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丹

摘 要：清雍正时在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适合当时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有效措施。本文从原因、过程、结果、影响四个方面梳理了雍正朝在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有利于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和现在的发展有更好地认识，还可以以史为鉴，为当代的民族政策服务。

关键词：雍正朝；西南地区；改土归流

我国的西南地区是历史时期自然形成的一个地域概念，主要包括云南、贵州以及四川三省，湖北、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也在其中，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中央政府针对西南地区的治理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政策：改土归流。

1清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

在西南改土归流的缘由，首先是土司制度的弊端。在经济上，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耕地、山林、水源，土民只有零星而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土民被迫依附于土官，形成土司对土民的人身占有关系，土司常“借多征税收以自肥”，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可以说土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地方政权的代表，拥有军队、监狱和制定各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令，具有一定的地方割据性。随着边疆地区的进步，土司制度保守、落后的一面逐渐凸显。其次，经过顺康两朝的努力，国内的局势比较安定，北方边疆地区基本稳定，南方地区的各路抗清武装力量已经被消灭，同时，清王朝从各个方面对土司进行限制，改变以往朝廷间接统治土司的状况，有效地加强了对土司的管理，土司在一定程度上与流官相差无几。一些无权的土司极力要求改为流官，在一定意义上也加速了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进程。再次，在思想上清统治阶级新的民族观已基本形成。不同于明代“夷夏大防”的大民族观，满清皇帝形成了“华夷一体”的民族团结、平等观念，认为各个民族都有权利在统一的国家内平等地发展。在这种新的民族观的指引下，同为少数民族的清帝必将把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纳入王朝直接统治而后快，而贵州苗疆的反乱为清政府提供了对附近土司进行改流的借口。

2清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与结果

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巡抚云南兼总督事，上奏朝廷的《改土归流疏》，奏请改土归流并提出了具体的改流方案和措施，得到了朝廷的允可，并委以主持。雍正六年，西南土司区域改流工作全面展开，清廷把改流重点放在云南、贵州，其次是四川、广西。改流过程中，朝廷依仗武力，主动出击征讨，废除大批土司，并借势将十余处原无统属的“化外苗疆”开辟归流。雍正九年以后，则把重点转移到湖广、四川、广西，虽少用武力，在朝廷声势浩大的攻势之下，土司深受威慑而自请改流者较多。到雍正末年，西南未改流土司，在数量上已较明末大大减少。

此次改土归流，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表现的土司，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如对西南地区的云南土司，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在四川省则是艰难而血腥的，以“用兵为先”，重点军事打击乌蒙、芒部、东川、凉山及大小金川土司。在广西，则“先改土司，后改目”，削其大而存其小，凭借土目以作维持。在湖广则将永顺、保靖、桑植、容美四大土司，尽行革除。此次改土归流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是空前的，成为雍正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措施。改流以后，朝廷在西南五省共设流官治所152处、计云南36处、贵州31处、广西20处、四川23处、湖广42处。尽管改土归流声势巨大，涉及面甚广，但雍正王朝从其力所能及的角度考虑，也没有采取将土司尽行革除的策略。

3清雍正时期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影响

清雍正时期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是一项影响重大的民族政策，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在政治上，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改土归流本质上是政府可以对地方政体、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全面调整。改土归流以委任的流官代替世袭的土官，标志着封建地主制战胜了封建领主制，并确立了封建地主经济的主导地位。它消除了土官统治独霸一方的割据状态，同时消除了长期以来无法避免的土司叛乱和彼此之间的仇杀，各土司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辖，有效地促进了清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

其次，在经济上，改土归流将过去土司的各种私征、勒派和一切无偿劳役等都一律废除，减少了西南地区人民的税收，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原来土司所占有的大量土地，大部分被官府没收。这一举措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一部分农民拥有田地，促进了他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批汉人进入西南地区，使该地区与其他兄弟民族交往增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西南地区人民学习和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

再次，改土归流推动了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改土归流最重要的成果是在“素不识字”之乡大力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打破了土司对学问的垄断，使土司专享的受教育权利普及到各族民众，推动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发展。

总之，雍正朝改土归流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政治改革，虽然成效卓著，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其突出的表现仍是由于对土司制度缺乏根本的认识，导致了改土归流的不彻底性，但是我们还必须承认其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用实事求是的观点来审视它，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也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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