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身份认同问题在后殖民文学作品中显得非常普遍，正如《藻海茫茫》里面的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一样。她艰难的寻求着自己的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却饱受磨难与压迫。金钱带来的物质压迫唤醒了她内心对于身份认同的不安；而丈夫带给他的精神压迫更不断放大着这些不安，最终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下，安托瓦内特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关键词]殖民话语；身份；双重压迫

琼·里斯（Jean Rhys. 1894-1979）凭借《茫茫藻海》于1966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奖，1967年又获得W.H.史密斯奖，这一小说堪称里斯的代表作。里斯对《茫茫藻海》中女主人公的塑造，大多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她把自己的生活背景移植给安托瓦内特·柯思维（以下简称安），并且赋予她表达自己的权力，即赋予安“话语权”——它是表征的方法，是让被殖民者臣服于殖民规则的最基本的武器（McLeod， 2000：17）。据里斯亲述“在我的书中很少有创作，我不认识其他人，我从来都没了解过其他人。我所写的只是我自己”（转引自，OConner， 1986：3-4）。虽然前人的研究很多都是基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小说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压迫问题，但是却没有考虑到这二者的联系。所以本文将从分析女主人公安所遭受的多重压迫和身份认同问题入手，挖掘出二者的联系，找到女主人公安真正的悲剧成因。

一、安托瓦内特寻求身份认同的失败

《藻海茫茫》的女主人公安出生在牙买加，是一位克里奥尔人，她的父辈曾依靠种植园为生并且曾经是奴隶主。但在安的童年正好碰上了《废奴法令》的颁布，伴随着安父亲的去世和种植园经济的衰退，致使安家道中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民族群体的重新定位以及经济实力的重新划分使安夹在冲突之间无所适从”（何，2002：43）。因为曾经是奴隶主，安在牙买加的黑人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殖民者，她受到他们的歧视与仇恨；但也因为她从小生长在牙买加这块土地上，接受了殖民地的文化，她也回不到英国的怀抱，得不到白人群体的认可。

在安的童年时期，她一直都渴望融入到黑人群体中，但是她的这一愿望却落空了。她的这一渴望可以从安童年唯一的一个黑人朋友提亚身上看出来：“我们一起吃过同样的东西，在一起睡过，在同一条河里洗过澡。我跑过去时，心中想到：我要和提亚住在一起，我会像她一样”（33）。此时的安虽然属于牙买加的前殖民者，但是她从小就生长在这块土地，她和这里的牙买加人一样，吃的是一样的事物，同住在这一块土地上，并且她渴望和提亚“一样”。为什么安作为一名殖民者却想要和被殖民者“一样”呢？在安的童年里，她并不认为作为一名像她这样的白人是骄傲的，相反，作为一名像她一样的穷克里奥尔人在《废奴法令》颁布后是十分遭歧视的。当地的黑人们叫他们“白蟑螂”，而英国人称呼他们为“白皮黑鬼”。所以在安的童年里，她渴望成为像提亚一样的人，渴望拥有黑黑的皮肤，渴望得到一个归属，不再受人仇视。“我看到她手里抓着一块带尖棱的石头，但没有看到她扔石头。我没有感觉到疼，只是某种湿湿的东西从我脸上往下流。我望着她，看到她皱起脸，放声大哭。我们瞪着彼此，我脸上是血，她脸上是泪。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犹如镜中。”（33）在安的心中，她已经把提亚当成了自己，借助镜子的意象表达了她内心趋向于黑人的身份认同感，但提亚却用“带尖棱的石头”打她，叫她“白鬼”，在提亚的心中“黑鬼比白鬼还强点呢”（11）。至此，安托瓦内特的这一强烈愿望却被当地的黑人狠狠的踩碎了。

当她想要再回到英国的怀抱时，她的这一愿望也落空了。她曾向罗彻斯特坦白了她的困惑和遭遇：“我们这些在他们被从非洲卖到这里之前就居住在此地的人，都被他们叫做白蟑螂。但我又听到英国农村人把我们称作白皮黑鬼。所以夹在你们中间，我经常不明白自己是什么人，我的国家在哪儿，我属于什么地方，到底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94）安明确的说出了自己对于身份的困惑和她内心的所受的煎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她渴望成为“黑人”的梦想破灭了，在这片殖民地上她得不到认同，但当她回到她的“祖国”英国的时候，她发现她也回不去了。

安在白人眼里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白人，而在黑人的眼里她又曾经是迫害过他们的奴隶主，因此她只是一个被排斥在中心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外的一个“他者”。在安寻求身份认同的路上，她既不属于黑人也不属于白人，她只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白人女性。

二、安托瓦内特所遭受的双重迫害

安身份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她走向疯狂的一个原因，但这样的原因就像一只沉睡的狮子，而来自社会的多重压迫唤醒了这只狮子，让她慢慢的被疯狂所吞噬，最终丧失了自我，走向了死亡的悲剧。对于安而言，她主要遭受了双重压迫：物质压迫以及精神压迫。

第一重压迫便是物质压迫。在细读文本后会发现，金钱是一条贯穿该小说的线索。在小说刚开始时，安便自述了她和母亲（安妮特）潦倒的生活，但是她们却还拥有库利伯里。梅森先生的出现改变了她们的命运，他带着巨大的财富迎娶了自己的母亲，用安自己的话来说，梅森先生的到来“仅仅只是很及时” 因为他的到来把自己和母亲从贫穷和苦难中拯救了出来。也正是因为安重新获得了大量的财富，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这才让当地的牙买加人更恨他们，“我们穷的时候，黑人至少没有这么恨我们。……现在憎恨又开始了，并且比过去更厉害”（21）。金钱让黑人体会到了殖民者对他们的剥削也更加剧了他们的嫉恨，这也导致了黑人放火烧了安的家园——库利伯里。

然而，金钱还决定了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和话语权。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中，安妮特多次向梅森先生提议离开牙买加，多次向梅森先生说：“这里的人恨我们。他们肯定恨我”（19）但是安母亲的话并不被梅森先生所重视，反而被理解为是安妮特的敏感和不理智“安妮特，理智点……你孤独生活的太久了，安妮特。你想象出一些不存在的敌意”（19-20）。在安妮特的家中，梅森先生的话语权和地位明显高于安妮特，而且她们的去留也由梅森定夺。由于梅森一直忽略安妮特的提议，终于黑人放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库利伯里，也让皮埃尔（安妮特的儿子）丧生于这场大火。而这场大火和皮埃尔的死逼疯了安妮特，但此时的安并未曾想过她母亲的悲剧也会在她的身上重演。

相似的，安的悲剧同样也由他丈夫对金钱的欲望所引起。在小说的第二部分，是由一个从未被提起过名字的男人（如果对《简·爱》熟悉的人便会知道这个男人就是爱德华·罗彻斯特）叙述的他的婚姻生活。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知道他便是安的丈夫但是他与安的结合并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安的财产。在文本中，罗彻斯特曾坦陈“亲爱的父亲，我拿到了三万英镑，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附加条件”（58）这是他与安回牙买加度蜜月时所说的话，这足以说明他与安结婚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安那三万英镑的遗产。当他得到了这笔钱以后，他对安的态度也变了，他开始疏离她并把她从心里看作一位陌生人。

当安把自己的财产，爱和信任都交给了她丈夫时，她的丈夫却把她当陌生人，而这一切似乎已经是注定的了，因为当她把财产交出去后，她便丧失了经济的独立性和优越性，她也变成了她丈夫的附属品。对于罗彻斯特而言，她的巨大的财富是对他的唯一诱惑，正如维罗妮卡·格雷格（Veronica Gregg）所说“女人的身体在金钱面前只是一种协商的手段”（Gregg， 1995： 35），所以安从童年一直到成年都受到了金钱的压迫。

而第二重压迫便是精神压迫。在《茫茫藻海》中，安有很多的精神寄托：第一个是安妮特（安的母亲）和她们的家园库利伯里庄园。虽然她的妈妈没有对她表示出很强烈的爱，但是当她看到她的妈妈被那个胖胖的黑男人（她妈妈的看守者）灌酒，侮辱她的妈妈时，她伤心极了。安说到毕竟“我们（妈妈和我）孤独的置身于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可能有别的地方像库利伯里这样美”（125）。安觉得她和妈妈是孤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她们是彼此的依靠，“要是有谁伤害我母亲，我一定会杀了他”，这足以证明安妮特在安心中的地位。她们一起生活在库利伯里这样美丽的地方，那里有着她们一切美丽的回忆，但是偏偏当地的黑人们不断的伤害她们：放火烧了她们的家，逼疯了她的妈妈，毁掉了库利伯里，也毁掉了她对这块土地的爱。在文本的第一部分中，所有安所爱的东西都被无情的毁灭了，她只能离开这块她想留却不能留的土地，住在了自己的姨妈家。

第二个精神寄托便是格朗不瓦，最后一个她有归属感的地方。在与罗彻斯特结婚后，她带着她的丈夫重返牙买加想要与他分享自己最爱的地方时却被她丈夫的无情彻底地击垮了。

当他们在格朗不瓦度蜜月时，一切都还在有序的进行，但是丹尼尔的出现却给了罗彻斯特不需要假装爱安的理由，甚至利用安对他的爱情来伤害她。当罗彻斯特与阿梅丽发生婚外情时，克里斯托芬指责道“你带着那个小贱人（阿梅丽）在书房乱搞，你们谈笑做爱却让安托瓦内特听见。你是故意要让她听见”（145）这是对安爱情的最大的侮辱。这一事件把安彻底的逼上了绝路，因为罗彻斯特毁掉了她最后的希望——不是对他的爱，而是对最后这一片土地的爱。她哭喊着对罗彻斯特说：“你知道你对我做了什么？不是那女孩的事儿，你和她乱搞，这算不了什么。你对我干的坏事是：我爱这个地方，而你却把它变成我恨的地方。我过去总认为，就算其他一切都从我的生活里消失，我至少还有这个地方，现在你把它毁了”（143）。这片土地在安的心里就是她的家，这是她最后能找到归属感的地方，但现在却变成了让她痛苦和憎恨的地方，最终把她逼到了发疯的境地。

当安被罗彻斯特强行带回英国后，她完全被视为一个疯女人，和她的母亲一样逃不开被囚禁的命运。她被锁在了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从此再无人关心。整个小说最终以安具有预示性的梦境结束，她梦到自己放火烧了庄园，自己也跳楼解脱了，在小说的结尾，安手里拿着火烛独自走在长长的走廊上。

安对身份归属的困惑是内心不安的精神源头，但是她所遭受的各种伤害便是这一精神问题爆发的导线，这些伤害把她一步一步逼上了绝路，似乎只有寻死是她唯一能解脱的方法。

三、结语

身份认同的失败和多重伤害是导致安走向自杀的两大原因，而伤害只是触发身份认同失败的开关，为外化安内心的不安而存在的浅层原因。安和她母亲的命运最终都以悲剧结尾，就像文本中所描述的那只鹦鹉“可可”一样。可可被梅森先生剪掉了双翅，从此便失去了独立的能力和自由，正如安和她的母亲都因为自己的丈夫而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自我，最后就像可可一样只能坠入大火之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安在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饱受伤害，就像琼·里斯自己一样，她们都渴望被黑人认可却被无情的拒绝；想要融入白人社会却又被排斥在外。她们的人生在被不断的边缘化和隔离中生存，她们不论是和殖民者还是和被殖民者都没享有同样的文化圈，这便是小说主人公安走向悲剧的真正成因。

参考文献：

[1]Gregg， V. Jean Rhys's Historical imagina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Creole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2]McLeod， J. Beginning Postcolonialism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3]OConnor， T. Jean Rhys： The West Indian Novels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4]琼·里斯（著），方军，吕静莲（译）. 茫茫藻海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5]何昌邑，区林. 边缘女性生存：谁是《简·爱》中的疯女人——《茫茫藻海》的底蕴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3）：42-45.

作者简介：郭起凤（1992-），女，云南曲靖，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