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三三

第三次留学潮已持续三十多年，跨越整整两代人。但即便有血脉相承，两代人在留学一事上表现出精神状态的截然不同：第二代“弄潮儿”早已没有了父辈们的雄心勃勃，狂欢、孤独、寻找、迷失，才是当代留学生的多样面孔。

刘怡然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缘于一年前那件震惊中国的留美学生施虐案。

2015年3月30日，由于在社交网络为了一男子争风吃醋，其中国同学翟芸瑶约上章鑫磊和杨玉菡等，将她约至公园施暴长达5小时。

2016年2月18日，国内外都高度关注着此案的宣判：主使者翟芸瑶被判13年有期徒刑，章鑫磊和杨玉菡分别获刑6年和10年。国内网友额手称庆：祖国治不了的“坏孩子”，美国的法律教你们学做人！

曾经的受害者却在此时流露出“不合时宜”的兔死狐悲。“我原谅她们，”她对几家前来采访的中文媒体记者说，“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就像Lady gaga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所唱的那首歌，“Till happens to you”（直到发生在你身上），你才能理解施虐者“十恶不赦”背后的孤独、迷惘和压力的水下挣扎。

如何在国外正常生活？看似简单，却成为中国留学生最难攻克的课题。

让美国法律教训中国的“熊孩子”

当在法庭上得知自己可能被“终身监禁”时，翟芸瑶一贯带着轻蔑嘲讽表情的脸，突然蒙掉了。

庭审现场，律师弗瑞德宣读了她的悔过书，其中几句话让人从这个霸王性格的强势女孩身上，窥见了中国留学生的群体困扰：

“我知道自己的行为让父母颜面扫地，父母把我送到美国，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自由的生活，这种自由让我一下子迷失、不适应。但我不想告诉父母我真实的感受，不想让他们为我担心，我决定一个人扛下所有的挑战。我想是失控的情绪导致我伤害了他人。”

这起案件中涉及到的所有中国孩子都被称为“降落伞少年”。2014年，加州就有超过9200名这样的中国高中生。他们的共同状态是：家境优越，父母都在国内；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缺乏约束；凭借着前十多年形成的想当然的逻辑，在国外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

“到美国就是为了享乐，混一张文凭回去给爹妈交差。”一名“富二代”毫不忌惮地告诉记者。2014年5月引起全美和国内激烈讨论的“中国留学生驾驶法拉利跑车被撞身亡”事件，不过是他们生活状态的冰山一角。挥金如土的留学生活甚至带动了两个行业的繁荣：一种是为成绩不佳的留学生“做分”，另一种是为炫富的富二代们提供安全服务的“私人保镖”。

自由到忘记边界

酒驾、炫富、暴力、滥情……“国外更自由”的奇妙逻辑一次次得到“印证”后，终于有人用自己的惨痛经历，为同胞们画出了留学生涯的自由边界线所在。

翟芸瑶是其一，小倪是其二。2月1日，这名刚刚结束期末考试的中国留学生发布了一张持枪照片并配文：“这学期我这么认真学习，如果学校还是让我挂了，就让教授们体会下当年卢刚的恐惧。”

卢刚也是曾在爱荷华就读的中国留学生，因持枪射杀教授而被捕。枪、卢刚，这两个词一相加，就是让爱大草木皆兵的恐怖预警，但用中国式幽默思考的小倪并不清楚这点。

发文后不久，便有警方来他家询问，并没收了枪支。随后他被学校列入危险人物名单并开除学籍，移民局将他列入遣返名单。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访问学者许晓光博士就此事发表了看法：“我们需要反思，在网络场域下，特别对于留学生而言，言论自由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人人都有抑郁症

翟芸瑶们用抱团式的放纵排遣独在异乡的孤独，毛的故事则揭开了中国留学生中庞大的抑郁症患者群体的生存现状。他们中很多人甚至并不清楚自己正处于的压抑和渴望死亡的状态，就是抑郁症症状。

毛是耶鲁大学工商管理学在读硕士研究生。为了耶鲁的offer，他放弃了上海的高薪工作，但就读一年便因成绩离标准线差0.5个学分遭学校开除。“我有抑郁症，是陷入了与未婚妻分手和母亲病重的双重痛苦中所导致。”他向校方请求重修学分，但遭到拒绝。

留学生大规模患上抑郁症的现象已经引起不少美国大学的重视。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研究报告：47%的海外博士生和37%的海外硕士生都有抑郁症状，本科新生中的这一比例也接近10%，而亚洲学生所占比例最高。

每年都有中国留学生因为无法顺利毕业而自杀。相比于孤独、封闭等带有感性色彩的“软”烦恼，学业压力是刚硬而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让人更加绝望。1月25日，一名正在就读全美顶尖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小陆，因课业压力等原因，选择跳进冰冷的密歇根湖，结束28岁的年轻生命。

国内网站“知乎”上，网友“犀利豆”描述了在英国读经济学的好友因学业压力大接近崩溃的情况，“她甚至不记得前一天发生过什么事情，做事没法集中精力，下楼梯会摔倒，不敢去查看学校邮箱，不敢登录学校网站，坐在电脑前整个人都恐惧到哭得不行。”

当留学是为了获得文凭和更好的生活机会，这一代人无法再像父辈那样用激情克服一切困难，他们更容易消极。《2015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显示，77.3%的意向留学生还未走出国门，就已经考虑 “回国就业难”“海外工作机会少”以及“自身职业发展前景不明朗”的等问题了。

ECCOS留学心理机构的创始人顾梦媞认为，去海外留学至今仍被中国人视为“优秀者才能获得的荣誉”，大家仍旧认为只要去到国外就能享受各项福利、有更多更好的前途，未来更加光明。为了维持这种人人都以为的幸福，很多留学生不得不咽下无法消化的沉重压力独自前行。

封闭的社群

在法国留学三年，小瑜几乎每天都要更新微博。报喜不报忧是每个留学生都会做的事，这让国内的亲友们都觉得她在异国他乡过得很快乐。“我没在外人面前掉过一滴眼泪，但生活在这个无依无靠的地方，我只能抱着电脑一边码字一边掉泪。”

巨大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差异导致的歧视、排挤，是中国留学生变得更加孤独的主要原因。在澳大利亚北悉尼的温烙那中学，一名中国女同学因为将手洗内衣挂在宿舍晾晒，被澳洲女同学拍下来当作异类晒到Facebook上，引发一场国别间的讨论，最后中国女生因背负不起“给祖国抹黑”的罪名被迫休学。

在国内，大家都手洗内衣并晾晒在阳台，而西方人习惯将所有衣物通通送洗烘干，二者并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但在国外，留学生始终处于话语权劣势中。害怕被嘲笑、被排斥，中国留学生们很容易就自动聚成一个社群。

一名美国女孩将镜头瞄准了中国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发表了长篇纪实图文集《不知身在何方》。在她的镜头下，这些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年轻人住在俄亥俄大学的中国城里，215个住客中有180个是中国人，即便不说英语，生活也没有问题。“他们不爱外出，喜欢呆在寝室里，看剧，下面条，煮火锅，或是三五成群地打麻将。”

“下课后，我就只想说汉语，不想说英语，因为那样还要琢磨语法。”留学生张贤瑜说出了她与当地学生交往难的原因。

代购还是读书？

网络时代，不务正业的留学生也越来越多。相比于因为各种压力陷入抑郁的同胞，代购群似乎找到了一种如鱼得水的异国生活方式。

在澳洲留学两年的小李在代购圈小有名气，她每日在朋友圈中发布奶粉、手提包、化妆品等各类商品信息，生意应接不暇。“我可以一点钟起，一天只干两个小时，但这两个小时我就能挣500欧元。”

他们最初的目的是帮家长分担高昂的留学费用，可这种用学习时间金钱交换的做法是否值得？留学德国的何志豪算过一笔账：在德国读硕士时，一年里看的书恐怕比本科四年还多，若想顺利通过考试，连双休日都要泡在图书馆。而做代购的学生一旦有时间就去各大卖场搜寻打折商品、拍照片和小视频传到朋友圈，虽然一个月能赚上万元，但由于被代购的琐事搞得身心俱疲，许多女生无法完成学业，导致延迟毕业。

更令人惋惜的是被剥夺留学权利。2015年10月，中国大陆驻德国大使史明德遗憾地表示，一些大陆留德学生成天帮人买奶粉做代购，被邻居举报。警方到家中检查发现属实后，认定其从事跟自己身份不符的活动，应该被驱逐出境。

我们应该单方面去指责“不守本分”的留学生吗？显然不能。出国的意义是学习，还是赚钱，很多留学生给不出答案。有人甚至疑惑：学习，不就是为了赚更多钱吗？

为什么把孩子送出国？

经济条件允许就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去，这是中国大部分家长的共同心声。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并不能准确地回答“为什么要孩子去留学”这个问题。留学是好事啊，在接受采访时有人诧异地反问，“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

在文章开头提及的留学生施虐案中，抱着中国式逻辑的不只是孩子。案中另一个涉案学生的父亲在案发两周后，为了救孩子，企图用贿赂受害者的形式了结此案，“花钱摆平”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处理问题方式。但在美国，他因此被警方逮捕。

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独自在异乡学习、求生。法庭审判时，章鑫磊的父亲老泪纵横。为打官司，他已经花费了超过200万元，却并没有给孩子争取到减刑判决。“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绝对不会把孩子送出国。”

18岁时，李清曦中断高中学业独自去澳大利亚留学。两年后，他疲倦地拖着一个箱子回了国，里面没有文凭、居留证明，甚至没有衣服。只装着一台终日陪伴他的游戏机。他变成一个“海带”（海待），前途一片渺茫。经过一年的反思，李清曦写了一本书——《别了，澳大利亚》，在书里他毫不讳言，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李清曦的父亲李洁送儿子出国的理由很简单：潮流。他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是十几个把孩子送出国的同事的名字。“我生活的圈子里，送孩子出国的，不夸张地讲在80%左右。”李洁说，有点钱，又有这样的交际圈子，儿子出去是注定的事。

至于儿子想不想出去，能否适应国外生活，他并没有过多考虑。在国内也算“见多识广”的李洁，对国外生活很陌生，他所知道的留学就是“读完语言，随便就能念大学；找工作很简单，想打工就打工，赚得是比人民币值钱的澳元，绝对能养活自己”。

比李清曦更极端的是小西。2014年8月，他从美国加州富乐顿州立大学的教学楼上一跃而下，当场身亡。来自单亲家庭的小西不是富二代，工薪阶层的母亲省吃俭用把儿子送到美国读高中，可小西却在3年里一直不能通过英语考试，因此无法进入大学本科。2013年他的合法学生身份就已过期，母亲无力再负担他的的生活开销，他本人又不愿回国，最终走投无路选择轻生。

留学事业到今天，已不再是富人的专利。不少工薪家庭砸锅卖铁，甚至负债都要送孩子出国。“如果条件具备，倾尽全力也未尝不可，毕竟孩子的教育最佳时机不容错过。但若反之，也不能勉强。”旅美22年、深入研究美国教育10余年的陈伟建议。他因女儿在本科阶段被世界排名第一的沃顿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同时录取而在留学圈内小有名气。

出国后，父母和孩子极少交流是中国留学生家庭的特点。刘怡然告诉记者，自己到了美国一年多，与父母通话的次数屈指可数。因发枪支图被遣返的小倪父亲是在出事后一段时间才获知此事，“我前段时间在外地做生意，人不在杭州，还没和孩子面对面好好聊过。”

想寻求父母帮助时，却因观念、文化差异无法继续沟通，知乎网友“大嘴巴鱼”就是例子。和一些留学生一样，她因种种原因陷入难以摆脱的抑郁症中，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打电话给父母，谁知家人根本不相信她所谓的抑郁症，“你每天住得好吃得好，花那么多钱供你读书，你有什么好抑郁的？”

摆脱泥泞的勇敢者

李开复曾在一个访谈中回答“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留学”：一是能独立生活，性格开朗，有足够的适应力，包括对教育体制、文化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适应；再是从感情上你要能够忍受思念、孤独，学会处理和亲友、爱人的关系；其次语言能力要尽量掌握，经济上没有问题，无论是靠家庭还是靠奖学金。

杨卓旭在澳洲读过高中，现在美国东北大学建筑专业读大二，她也曾有留学生都有的血泪史，但现在却过得很自在。“我在澳洲的时候被问是不是澳洲人，在新加坡被问过是不是新加坡人或美国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熟悉、自己偏爱的方式。”

“学会理解”是打开文化差异之锁的钥匙。起初见到澳洲人宁愿洗盘子时冲不干净也不再多用水，杨卓旭难以理解；后来经过询问才明白，澳洲缺水，当地人都很珍惜用水，“他们说残留的泡沫晾干后自然就没有了。”

孤独不是不可避免。春节是许多中国留学生最难过的时刻，独自漂泊时看着春晚竟也泪点满满。在澳洲私立高中时，也曾哭过两年的杨卓旭决定用另一种方式庆祝春节——组织一次全校春晚。

她先和宿管老师沟通，巧的是，这个澳洲老师的父母曾经在重庆生活过，于是她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杨又去和厨师长沟通，得到一个爽快的答复：“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

往常，同学们吃饭是分食制。那天厨师们在杨卓旭的指导下做了中式糕点，所有的菜肴也是装在大盆子里，让大家一起夹着吃。她还给到场所有的人准备了一杯绿茶。“当天正副校长都来了，我的春晚还启发了校方，之后每一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比如拉丁文化主题，墨西哥主题等。”

因为这个春晚，杨卓旭在高三毕业时还得到校方颁发的“促进多文化和种族和谐最大贡献奖”。在她之前，学校已经有四年没有颁发该奖项。

留学生众生相的种种难题并非无法克服，总有勇敢者走出泥泞，融化坚冰。杨卓旭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