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于洋

等这一切都结束了之后，我才可以静下来好好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旅行的这些日子以来几近崩溃的一刻，在我二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从没受过比这更大的生理折磨。

初秋，我从埃塞俄比亚过边境到肯尼亚，在路上遇到的人都说那段路真的糟透了，如果可以还是买张机票飞过去吧！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说服自己，坚持走陆路过东非，心里想着：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如果想走平稳的路、搭舒服的交通工具，我就不会来非洲了。

一大早过了边境，站在主干道上，我试着拦便车，不久，一辆载满了牛的大卡车停了下来，司机为我腾出角落的空间，不过落脚之地拥挤又狭小，需要把窗户打开才有办法呼吸。上路没多久，我就体会到所谓糟糕的路况是怎么回事，从车窗望出去尽是砾石，颠簸的程度简直让人担心整辆卡车会这样应声解体，摇晃产生的巨响令人感觉犹如躺在牙医的看诊椅上，钻牙齿的声音从耳朵直钻脑门。

在摄氏三四十度的高温下，闷热车座上的我竟然开始全身发冷。裹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最后连睡袋都盖在了身上，但还是冷得直打颤。我当时想自己应该是感冒了。在埃塞俄比亚南部的那段时间，能洗冷水澡已是非常幸福的事了，热水澡根本是奢求，于是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两天前晚上那桶又冰又冷的水。

正在我疑惑的同时，额头又开始发烫。拿出体温计一测量，连自己都不敢相信上面的数字竟然是40。我头痛欲裂没办法思考，注意力无法集中，吞了两颗退烧药也完全不见起色，只觉得后脑门像是被铁锤重击过，脑袋如同泡在滚烫的烧杯里不断被搅拌，再被用尽全力地甩在坚硬的石砾堆上，一次又一次。

我不记得过了多久，体温又开始下降，全身打寒战，冷汗一滴一滴落下，身上的每块肌肉都像是被灼伤一般无法动弹，连拿起水瓶都像是不可能的事。体温忽高忽低、反反复复，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上，我几近绝望。

我早就应该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感冒，旁边的非洲人问我：“头痛不痛？想不想吐？肌肉酸痛吗？”他说的每个症状都与我身上的情况吻合，甚至更糟。我知道他想告诉我：“你可能感染疟疾了。”但是他不敢说出口。

在空气无法流通的狭小车厢里，我屈膝抱着双脚瑟缩在角落，指甲深深掐进手臂，无能为力地对着自己说着：“你会没事的，你会没事的。”几十吨重的大卡车在沙砾上疾驰，行驶产生的巨大噪音在空旷的地面上显得好孤独。不管哭喊得多么用力，都不会有人听到的。后来我又反复烧了四五次，也许更多，但已经数不出来了，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自己就这么晕过去算了。

司机拍拍我的肩膀说：“天色太暗了，没办法继续开。”而我那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车上的人陆续下车，大家要在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过夜，天一亮再继续赶路。我爬下车后连路都走不稳，坐在木板上想好好深呼吸一下，却发现呼吸困难，不管多么用力吸气、吐气，好像氧气始终进不到肺里。原本还骗自己说好好睡一觉，明天醒来就会没事了，那时我吓得不敢睡，怕睡着就醒不过来了。

几个小时后，我被强烈的呕吐感逼得不得不离开木板床，两脚使劲站起来但又马上瘫软在地上，只能用尽力气爬出门外，吐了一地又酸又苦的胃液和胆汁，吐到整个身体仿佛被抽干了一样，但呕吐还是没有停止。后来坐在地上大口喘气，再也无法骗自己——我真的感染了疟疾。两眼盯着一地鲜黄的胆汁，摸着不断发烫的额头，我不停问自己：“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当时我心里非常愧疚，觉得对不起所有关心我的人，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妈妈伤心焦急的表情。

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走，司机说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到达有诊所的城镇。那时我才真正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医疗资源缺乏的无可奈何。

天刚亮我便向司机坦白自己生病了，必须尽快去医院，耽误治疗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我不断请求他把车开快点，他盯着那条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路，告诉我他会尽力。

接下来在卡车上的那段时间，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好像从脑海里按了删除键，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度过的，除了痛苦，无止境的痛苦，其他细节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仿佛过了一辈子那么久，司机终于停下车告诉我前面有家诊所。我摇摇晃晃地走进去，尽管它看起来破旧不堪，但我仍然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一脚踩进去就对护士说：“我得疟疾了。”她马上帮我做检验，20分钟后，她说：“怎么等到这么严重才来治疗？”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但是当确定自己真的感染了疟疾时，我还是很难接受。

医生慢慢给我解释治疗疟疾的过程，不断告诫我药物的副作用很强，要撑过去。很快他给我开了药。原来两颗黄色的药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等到烧稍微退了一些之后，我决定继续往南去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它是东非最大的城市之一，有非洲最好的医院。在车上，我还是忍不住想：为什么是我呢？

那个晚上从拥挤的小巴士下车后，我随便找了间便宜的旅社，躺在床上简直似晕过去了一般，翌日一早醒来，发现鞋子还穿在脚上，原来自己当时连脱鞋子的力气都没有了。事后回想起来，那天看了医生又赶到内罗毕，还走了几个街口找到住宿的地方，把自己安全无恙地丢到床上而没有在任何地方昏倒，真的是很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