《自表后主》中，公开自己的家庭财产；包拯拒收皇帝贺礼，在朝廷开廉洁之风；清代张伯行力禁馈送，以为馈送之礼皆为民膏民脂、不义之财。这些能臣廉吏，尽管官阶高低不同，所处时代跨越数千年，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守住为人为官的道德和法律底线，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正做到了“仰不愧天，俯不愧地，内不愧心”。他们名留青史，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成为千万官员廉洁为政的典范和楷模。

许多明君贤相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深知清廉为官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性，尽管身居高位，却能够时时居安思危，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深厚的根基。

但是，历史往往走在相似的道路上。随着国力的增强、财富的增加，官员的奢靡浪费享乐、声色犬马之风伴随而来，将官场搞得乌烟瘴气，国家由此从盛转衰，自骄而败，由存而亡。纵观中国历史，从夏商周到汉唐到宋元明清，几千年的政权更迭兴替，概莫能外。这就是历史为我们揭示的铁律：为官者清廉，则国家兴盛，为官者贪腐，则国家败亡。

所以说，吏治腐败是执政党最大的危机。吏治则国治，吏治则民安。解决了吏治腐败问题，才能解决民心向背的问题。治理国家，表面上是管理老百姓，实际上是治理官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反腐的力度、深度、广度，加强依法治国建设，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官员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良好官场生态环境，建章立制，让官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

“居官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廉洁和节俭是孪生子、亲兄弟，不可须臾分离。清廉的官员往往能自觉做到节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早已妇孺皆知、深入人心；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是说节俭在持家治国中的重要性。明人徐榜在《宦游日记》里曾说节俭有四大益处：可以养德、可以养寿、可以养神、可以养气。司马光在家训中告诫儿子要崇尚节俭，不要追求奢靡；林则徐在去广州履任途中颁布“五不准”，身体力行，把节俭落到实处。节俭不是吝啬小气，浪费也不是大方，当用则万金不惜，不当用则一文不费。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走进北京迎接大考时，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瓴，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解放初期，毛泽东又指出，“勤俭节约和反对浪费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这些教诲和优良传统应该长久被铭记、传承，而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大力整顿四风，转变作风，正可谓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恰逢其时。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作为支撑，就不可能自强自立、发展进步、兴旺发达。希望每一位官员都能把清廉节俭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