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诗敏

【摘要】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以通俗的方式，去表达一个严肃的话题：曾以天朝自居的骄傲的民族，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处于向第一世界屈服的无奈处境。《我爱比尔》一书中的都市图景与女性化叙事，可能会让人把这本书归入到王安忆同类型的女性主义小说中，但笔者认为，《我爱比尔》更侧重于探讨多元文化下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关键词】王安忆 《我爱比尔》 多元文化 民族认同

上海本来是一个以殖民地式的租界为中心的城市，但身在其中的王安忆却很少以此为主要题材进行创作，《我爱比尔》就成了她创作的一次例外。《我爱比尔》讲述的是 20世纪8、9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第一世界的男性与第三世界女性之间的故事。如此大的语境，这对于王安忆的创作而言更是首次。谈及该书的创作初衷，王安忆说“如果说我始终与意识形态，与这个社会离得远的话，那么《我爱比尔》便是个例外。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这和爱情、和性完全没有关系，我想写的就是我们的第三世界的处境。”1

《我爱比尔》是一部以上海大都市为背景的小说，学艺术的大学生阿三先后经历了两段与外国男性的恋爱，并为这两段异国恋放弃了自己的学业与绘画事业。此后，阿三陷入对异国恋情的无端幻想中而无法自拔，委身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然而，《我爱比尔》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异国恋情故事，其中有着不少象征和暗示，这个象征故事是关于全球化语境中第三世界的处境，实际上涉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

《我爱比尔》一书中的时间背景是很特殊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力量依托强大的话语霸权在第三世界迅速扩张。有学者提到，“后殖民主义大气候影响了中国。国际金融、跨国公司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无可逃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状。我们生活在‘不纯洁的气氛里，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渗透民众心理。”2

《我爱比尔》的故事要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起。阿三狂热地爱着美国领事馆文化官员的比尔，爱上这个具有正当的职业，而且外表迷人的美国外交官。“比尔穿着牛仔裤，条纹衬衣，栗色的头发，喜盈盈的眼睛，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青年形象。”比尔对阿三来讲就是一个象征，西方的象征，因此，她和比尔的接触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她必须用她的中国特性去吸引比尔，但是她又希望自己不是中国人，她希望自己成为和比尔同样的人，所以她一方面强调自己的中国特性，一方面又想消除自己的中国特性。

阿三和比尔的所谓“爱情”的故事，自始至终，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一种各取所需的关系：强势的一方坚持自己的标准，而弱势方为了维持某种关系，会去迎合强势的标准，导致自我的消失。就像阿三，当她要用比尔所欣赏的“中国元素”去打动他的时候，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已经为了迎合“被看”而被改写了。

比尔离开以后，阿三认识了一个与比尔完全不同形象的马丁：“为了降温，他便一个劲地喝可口可乐，然后就打着嗝，一边说着对不起”；“马丁是个乡巴佬，没见过多少世面”然而，就是这样的马丁，阿三同样也爱他，“自己无意中将比尔和马丁拿来做比较时，才发现，马丁和比尔一样显得朦胧不清”、“好像只是两个概念，而没有形象”。显然，她爱的并不是比尔或者马丁的个体，她丝毫不了解他们，她唯一确定的是，比尔和马丁同是第一世界的人，而正是第一世界让处在第三世界的她趋之若鹜。无论比尔还是马丁，阿三都爱，爱他们是第一世界的人，爱他们的“现代文明”。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阿三的结局是很可悲的：对西方文化的病态崇拜致使她把自己的特性抹杀，阿三直接从一个现代文艺女性沦落为妓女的身份。正如作者所解释，“一个女孩子在身体和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毁灭、自毁。”3

可见，王安忆通过书写阿三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了国人的民族身份认同在这种全球化的喧哗声中所面临的困境：在多元化、全球化的环境当中，应当以何种民族认同的姿态去对待第一世界的影响？上海作为一个曾经的租借，它的时尚消费更易接近于西方，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处弥漫的是西方的世界观点和意识形态，正改变着社会习俗。于是，“他者”逐渐成了隐性的文化主体，而真正的主体却在殖民文化中慢慢地丧失了本应有的主宰能力。

王安忆在创作中，总能不断带来异数，她是一位求新求异的作家，与以往“怀旧”、‘老上海”的作品相比，《我爱比尔》更是在直接回应当下语境。正如前文所述，《我爱比尔》描写的是第三世界的处境，也是王安忆对民族处境与命运的象征性思考。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几年后，王安忆在《1998-99年上海小说选》的编后感里这样分析这八、九十年代：“上海这个奇异的城市，处于发展中情形，却飞速走向现代化。于是，每一种诊释都可在强势文化的词典中找到出处，建设起观念的壁垒。感官更加脱离触摸的实体，衰退了功能。人们不是以身体生活，而是以概念，比概念更为简单，是以名词在生活。”

《我爱比尔》一书深刻揭示了上个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文明自目趋从的畸形心理，亦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严峻思考。因此，笔者认为，由文本中折射出的关于民族自我认同深思，对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调整自我发展方向，真正做到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古老的中华民族要想在全球化的时代中真正自信地融入到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是正视自己独一无二的民族身份，把握民族身份特性，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自我”而非“他者”，通过民族自我身份认同来审视自己而非借助“他者”这一角色。我想，这便是《我爱比尔》的题旨所在。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我爱比尔[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J].钟山，2001（5）：126-140.

[3]葛亮.全球化语境下的“主体”（他者）争锋——由《我爱比尔》论“第三世界”文化自处问题[J].文史哲，2010（2）：158-161.

[4]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3-125.

[5]罗钱军.“全球化”幻想——一种弥散于当代都市小说的文本性态度[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185-188.

[6]熊育兰.后殖民图景的迷失者——《我爱比尔》中的阿三[J].新余学院学报，2011（6）：30-32.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J].钟山，2001（5）：126.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25.

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J].钟山，2001（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