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丰

摘 要：王昌龄的侠类诗仅有七首，其边塞少年游侠形象相较盛唐其他诗人而言写得最为突出，更有其特点，或慷慨豪迈，有刚正之气；或惨恻有余哀，可见风骨之力，语言皆不事雕琢，读来却令人有一种感动，令人可感其情，可见其人。这大概就是任侠气质，风骨之力。

关键词：侠文化；王昌龄；诗人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5-12-17

约公元720年，王昌龄高唱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出场了。“诗家天子王昌龄”是他最响亮的名号，如同他的那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响彻盛唐。

《全唐诗》收录王昌龄的诗共四卷，约180首。其诗缜密思清，风格多样，兼具深沉悲壮、自然秀美、豪迈壮阔等特点，风骨声律兼备，有劲健之美。总的来说，王昌龄侠类诗中的主要形象可分成四类。一是边塞少年游侠的形象，《塞下曲·其一》与《少年行二首》三首；二是“国士”游侠，《答武陵田太守》是也；三是漂泊客居的侠形象，《大梁途中作》；四是对历史侠士的议论，《杂兴》。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边塞少年游侠的形象，这种边塞少年游侠也与王昌龄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最为契合。在王昌龄诗中，这些少年边塞英雄充满了任侠精神，他们出塞复入塞，皆共尘沙老；他们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他们走马远相寻，不负百年心；他们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千金。

这里想重点说说《大梁途中作》。从内容看，是写王昌龄大梁途中事，可视作自我的写照。大梁，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都城。后大梁城毁，魏国灭亡。信陵君好养门客，礼贤下士、急人之困，曾在军事上两度击败秦军，分别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危局，但却因屡遭魏王猜忌而未能予以重任，最后抑郁而终。而十八年后魏国也被秦所灭。王昌龄路过大梁的心情必然是复杂的，大梁激起了他对历史的怀想，“怏怏步长道”的失落心情不仅是个人的，还包含对历史的感慨。从《答武陵田太守》中其引信陵君的典故“不负信陵恩”，可见他对信陵君之倾慕，但是信陵君的结局毕竟也是悲剧性的，某种程度上信陵君也是无人知遇的。连信陵君如此德才的人都被弃置，何况是自己呢？对大梁，王昌龄既有冀遇如信陵君般的知己之情，也有与信陵君同处于“不才明主弃”境地之中的悲戚，加以“凄惶向谁叹”的潦倒，于是就表现出了精神理想失落与物质生活困顿的双重悲哀。从形象看，这位酣醉而“不觉行路难”的客，他不是仗气使酒或好酒贪杯，而是因为愁长殢酒，是以“酣醉”来消解“行路难”。当时酣醉与今日凄惶之对照或许也是壮志昂扬与理想失落之写照。全诗语言质朴，不事雕琢，风格惨恻，表现了这位任侠诗人途经大梁的复杂感受。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王昌龄所推崇的游侠并非是正宗的主流的游侠。他欣赏的是曹植《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边塞游侠与“不负信陵恩”的国士游侠，而非卢照邻《长安古意》中那类“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的市井游侠形象。确切说，王昌龄的游侠，是具社会历史担当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侠”，其建功立业的出发点是报效祖国，在盛世有所作为。而市井游侠更多是社会秩序、政府秩序的破坏者，或有朋党之义，但乏国家大义。

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见一些关于唐代侠类诗的整体状况。李欧在《论原型意象“侠”的三层面》一文中谈到：“观念侠、实存侠、文学侠是为‘侠的三个层面。”唐人诗歌创作中的侠主要是“文学侠”，文学侠同时又是“观念侠”的产物，不同于同时代“实存侠”的创作。即使是咏侠诗，歌咏也是与想象结合后的侠者形象。正如杜玉俭所说，“唐朝任侠者多时（按：隋唐之际），游侠诗不多，游侠诗（按：初盛唐）多时，任侠者也不多……唐诗中的游侠与唐人的游侠活动是存在反差的，唐诗中歌咏侠很多，而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任侠行为并没有那么多，并且诗中歌咏的游侠行动的内容与现实中任侠者行为方式也不相同，可以说，唐代游侠诗主要并非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诗人们游侠情结的表现……唐代游侠诗众多，并非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受汉代游侠精神（按：主要是司马迁《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表现出来的对侠的肯定）的感染，在朝法制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冲破规范的冲动的表现。”

这时期的“侠”与个人政治理想、人生理想密切结合，已不仅是前朝解人危难、重义轻财的“闾巷之侠”或“布衣之侠”了，讲求的也不再只是荆轲、聂政这类“士为知己者死”、讲信修义的武士之侠。它的突出特点在于与文人政治理想的结合，在于主体独立人格的确立。即他们的侠义行为已不仅是从“酬知己”的角度出发，更多地从国家意识、功名意识出发。是人们在想象今敌与怀想古人间，进行着自我塑造。因此，此时的侠文化开始带有越来越浓厚的儒学色彩与唐人的浪漫想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