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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邦男:永远的中国情结

2016-04-19董炳月

中外书摘 2016年4期
关键词:柳先生阎锡山八路军

董炳月

柳邦男先生家住京都市左京区的吉田神乐冈。那天上午游览了二条城,然后乘地铁到东山,从东山步行去柳家。知道柳家所在的街区,并不知道门牌号,对京都又不熟悉,不时要问路。问了几次之后,发现不少京都人并不说标准语(即日语普通话),而是说京都方言。“si”变成“su”,语尾经常加“wa”,听起来颇为别致。京都人显然是以京都方言为荣的,大概和上海人以上海话为荣一样。但京都人非常热情,在京都不会发生“问路收费”的事情。

在二条城的地铁站,我说出要去的地方,一老一少两位男职员便忙着拿出几种地图查找,并送给我一张简易地图,在上面标明下车的地铁站。从东山去吉田神乐冈的途中,在小街迷了路,向街边一位大妈打听,立刻便有三四位大妈围过来。打通柳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柳先生的夫人,然后我把电话交给身边的一位大妈,让她告诉柳夫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按照大妈们的指引往前走,走过一个橘黄色的邮筒,街边一位老年女士迎过来,试探着问:“您是东京来的董先生吗?”她就是柳夫人。随她走上一道斜坡,来到半山腰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木楼前,她说“到了”。

柳先生尚在午睡。我坐在客厅里,窗外是一个洒满阳光的小菜园。远处是一道绿色的山峦,山体最高处的树丛中有一个巨大的草坪,绿色的草坪上露出土的地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大”,那就是京都的几座“大文字”山之一。每年盂兰盆节次日夜,人们聚集在山尖,将摆放成“大”字形的木柴点燃。那是送神火。浓浓的夜色中山巅一个“大”字在燃烧,十分壮观。从柳家的客厅里就能够看到京都夏夜那道著名的风景,这座房子显然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

柳邦男先生出来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偏矮,干瘦,谢顶,行动有些迟缓,但脸色红润,目光炯炯。

“啊——辛苦了!”开口就是中国话。像是对待老熟人,没有一点陌生感。

“不辛苦,不辛苦,”我一边回答,一边问他的夫人,“‘辛苦了,您明白吧。”

柳夫人不停地笑着说:“明白,明白。一有中国客人来,他就很高兴!”

我指着窗外的菜园问:“那就是您现在种地的地方吧。”

柳先生回答道:“我哪,这是保留八路军的作风。”

问:“就是说,您在中国的时候也种过地?”

答:“那时候啊,什么都干。种地,盖房子。”

八十多岁的老人,离开中国已经那么多年,还能说汉语。讲得比较慢,但发音很标准。而且,他讲汉语的愿望好像很强烈。

柳夫人有些自豪地说:“他说中国话的时候,日本人都以为他是中国人呢。”于是采访用汉语进行。

问:“您去中国是哪一年?”

答:“昭和十六年。日本投降以后,我在太原。军阀阎锡山,他喜欢我们日本军队,很优待。可是,那时候我没有参加军队,在化学工厂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昭和十六年即1941年。柳先生的思维跳跃性很大,一下子就从1941年跳到抗战结束。

问:“去中国的时候您是什么身份?”

答:“当兵。唉——”他好像是陷入了回忆,叙述更加缓慢,“那时候啊,征兵的时候哪,我是有问题的人。在日本,上大学的时候,有中国的留学生。我和他是朋友的关系。日本的学校,很差别(歧视)他。所以,我对学校方面抗议。所以哪,大学毕业,在部队的时候,我就是有问题的人。和中国留学生关系好,就是有问题的人。日本政府说,有问题的人,要压制。军队里边哪,考试、升级,我没有资格。”

原来他大学时代就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并为此付出了代价。问他是否还记得那位中国留学生的名字,回答是“我忘记了”。他上大学时学的是化学专业。

柳邦男生于1921年1月26日,1941年1月参军去中国的时候,整整二十岁。他的大学时代,显然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在当时,一个日本青年对中国人怀有好感,应当是少见的。问及原因,柳先生回答说:“在那之前哪,本来,我的母亲对中国很有好意。所以,我关心中国,在大阪的一个外国语学校,学说中国话。”就是说,去中国之前他已经开始学习汉语。

“中日打仗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满意。应该是和睦的关系!所以,我学中国话。那对我的一辈子,很有意义的,”说着他得意地笑了起来,“参加军队的时候,我是有问题的人,是‘左派,所以,送我去不好的地方。去了山西省。那时候哪,日本的军队里,有中国的地下工作员,做饭的是地下工作员。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我就和他谈话,交朋友的关系。后来,我提意见了,我说,中日打仗不好。那个工作员就说:哎?这个柳邦男,对中国人,和一般的日本人不一样哪!他就说,那个地方是山里,环境不好,没有水,有井。哎呀,井很深的。日本人用的,有机器。我就去和他们谈一谈,大家一起来取水吧。哈哈哈,就大家一起取水了。”

柳夫人插话道:“这都是托会说中国话的福。”

这显然是日本侵华时期一个日本兵和中国人相处的故事。他调节日本兵与当地中国居民的关系,允许中国居民到同一口井里打水。从柳邦男后来的叙述中,我知道故事发生在山西的榆次。他应征入伍被送往中国,最初去的地方是榆次。

与化装成伙夫的中国情报员建立起信赖关系之后,他提出了要求:“我到你们军队看看吧。”

对方说:“请你来吧。”

于是这位二十多岁的日本兵偶尔到国民党的军队去走动。当时他是当炮兵,因为不希望中日交战,所以打炮的时候,他便有意让同伴把炮打偏。

问:“那样很危险吧,上级不知道吗?”

答:“这个是保密的。要是知道了,危险。可是,日本的上级马马虎虎的。”说着他笑了起来。

问:“当时,你们的对手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答:“国民党。山西省,阎锡山,还有共产党,很复杂的!”

问:“那时候日本军队里会说中国话的人不多吧,他们没有让你当翻译?”

答:“我不愿意。中日打仗,我心里,原来(本来)反对。当日本军队的翻译,我不愿意。我自己行动!”说到这里他喊起来,“孩子他妈,给我点啤酒!”

外面有水暖工给他们家改装房子,柳夫人刚刚离开。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又喝酒又抽烟,绍兴酒、茅台酒都喝,现在年纪大了,就只喝啤酒了。

柳夫人回来,似乎是不乐意让他在客人面前喝酒。他一定要,才勉强给他倒了一杯。

问:“从1941年到日本战败,五年间您一直那样生活?”

答:“当兵,一般兵。大学毕业的时候,有问题的人,升不上去,老当兵。”虽然一直在山西,但日本战败前他换了三个地方。从榆次到临汾,后来又到河津。他用笔在纸上清楚地写下了这三个地名。

去拜访柳邦男之前芦川先生就提醒我,柳先生年事已高,许多事情都已经记不清楚,要问他夫人。这时候,柳夫人果然提醒他说:“过河的事情,狗救了命,派你去解放军那里,队长的事情……”柳先生却只记得啤酒,说是再要一杯啤酒。夫人拿来啤酒,他接着说的是日本战败时候的事情。

“日本投降的时候哪,我在河津。日本军队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可是,国民党的人来握手了。他们找我。柳邦男!找柳邦男!柳邦男在哪里?哈哈哈。”这样叙述的时候,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很生动,“哎?这是什么意思?知道了(战争结束),和他们握手。”

问:“知道日本投降的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答:“高高兴兴的!好了,不打了。”

日本宣布投降后,柳邦男随部队从河津调往太原,但并没有回国。关于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太原有个日本司令部,和阎锡山合作。阎锡山,本来在日本留学过的,和日本有友好的关系。可是他是一个军阀,所以八路军打倒阎锡山。阎锡山优待我们,不让回国。我们军队的上级和他合作。日本投降的时候,山西日本兵有五万人,帮助阎锡山,打八路军。可是我心里不愿意。我参加(进入)化学工厂,山西省化学工厂,阎锡山军队的工厂。那时候,工厂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对他们说,这个阎锡山不对,八路军的意见很对。他们哪——哎?这个柳邦男和八路军一样地看法!就放心了。”

阎锡山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日本投降之后他公开与日军合作的事,历史书上亦有记载。

问:“就是说,工厂里的中国人也反对阎锡山?”

答:“压迫得很哪。哎呀,太原的街上,没有吃的,吃娃娃的肉。卖肉,很穷的!”“吃娃娃的肉”柳邦男说得十分熟练,可见抗战结束后太原老百姓的贫困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问:“您在化学工厂工作了多长时间?”

“何年かな?(多少年来着?)”他陷入回忆,不自觉地说起了日语,并喊夫人来帮助他回忆。显然,从中国回日本和夫人结婚之后,他经常给夫人谈起中国的事情。夫人比他小整整十岁,所以记得比他清楚。

柳夫人说:“崔治国先生,给你准备什么来着——”

“不对,那是后来,”柳邦男否定了夫人的提示之后,记忆似乎连成了一串,“太原解放的时候,八路军进来了。很感动的一个问题哪!他们找我。我正在家里,他们打(敲)门。柳先生!他们找柳先生。送大米,送鸡蛋。日本人爱吃大米,爱吃鸡蛋,他们知道。奇怪——他们,是胜利的一方。”阎锡山是在1949年3月逃出太原,太原解放。柳邦男说的这件事情应当是发生在1949年三四月间。

问:“八路军是怎么知道你的?”

答:“在军队的时候,有中国的地下工作员。我会说中国话,他们知道我的。”

问:“您参加八路军,是在太原解放的时候?”

答:“他们知道我的心理,我的想法。要我留在太原日本的化学工厂。‘柳邦男,你负责这个工作!我就在化学工厂里,做胰子啦。”“胰子”就是肥皂。显然,太原解放之后他就参加了解放军,开始为解放战争服务。大学时期学的化学专业倒是派上了用场。在夫人的帮助下,他回忆起当班长、当劳动模范的事,并且到北京郊外的西陵参加政治学习。“哎呀,西陵,好地方哪。皇帝的别墅。”就是在那里,他受到共产党干部崔治国的很大帮助。据柳夫人说,柳邦男回到日本之后的很长时间,还和崔治国保持通信联系。

问:“您的母亲为什么对中国好?”

柳邦男有些答非所问,指着夫人说:“她的爸爸,是汉学家。所以对中国佩服。我们一家,对汉学,都佩服。你不知道吧,她的哥哥是有名的汉学家,京都大学的老师。已经退休了。”一问名字,我倒吃了一惊。原来柳夫人的哥哥名叫一海知义。这个名字我在日本图书馆里的书架上和日本汉学家辞典中多次看到。夫人显然是以其兄长为荣的,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一海先生的著作,从中拿出一本很旧的,说:“这是我哥哥二十几岁的时候出版的书。”

夫人又提起掉进河里的事情,说:“当地下工作员的时候,受大家的委托,见八路军的大干部,喝醉了酒……”

我想那可能是柳邦男在中国的十四年中最具传奇色彩的部分,便不再说话,让柳邦男静静地回忆。

他边想边说:“阎锡山的时候哪,和八路军打仗。听说,解放军那里日本人多,这下子矛盾了。所以,我到解放区去,要和那里的日本人谈一谈。可是,阎锡山的地方,都有军队,不能出去。没有办法,有一个什么河,大河(陷入沉思)……汾河!游水过去,对面是解放区。老百姓救我,我没有衣裳。他们说,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日本人。他们说,送给你衣服吧。后来报告八路军上级,他们很欢迎。一个农村的学校,开欢迎大会!他们很伟大的。说,你不愿意回,也行。愿意回,也行,随便。他们是前方,前线。我说要见后方的日本干部,他们说后方很远哪,你先回太原。我说回不去的,他们说没问题。没问题,奇怪得很哪。拼着命,送我回来。”

这段叙述不太清晰,按照历史背景推算,应当是在太原解放之前,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他不愿意留在和八路军打仗的阎锡山那里,所以渡河去解放区。可能是八路军让他做留在太原化学工厂的日本人的工作,才通过关系将他送回太原。有了这段交往,八路军进太原城的时候才会去找他,给他送鸡蛋和大米。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断,已经很难证实了。

昭和二十九年(1954),柳邦男从太原经天津返回日本。当时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回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始自上海,一条始自天津。

“哎呀,在天津的港口,解放军欢送,流泪的!”从他的语调,仍然可以感觉到当时热烈欢送、依依惜别的场面。

和当时回国的许多日本人一样,回到日本他也是从濒临日本海的舞鹤港上岸。“回来的时候,日本没有什么欢迎的。”他说。相反,由于在中国受了解放军的教育,反而遭社会冷遇。

但是,柳邦男的母亲却是另外一种态度。

“我的母亲哪,想不到我能回来。战后十年。我告诉母亲在中国的事情,她对我说:‘你以后不要结婚了。应该报恩中国。中国对你,父母亲也不会这样的。解放军很伟大。所以,以后你真心实意地、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为中日友好……

柳邦男真的开始“报恩中国”了。回国那年他三十四岁,没有工作,却到一家书店去卖《人民中国》《人民日报》《中国画报》等中国书刊,为新中国做宣传。两年后又在京都市的朝日会馆开了一家中国物产店,加强普通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父母亲给了他支撑,和父母一起住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里,生活依靠父母。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经营,他的中国物产店已经很有名,现在位于京都市中心川原町的朝日会馆。柳邦男说:“你去看一看吧。很好的地方。”

说话间,柳先生起身,摸索着进了旁边一个房间。一会儿,端出两碗酱,里面有大蒜、葱、蚕豆。中国酱油、中国醋的味道立刻弥漫在客厅里。

他有些得意地说:“我自己做的。放了老陈醋。当解放军的时候学的。你吃吧。”

我拿起一截葱尝了尝,浓烈的山西醋的味道有些呛鼻子。“很好吃。”我说。

“哈哈哈……”柳先生得意地大笑起来。

柳夫人也笑起来,有些怀疑地问我:“真的好吃吗?就是味道受不了。吃了之后,满口醋味儿,全身都是。”

那味道对于喜欢清淡的日本人来说确实很难接受。看来柳夫人和柳先生结了婚,还必须接受柳先生从中国带回的生活习惯。

柳夫人的记忆力更好。像是做补充又像是做总结,她清晰地介绍了柳先生的家世。柳先生的父亲柳定雄和母亲柳节子都是日本近代大名鼎鼎的实业家,创建了著名的第一工业制药公司。现在住的房子就是他们战后不久(1948年)买的。在重男轻女的日本社会,节子夫人可以说是一位女杰。她担任公司第二把手,有信仰并且有眼光,从来同情在日本社会受歧视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柳邦男生于京都,在京都读完了小学。但他的身体较弱,父母为了让他锻炼身体,将他送回东北山形县老家米泽。柳邦男在东北读完了中学、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大阪的长山制铁所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学说中国话是那个时候,但很快就应征入伍到中国去了。1954年,柳邦男回国的时候,许多人上门提亲,其中不乏大户人家的小姐,但都被节子夫人回绝了。节子夫人知道那些人不适合自己这个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参加过“八路军”的儿子。正巧,那时正在上大学的一海知义租旁边的房子住,看好柳邦男。节子夫人也看好一海知义那位知书达理的妹妹。

说起结婚的事,柳夫人有些得意:“是婆婆看好我的。一般的家庭,总会有婆媳关系问题吧。儿子夹在中间,很为难。但是我们家没有这种事。即使和他吵架,和婆婆的关系也很好。他是个幸福的人。”

5点多钟离开柳家,柳夫人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带我去川原町看中国物产店。71岁的老太太,不仅照样开车,而且车速很快。街边的人看到一辆面包车在大街上飞跑,大概想不到开车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太太。我记起月初中村义光先生开车送我去韭崎车站。日本是世界第一长寿国,长寿之国的人们似乎到了老年生命力也很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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