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监狱有中国“第一监狱”的称号，专门关押重要犯人，曾关押过国民党战犯，各类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关押着不少当时所谓的重要人物，包括由第一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由第二专案办公室审查的军队系统的相关人员，由第三专案办公室审查的中央委员、省部级领导。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员后来也被关在秦城监狱。

我的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从此开始了。在这里，永别了和我几墙之隔的父亲；失去了美好人生中最宝贵的“自由”；感受了“独牢”之孤寂、“思亲”之痛苦……也就是在这里，感悟了“不说假话”的勇气；揣摩了难友的“声息”和命运。值得欣慰的是，无论面对“立即释放”的诱惑还是“不交代拉出去枪毙”的威胁，始终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未讲过半句假话，直到走出这个炼狱般的牢笼。

代号：“67124”

1967年11月1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被“公审”“逮捕”的我，坐在两名军人的中间，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轿车开向哪里去……走了很久，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夜灯的照明下，看到马路北侧有一大排平房，当中有一个紧闭的大门，外表看上去同农村地区的政府大院没什么两样。我们的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一个军人下车向哨兵说了些什么。过了片刻，大门大开，车驶进大院，在一座平房前停下，押送我的军人把我带进室内，交给了那里的军人，他们就走了。

值班的军人叫我把衣服脱光，换上他们发的白色粗布的衬衣衬裤、黑色的棉袄棉裤。裤子没有裤带，只在上端缝了两根短短的窄布条，用以系扎裤子，棉裤根本扎不紧，走路时要用手提着。值班的军人叫我把鞋袜都脱下来，用一种探测棒反复伸到鞋里，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发报机吧。我的脚大，穿45号鞋，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鞋，就让我穿上自己的棉布鞋。其他所有的衣物都没收了，只有这双鞋伴随我度过了漫长的铁窗下的严冬。

在楼里，押送我的军人把我交给了管理员。管理员领着我走过很长的过道，其一侧是灰墙，一侧是一间一间的牢房。

走到一间牢房的门口，他用钥匙打开了门上的锁，打开外面的铁门，接着又打开里面的木门让我进去，对我说，你的代号是“67124”，在这里不允许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号。除了不准说自己的名字外，他还接着宣布了其他几条纪律：一、不许大声说话、唱歌；二、不许在墙上乱画；三、按哨声起床和就寝，有事报告；四、不准和任何人交谈。他发给我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脸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纸。

次日清晨，我听见哨声立即起床。我始终没搞清楚几点钟起床，可能是六时或六时半，也可能是七时。

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小车的轮声。小车很快到我门前停了下来，突然看见木门下端的小门打开了，管理员说，开饭了，把饭碗、水杯拿出来。

于是，我连忙把两个碗和水杯放在小门外面，管理员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饭放在一只碗里，另一只碗里则放了一个窝窝头和一点咸菜，又用大勺舀了开水倒在水杯里，说一天就三杯开水，省着点儿喝。我把饭碗和水杯拿进来后，小门就关上了。

这样，我才知道小门的用途。昨夜彻夜未眠，早饭后困劲上来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没等合眼，木门上端的小门打开了，哨兵厉声地说，白天不准睡觉！我立刻爬了起来，坐在床上。

入狱最初的日子留下许多记忆的细节，大概是它们太特别，也因为这些“牢规”几乎成为我数年监狱生活的惯性模式，留痕较深。它们似乎一直以无声的方式考验着人的意志，时刻提醒我“没有自由”的严酷程度。

看守、管理员

先谈谈牢房。我们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员的眼皮底下被“牢规”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员、看守。我不知道他们应怎样称呼。

所谓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们的牢门外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一个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们在走廊里巡视，从每间囚室门上的窥孔监视犯人，发现有违规时，如白天卧床、大声说话，等等，当即纠正，或报告管理员处理。每天起床哨一响，就得迅速地爬起来，谁起来得慢或起不来，他们就来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会命令你站起来。睡觉时如果不面向门，他们也会立刻踢门。他们不能随意开门进入囚室。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换新的。

管理员是不常换的，通常少言寡语。管理员做的事情，据我看到的，则是处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务，如放风、洗澡、发饭、发报、押送犯人去审讯室、去门诊室、去探访室（如有亲属来探监），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们讲。同他们讲话要先说“报告”。管理员有权打开囚室的门进入囚室，对犯人进行管制。在囚室里殴打、虐待犯人都出于他们之手。我记得几个管理员。最先接触的是一个小个子的南方人，给我们剪头、安排洗澡、放风都是他。工作勤勤恳恳，但态度粗暴，可能他以为对待犯人就应如此。后来，从海军来了一批人。应该说，他们忠于职守，一丝不苟，但从来没听到过他们大声训斥犯人。他们当中有一位年纪较大，可能是监狱长，常常见他做些发报、送饭这些寻常的事。

1975年夏，我获释后，一次到三里河工人俱乐部观看洪雪飞主演的样板戏《沙家浜》。这是中联部为招待外国党贵宾举办的专场演出。在中联部工作的我的爱人吴克良为我要了入场券，因为多年来一直被囚禁，我从未看过样板戏。

当我们走到剧场大门前，我突然看见一位值班的便衣警卫，面孔非常熟悉，仔细端详。他原来是那个从海军来的监狱长。我急忙走上前去。他也认出我来了。两人热烈拥抱，长时间地握手，互道姓名，我记得他好像姓孙。他讷讷地说，当时把你们都当作“反革命”，实在对不住，还望包涵。我说，那是特殊时代的事，都过去了，我也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我问他，在这里干什么，他说，复员后他分配到西城公安局，今天来值班。这样，我们就分手了。后来，在三里河的马路上，有几次看到他一个人拿着钓鱼竿向八一湖走去。真是世事无常。

在“文革”极“左”风暴中，尤其在监狱中，对“反革命”粗暴虐待式的“管制”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一些“管理者”尚能够善待我们这些所谓的“反革命犯人”，其实也是难能可贵的，世上还是善良的人多，总希望好人有好报。

她“救”了我

再谈谈监狱的伙食。入狱后的大半年，的确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质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饭、一个小窝头，就是一顿早饭，中饭或晚饭，有时是两个小窝头或一碗糙米饭和半碗菜。我们吃的菜可能是劳改农场供应的。看来，农场收什么菜，我们就吃什么菜。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来了就吃菠菜，一吃就连续吃上个二十多天，然后就是小白菜、萝卜，等等。这些蔬菜看来根本不刷洗就放到大锅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叶，下面是泥汤，菜里夹着蚂蚁、苍蝇是司空见惯的事。

有一次吃菜，一下子咬了一个肉鼓囊囊的东西，还有点香味，我还以为是一块肉呢，连忙咽了下去，剩下一半用筷子夹起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条青色的大菜虫，也不敢扔，只好放在碗里，等洗碗的时候才扔到便池里。前些时候，我的邻居吃饭的时候不知把什么扔到便池中，没等冲洗，就被哨兵看见，立刻从走廊里把自来水闸门关上，硬是强迫这位难友从便池里把扔掉的东西捞上来，一口一口地吃掉，还大骂他这个反革命不想活了，竟敢糟蹋人民的粮食。

最难熬的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一天只给两顿饭，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来早饭，大都是两个窝头，下午两三点钟就开中饭，也是两个窝头。这样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饭吃，这十五六个小时真是饿得心里发慌。而遇到“五一”“十一”节日连续放两天假时，更是难上加难。

我很清楚地记得，1968年“五一”假日的第二天早上，我饿得难受。开饭了，我把饭碗摆放在小门外，趁管理员正在用大勺把饭菜倒进碗里，我抓紧时机说，“报告，我个子大，吃不饱，饿得难受”。管理员也没理我，舀完饭就把小车推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听见小车的轮声又向我们的走廊传来，越来越近，到我囚室的门口停了下来，只听见管理员说，“把碗拿来”。我急忙把碗里没吃完的米饭和菜倒在床板上，把空出来的碗送到小门外，只见管理员从饭桶里舀出一大勺米饭放在一只碗里，又把一大勺菜放在另一只碗里。我含着热泪端起两只碗走回床前，大口大口地吃得干干净净，又把刚才倒在床板上的饭菜小心地拾到碗里，通通吃掉了。我从心底里感激这位管理员，从上面的小孔里，隐约看见海军的服装，再从小门里往外瞅，我看见是一双女同志的脚，猜想她可能是海军来的一位女战士。1968年5月2日那一天正好她值班，她“救”了我。从此以后只要她值班，总是把我的碗盛得满满的。在“无所事事”的独牢中，这对我是件“很高兴”“很大”的事，常用俄语自言自语地表达我的心情。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男、女犯人分监，她不再在男监值班。接替她的是一位年轻的海军男性战士。他发饭的时候给我的饭菜也是极多极多的。当时我以为，肯定是那位女管理员对他说了些什么照顾的话。我并不迷信，但是那位海军女战士在我的心目中无疑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1968年夏天以后，伙食有明显改善。我获释后了解到，当时有几位老同志在狱中死去，周总理闻讯后特地到秦城视察，指示要认真改善审查对象的生活。于是，每个星期菜里也出现一两块小肉，或菜汤里有一点点儿的油花。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而每次过春节，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饼，我们要几个，管理员给几个，而且还来回地打开每个囚室的小门问，还要不要，还要不要……记得一次，我吃过十多个包子、八九个大油饼，吃完以后，胃涨得难受。真是饿也难受，饱也难受呀。

“文革”后，作为受迫害者，组织上给我补发了工资，但扣除了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杨尚昆的老秘书崔双甫认为这不符合政策，因为受迫害才坐牢嘛。经过他力争，又把扣掉的伙食费补发给我了。我才知道，头一年的伙食费是每月八元五角，后来几年则是每月十三元。这就算是坐牢期间被扣工资全部结清和补发了。可是，怎么能够结清饥寒交迫、饥饿难挨的日子里饱含的非人经历、辛酸和耻辱，而这些不过是这场牢狱之灾的一角而已。

亲人探监

不许探监的六年独牢，与世隔绝，家人死活，杳无音信。每年夏天，囚室的窗户斜开，类似风斗，只能看见尺余宽的长方形的天空。农历八月十五，皓月当空，站在窗下，遥望一轮明月，常常想，今生今世不知何时才能和家人相聚。

1974年春节后，有一天，管理员打开门说，跟我走，探监。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谁来探监，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只好跟他走，心里不断揣测。

走出了监狱区，来到大门外的一个大院子。院子里靠着监狱大墙的是一排平房，对面种着许多树。管理员带我走到平房中的一间房子的门前，打开门，我突然看见爱人吴克良与专案组的蔡渊和老周坐在那里，老周说，你爱人来看望你，你们好好谈谈。说完他们就走出去了。

我走到吴克良跟前，紧紧握着她的手，仔细端详她的面孔，禁不住说，你老了。是的，坐在我面前的吴克良，脸色略黑，前额和眼角出现了皱纹，手掌上磨出了茧子，穿着粗布的罩衣，同六年前的她宛若两人。后来得知，这几年来，她受到我的牵连，在“五七干校”备受折磨。作为“双料反革命家属”（我父亲也被诬陷为“反革命”），她被派去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制砖、装窑、卸窑、盖房、种地、做饭。这一切她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不仅挺过来了，而且干一样，精通一样，成了劳动里手。在所谓不能同我“划清界限”的理由下，她被取消党籍，被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她同女儿阎兰（小名南南）相依为命，在干校度过了五个春秋。直到1974年春节，干校当局第一次允吴克良回京探亲，她当即踏上了寻找我的征途。

她先到上海，找到我姐姐阎明光，商量怎样才能找到我的下落。然后又来到北京，住在大哥阎大新的家里，托人给周总理呈递信，要求批准去监狱看望我，但没有结果。于是，吴克良毅然直接找到中办政治部。出面接待的年轻军人，一口咬定中办没有阎明复这个人。吴克良说，怎么可能没有呢，他六年前在中办“学习班”被捕，至今是死是活，总应告诉我。他们答应查找。

当晚，原中办专案组的李某来到大哥家，对吴克良说，你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给阎明复做出正确结论。吴克良听了，知道我的问题已经查清，是人民内部矛盾，否则一定会说要她同我“划清界限”的话。

当年，我被逮捕后，正是这位李某要吴克良揭发我，同我“划清界限”，希望她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当时吴克良说，阎明复绝不是苏修特务，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你们中办“学习班”打倒了那么多老干部，不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我希望你要站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不欢而散。这次相见，李某态度大为不同，主动提出是不是想去看望阎明复。吴克良说，就是为此从河南远道而来。李某答应回去报告领导，尽快安排。据说，经汪东兴批准，在中央专案组的老蔡、老周陪同下，吴克良终于来到秦城监狱，我们两人分别六年后才得以相见。

据吴克良回忆，我当时身着黑色囚服，脸色苍白，剃个光头，坐下来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是冤枉的，好像生怕没讲完就会被带走似的。我记得当时吴克良告诉我，爸爸妈妈都很好，到二姐高玲家去了，现在在杭州一家疗养院休养。出狱后才知道，其实二老早已去世，为了不让我难过，暂时瞒着我。

吴克良还告诉我，女儿南南学习刻苦用功，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她还讲了林彪叛逃、爆炸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她讲了中办政治部李某说的，要相信毛主席会给我做出正确的结论。她劝我要保重，耐心等待。

吴克良这次来探监给我带来一大手提包的书籍和巧克力糖，我回牢房时几乎提不动。

同亲人相见，给我极大的安慰，一连数日都在兴奋之中。吴克良带来的书籍，我记得有《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还有《资本论》等。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本一本地读个不停。

我照着吴克良给我的小学生自学英语课本学起了英语，课本上为每个音标的发音都画了口、唇、舌的国际音标拼读图形，我照着图形发音并朗读课文，自以为学会了英语发音，实际上完全错了。

吴克良送来的糖果，每天舍不得多吃，大半年才吃完。

时隔一个月，吴克良又来探监，令我喜出望外。她说，她向中办政治部提出申请时，他们说你不是刚刚去过吗？她说，我马上要回河南了，来一次不容易。这样又得到批准来探监。吴克良又给我带来新的书籍和食品。我给她背诵了我刚学会的英文课文。她说，我的发音是俄文腔，根本不像英文。她说，她回干校后会让女儿和其他亲属来看望我。

吴克良走后，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请中办转给我，我居然收到了。她在信中描写了干校周围的风光，干校坐落在大沙河畔，每天帆船来来往往，夕阳照在风帆上，映在水面上，金光闪闪。她和南南坐在岸边，望着远去的船队，思绪万千……她还鼓励我不要急躁，好好读书，耐心等待中央的结论。

南南知道我喜欢喝酒，和她的堂姐偷偷地给我带来一点点儿茅台酒，装在注射用的小药瓶里，我一口就喝干了。谁知道，酒虽然少，但六七年没喝了，喝了一点儿，就晕头转向，胆子也大了，大骂上面对我不公，吓得南南说，以后别给爸爸带酒了。关于爷爷、奶奶，南南照妈妈说的，去二姑家了，都很好，叫我不要挂念。

审查结论

可能是在1973年秋天，我的专案组向我宣读了对我的审查结论，征求我的意见。结论大意是：

第一，“文革”初期，有人揭发阎明复于1966年6月借给他父亲阎宝航的收音机是一台电台。经总参三部技术局鉴定，这是北京酒仙桥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收音机。

第二，“文革”初期，有人揭发阎明复参与了彭真、杨尚昆“里通苏修”的罪恶活动。经向同阎明复共同参加翻译工作的某某某、某某某（结论中列举了十多位翻译的姓名）调查，他们没有发现阎明复里通苏修的事实。

第三，阎明复给彭真、杨尚昆做翻译过程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我听了以后，仔细考虑，专案组对我提出的两条主要罪名已被事实驳倒，证明我不是“苏修特务”，证明我是清白的，是冤案，这就是胜利。至于说我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承认了也没什么。于是，我向专案组表示同意，并在结论上签了字。专案组对我说，这个结论报中央批准后很快就会释放你。

但是，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直等了一年半，仍然杳无音信。我既然无罪，又不释放，我开始越来越焦躁，越来越愤怒，同管理人员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冲突。结果他们宣布“我疯了”，对我进行强制“治疗”达三四个月之久，所幸1975年4月我终获出狱，否则一定会死在秦城监狱。

这段“我疯了”的骇人听闻的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宛如昨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