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敏（中央民族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宋时元宵节中的女性民俗

刘敏
（中央民族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宋时，元宵节已经成为重要的节日，这个时期的元宵节中隐含着丰富的女性民俗内容。本文以元宵节中的女性角色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从元宵节形成过程中女性因素谈起，介绍了元宵节起源中的女性形象和元宵节演变历程中的女性特质的内容，叙述了宋朝元宵节期间迎紫姑、祭蚕神和祈夫求子等独具特色的女性民俗活动，从而论述了女性民俗活动的独特意义，力图通过“以民俗观词”的方式来促进女性民俗的学习和研究，加深对宋朝元宵节期间女性民俗独特意蕴的理解。

关键词：宋词； 元宵节； 女性活动； 文化意蕴

在一年的节令的更替上，元宵节是春节之后的传统大节，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而元宵节的民俗文化意蕴在宋时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一般说来，在节日的空间里，人们倾向于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身角色要求。作为节日生活主体之一的女性，她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朝节日中的女性民俗文化是我国女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宋朝中期，可以说是女性地位的转折点，其地位不再是下降而是处于上升阶段，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女性基本可以享受与男性一致的待遇。因此，可以说：“想要真正地了解宋时元宵节及其女性民俗文化，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女性的角色，没有女性的活动，就没有宋代元宵佳节神秘内蕴。”[1]

一

一项仪式往往包含了丰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内容，可以在文化交流系统中扮演一个具体的媒介或载体，从而为节日空间中人们彼此间的交流提供契机。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过程中，女性迎紫姑、祭蚕神等仪式性活动和偷青祈夫、送灯求子等信仰性仪式活动，在宋代元宵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些活动体现着多种文化因子，例如祈年、祈福、祈夫等美好心理诉求，这些文化因子在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中，塑型为一种具有普遍化意义的社会心理。

（一） 迎紫姑

从唐代开始，在元宵节这一天民间就流传有“迎紫姑”的习俗。宋时因之，而且规模更加庞大、正式。“紫姑”是专属于女性崇拜的偶像，为当时女性赢得信仰自由、争取一定的社会地位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性“独尊为王”的缺口。最终，迎紫姑随着当时社会的发展，日益成为妇女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节日期间，妇女们要举行祭祀紫姑的仪式。

传说紫姑姓何，名媚，字丽卿。本是一户人家娶来的小妾，由于正房大妇妒忌心强，嫉妒紫姑的美貌，于是在元宵节当晚，正房派人在厕所里杀害了紫姑。天帝因为怜悯她，特此封她为厕神。在每年元宵节当晚，妇女们用稻草、麻布等参照紫姑模样扎成人像，用香烛茶酒祭请紫姑。通常，妇女们嘴里还会念：“您的丈夫的名字已经远行了，大夫人刚才出门了，您可以出来了。”在民间仪式中，“一个个具体的行为由于被仪式的场域、氛围、规矩所规定，也就附加上了情境中符号的特殊意义”[2]。仪式中妇女们借助自己“制作”的紫姑神，用茶酒敬拜紫姑，就如自己与紫姑神面对面交流一样，因此，她们也相信自己能够得到紫姑的庇佑。

迎紫姑的目的是为了占卜当年蚕事的好坏，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养蚕纺织由女性从事，所以迎紫姑这项仪式活动也就由女性全权负责。“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当令蚕桑百倍。”[3]这段文字，可以为证。另外，祭祀紫姑仪式还寄予祈求年丰的美好愿景。温饱，是人立于天地之本，蚕事的好坏，关系到人们的收入和生存。正月十五，正是孟春之际，人们此时祭蚕神，自有祈年之意。从另一个层面，这种仪式的背后也包含了对悲惨身世女子的深切同情和无限怜悯；对女性权利在当时受不到应有的待遇的无声控诉；对女性悲剧命运的不平和反叛。除了占卜蚕事和祈求年丰之外，还有占卜女性祸福和凶吉的内容。《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风俗望日以杨柳插门，随杨柳枝所指而祭，其夕迎紫姑神以卜。”[4]女性把紫姑当作自己的保护女神，向这个女神诉说自己所受到的各种非人待遇，以及把自己内心深处不能向他人倾诉的事情都尽情地说给紫姑听，希望紫姑神能庇佑她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消除祸患，大吉大福。

刺绣，是凝聚中华各民族妇女智慧和技巧的传统工艺，它展现着妇女的灵巧心智，同时也是传统妇女赖以生计的事业。在宋时，它已成为衡量广大妇女们各方面的价值标准。紫姑又被称为茅厕姑姑、茅厕婆婆。节日期间，妇女们还要向紫姑女神乞巧。乞巧的习俗是少女把一只绣鞋丢在侧坑里或者厕所壁上，并祷祝茅厕姑姑可以赐予她们做女工的独特技巧。

元宵节中的紫姑就如一个女神一样，她的形象展现了劳动妇女生活的诸种印记，同时，因为她生时受尽虐待和不公平待遇，无法左右自身命运，死后升为神灵后，被妇女们当做精神诉求的对象。她们试图借助各种的祭祀活动来与紫姑进行神秘的人神沟通，渴求利用这种象征性的仪式祈求消避灾祸以及使福祉能够在自己身上得到延续。

（二） 偷青祈夫

宋时元宵节期间，各种习俗和活动应接不暇，人们在其中忙得不亦乐乎，享受节日带来的那份愉悦。其中，有一种活动被称为偷青，主要是指女性去别人家的菜园偷菜，偷青者认为这样能够得到吉兆。元宵节当晚，女性们凭借出游观灯的机会去别人家的菜田里偷菜，来占卜自己的命运，渴望嫁给一位好夫婿。元宵节当日，姑娘们被赋予“偷菜”的权利，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不会偷本宗族内的。原因是偷菜这种行为是取得新姻缘的方式之一。在进行这项活动时，她们不会担心别人的目光，同时被偷菜者也不会追究偷菜者的责任。

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妇女有在元宵夜前后结伴去菜园偷取葱菜、伴以糕饼煮食的宴俗，据说可以预测佳兆，菜园主人不以为怪。《广州府志》卷十五《风俗》载“(正月)十六夜完灯，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并有“天青青，月明明，玉兔引路去偷青；偷了青葱人聪明，摘了生菜招财灵”的歌谣。台湾的待嫁女孩也有此举，谁偷得好菜预示婚姻美满，“偷葱菜，嫁个好老公；偷挽菜，嫁个好女婿”[5]。

“偷青”只是一种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女性活动，这种活动的性质不是停留在“偷”上，而是被赋予了另一层独特的意义。女性只想借助这个活动形式来表达其对自己爱慕对象的情谊，从而引起对方的注意。因为宋代社会虽然给了女性相对的自由，但是她们由于长时间受到压制，所以其骨子里还是比较保守的，无法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公开，只能借助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表达。因此，我们可以把“偷青”理解为恋爱开始的前奏和必要条件。

（三） 观灯、摸钉、送灯求子

花灯，作为节日期间不可或缺的一种民俗事物,被人们赋予了诸多美好的寓意。中国的灯节与佛教有密切的关联，但是在唐朝以后才把燃灯与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相结合。“三元观灯，本起于方外之说。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天子先幸寺观行香，遂御楼，或御东华门及东西角楼，饮从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国歌舞列于楼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欢。”[6]又有《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写道：“莲女和街坊妇人女子往来观看花灯，来到能仁寺前，扎个鳌山，点放诸般异样灯火，山门大开，看灯者不分男女，挨出挤入。……真个好灯：三门两廊，有万盏花灯，照耀如同白日。”[7]又有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元宵》载，元宵灯夜汴京城，“公子王孙，五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8]。可见，上到君臣下到普通民众，都可以在这个开放的节日氛围中狂欢。需要注意的是，宋时的妇女观灯还怀有祈子愿望，这主要是因为“灯”和“丁”是谐音字，人们借助这种相似的读音，来满足自己对繁衍后代的殷切的希翼。节日期间，当时的潮汕地区有一种独特的风俗——所有当年刚结婚的新娘都要去宗祠拜完祖宗，伴娘偕新娘绕堂一周，逐屏观灯。具体场景如：“宗祠内面，灯烛辉煌，人们熙熙攘攘，争挤观灯看新娘，新娘来到祠堂，先由伴娘点燃三柱香，让新娘顶香跪拜祖宗，祈求明年得子。”[9]在福建等地的正月十五晚上，妇女观灯不一定需要限制地点，但大都体现求子的心愿。如民间流传着“钻灯脚，生男胞”的说法，从而折射出女性通过观灯盼望生男孩的美好希翼。

北方地区的妇女在元宵节当晚竞往城门摸钉为戏，相传可以生男孩。古城门门钉为九行九列共八十一枚钉，因为在古代九为最大的阳数，又因为门钉形似阳具，因此以为摸钉可以生男丁。另外，民间元宵节期间还有一种“送孩儿灯”的习俗，也就是在元宵节之前，娘家送花灯到新出嫁女儿家，希望女儿家有添丁吉兆。“陕西西安一带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要送一两对小灯笼，以祝愿女儿孕期平安。”[10]

因此，节日期间的女性民俗活动不仅给宋代女性提供享受人身自由的机会，而且也让她们拥有了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的可能性，给自己的节日生活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二

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处于边缘地带，本质上是男性的人身附属品，再加上各种女性禁忌的禁锢，女性的欲望遭到各种压制。也就是说“女性主体生命的涌动、生命的体验以及内心的情感得不到应有的表现”[11]。另外，在古代父权制的统治体系中，女性只能作为弱势群体出现，基本不能掌握话语权的，妇女们不曾拥有展现内心真实想法的权利。但是在元宵节期间，她们的地位得到了暂时的肯定，这使妇女们得以从传统的角色禁锢中解放出来，大胆地追求自由和幸福，而这些活动也被赋予了很多意义：

（一） 女性出游机会的获得

宋时元宵节为古代妇女们开拓了一种外部的活动空间，给妇女们带来了与日常活动不一样的欢乐。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深入人心，难以撼动，同时，长期的生活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活动模式，再加上古代的妇女是要受到种种礼仪的束缚，宫廷妇女要遵守各种繁文缛节，民间妇女要讲究低眉顺眼地侍夫，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是在元宵节这天则呈现出另外一幅图景。

自宋代始，元宵节一直是朝野上下进行踏歌的一个日子，所谓“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花灯下的踏歌狂欢是元宵节中一道亮丽的景象。如赵佶《满庭芳·并序·上元赐公师宰执观灯御筵，遵故事也。卿初获御座，以满庭芳词来上，因俯同其韵以赐》:

寰宇清夷,元宵游豫,为开临御端门。暖风摇戈,香气霭轻氛。十万钩陈灿锦,妨台外、罗綺续纷。欢声里,烛龙衔耀,黼藻太平春。灵鳌,擎采础,冰轮远驾,初上祥云。照万宇娘游,一视同仁。更起维垣大第,通宵宴、调變良臣。从兹庆,都俞庚载,千岁乐昌辰。[12]1164

元宵节当夜，统治者经常让好几千名装扮艳丽的宫女在元宵节当晚起舞，同时还伴随有两日的踏歌，无论是热闹的大街，还是偏僻的小道，都能见到高歌欢舞的场景。少女们用她们优美的舞姿和曼妙的歌喉，激情饱满地演绎着大规模的踏歌活动，从而迎接春天的到来。都城士女在元宵节收灯之后，需要到郊外宴游，称为“探春”，意为探听春天的消息，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宋末。如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关于李员外诗中，有“人影渐稀花露冷，踏歌声度晓云边”的记载，显然是一夜踏歌直到天明(1)。元宵节中的“宵”字强调了节日时间特征，指出它是在夜晚进行的；另一方面，元宵节又名灯节，显示出“灯”这个民俗事项在节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夜”与“灯”的完美结合，生动、具体地诠释了宋时元宵节的整体状貌。另外，古代城市实行宵禁，入夜有执金吾(仪仗棒者)执勤。但在元宵节期间，为便于元宵赏灯，历代王朝在十五夜或其前后夜，解除宵禁。各种娱乐活动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更能把节日的特征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传统社会的年轻女子不允许外出自由活动，如当时女孩年龄达到七岁后，不能随意跟着母亲外出，必须在闺房中生活。妇女完全被限制在家中，即便有事出门也要有所遮蔽。但是在元宵节这天却可以自由出行，结伴游玩，抛弃礼俗规范的束缚，享受节日这个载体所带来的愉悦。如“向晚，贵家妇女纵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13]。又如万俟咏《醉蓬莱》:

正波泛银汉,漏滴铜壶,上元佳致。绛独银灯,若繁星连缀。明月逐人,暗尘随马,尽五唆豪责。鬓惹乌云,裙拖湘水,谁家姝丽。金阙南边,彩山北面,接地罗绮,济天歌吹。六曲屏开,拥三千珠翠。帝乐□深,凤炉烟喷,望舜颜瞻礼。太平无事,君臣宴乐,黎民欢醉。[12]1051

这首词道出了元宵节期间，女性们着装打扮，艳丽夺人，惊艳了众人的场景。这种美艳，词人只能用“鬓惹乌云,裙拖湘水”来比拟；这种盛况，作者只好用“接地罗绮,济天歌吹。六曲屏开,拥三千珠翠”来形容。足见女性在节日期间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 女性爱美之心的折射

宋代是一个讲究享乐的朝代。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吴自牧《梁州录》以及周密的《武林旧事》等记述宋代都城生活及风土民情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两宋节日之多及庆典铺张的盛况[14]。

服饰是衬托女性美貌的载体。在节日期间，这种含义得以更好地诠释。南宋时，杭州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民俗更加多样化。元宵节在此时由于受到朝廷的提倡，假期调整为五天，正式确立了它在众多节日中的地位。节日期间，会有“闹蛾儿”“唐柳”等节日纪念品，俗称“节物”。高门贵族的妇人多用漆纱、金、银、玉，制成桃、杏、荷、菊、梅等，簪在发髻上。宋代妇女特别喜爱戴真花，以牡丹、芍药为最。此外，女性也特别爱佩戴“闹蛾儿”，是插在女子头上的时令饰物，用白纸剪成，形如飞蛾，故此得名。飞蛾是女性珍爱的饰品，也是女性的专属品。在节日期间，妇女们穿着较为花哨，盛装出席，互相争艳，唯恐输于她人。

元宵节期间，女性多打扮得妖娆多姿，希望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周密《武林旧事》载：“杭州每年灯节时，终夕天街鼓吹不绝，都民士女罗绮如云，称念口号、致语; 下为为大露台，百艺群工，竟呈奇伎……”(1)又有康与之《瑞鹤仙》词:

瑞烟浮禁苑。正绛阙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有烂。卷珠帘、尽日笪歌,盛集宝钗金钏。堪羨。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域儿满路,成团打块,簇箸冠儿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2)

由此可见，在节日期间，她们都会盛装出席。如李邴《女冠子·上元》:“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12]1233又如毛榜《蓦山溪·元夕祠》：“谁送一城春,绮罗香、风光窈爽。插花走马，天近宝鞭寒，金波上，玉轮边，不是红尘道。”[12]871而服饰的精心设计使女性在节日期间更加自信，她们能够更好地投入到活动中去，使得自由被放大到最大的尺度。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诉求，一种对美丽的追求。究其原因，可能是元宵节在初春之际，象征着生机和美好，人们的心情开始变得舒畅，自然也愿意去打扮自己。更深层的原因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这种被赋予自由的节日里，女性借助服饰的光鲜亮丽来装扮自己，爱美之心也被展示得淋漓尽致。

关于女子的装扮，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遗》统计，共计493首，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李清照《永遇乐·元宵》：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鬓雾寰，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15]

这首词虽是写词人思念丈夫，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元宵佳节期间，女子的着装是多么地讲究、注重。女子们盛装打扮，踏出闺房，出门游玩，给世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欢闹。黑夜似乎给了妇女们巨大的勇气和力量，让她们敢于正视自己并做回自己，以一个独立的人格追求自己的理想，表达自己深藏内心的情感。

(三） 女性求偶心愿的表达

元宵节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元宵节赏灯，男女皆可出游，这使得赏灯活动带来了男女交往的契机。节日期间，男女之间的交往不再受到礼教和道德的束缚，彼此被赋予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权利。如柳永《迎新春·大石调》借绝缨和掷果这两则艳遇故事，来表现青年男女之间不拘于礼教、纵情欢愉场景，“更阑烛影花灯下，少年人、往往奇遇”，进一步描写灯光朦胧之中世俗男女的幽期密约。而更为典型的，要数李邴的《女冠子·上元》：“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游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纱笼才过处。喝道转身，一壁小来且住。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12]1633

在传统社会中，道德的制约和伦理的束缚，让男女之间的交往变得很不自由，元宵节期间偶尔出现的男女幽会，显示出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宋时的妇女而言，这种交往是对人们被压抑了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适度调控，折射出女性对异性渴望的正常心理，在节日欢乐的氛围里带给她们的是全身心的快乐。在《张生彩鸾灯传》中：“话说东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买市，十分富盛。且说在京一个贵官公子，姓张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聪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于殿上拾得一红绡帕子……”张生与素香因元宵节结缘，继而开始了一段私奔情史。可见元宵节在一年之中为深受封建枷锁禁锢的青年男女提供了难得的交往契机[16]。

“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是非官方的和非宗教的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在这里，人们僭越的欲望可以得到暂时的表达和发泄，已确立的等级秩序被片刻地颠倒，被禁止的快乐被暂时地放纵。”[17]而这也适用于中国宋代的元宵节。宋时的元宵节，又是妇女的狂欢节，是对官方权威的颠覆和挑战，同时也是对自由平等的集体心理诉求。元宵节既是节日庆典，也是女性的狂欢节，使得两性达到相对的平衡，男女不分、阴阳共存，立足于节日的基础构建男女平等的文化空间，以创造新的文化价值。在这种时空里，可以构成相对的和谐，而元宵节中的女性民俗，就成为构成这一局面的最大和谐因子。因此，在节日期间，女性民俗活动所反映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是深层次的。众多节俗提供了让市民，尤其是女性从室内走向室外的机会，从而显示出独特的意义，并在民众中间积淀成牢固的文化心理。节日之中的女性获得了暂时的解放，她们精心打扮，奔走出游，观灯赏灯，充分地融入到自然和社会之中进行各种交往。她们将自己放置在一种独特的空间里，让短暂的自由得到最大程度地释放，而这种活动带来的深层次影响，就是丰富了元宵节的文化意蕴。虽然，其原始文化意蕴随着时空的更替在不断地变迁，但其主要的文化意蕴则是暂时摆脱了中国传统节日里依然存在的沉郁氛围，让人的本性中具有的那种对自由疯狂的追求得以极致的表达，让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无比热爱的活力得到绽放。

三

“女性民俗的机制既能保障女性满足自己的需要，又不会因为违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而受到惩罚，在规范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为女性自身提供了宣泄和表达愿望的途径和方式。”[18]通过对传统节日的透视，我们能充分了解古代妇女们的生活，而以女性作为切入点研究岁时节日，则丰富和活跃了其文化内涵。宋时元宵节中女性的活动，为节日增添了不少魅力色彩。敬拜自己的女神祈福求吉，大胆地去偷青希望嫁一个好丈夫，为了传宗接代前去观灯求子，在元夕灯会上幽会谈情，都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女性的生活愿望。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给女性提供了活动的空间，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妇女生活的丰富多彩，更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俗风情。在这个节日里女性得到了暂时的解放，她们有了接触外界、亲近自然的机会。这些女性民俗活动活跃了宋代元宵节的文化精神，使其更具有了文化内涵。近年来，女性文化研究和女性思潮的兴起，使得女性这一主体受到极大的关注。当下，面对各种节日都“沦落”为“购物节”的悲惨命运，认真思考这一现象的前因后果，探寻拯救传统节日作为“非遗”的深层文化内涵和意义，以增强人们的群体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从女性这一独特的“性别视角”来研究传统节日，可以为节日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注释：

（1）周密.武林旧事[M].知不足斋丛书本.

（2）(南宋)康与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卷一[M].

参考文献：

[1]张凤霞.元宵节中的女性文化[J].晋阳学刊，2009(1):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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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尹永文,东京梦华录笺注[M].北京: 中华书局，2006:584.

[14]逯雪梅.宋代元宵词中的士人心态[J].阅江学刊,2011(3):130-131.

[15]李清照.李清照诗词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94-96.

[16]李正民.话本小说选[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8):125.

[17]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M].佟景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00.

[18]邱国珍,李文,吴翔之.女性民俗与社会和谐——以温州市为例[J].民俗研究,2008 (1):42-44.

Women's Custom Dur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Song Dynasty

LIU Min
(News and Culture Spread Colleg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081)

Abstract:In Song dynasty, the Lantern Festiv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stival, which implies rich folk custom of women. Based on the femal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emale factor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tent of the evolution of femininity and female images in the origin of the Lantern Festival, at the same time, it describes unique women folk activities, such as meeting the "zigu", sacrificing the silkworm and praying to god for the child dur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thus it concludes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women's folk activitie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mote our study and research on women folk through the way of “folk concept of word”, and then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to folk unique connot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in Tang and Song dynasty.

Key words:Song poems; lantern festival; female activity; cultural im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K8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310（2016）03-0129-05

DOI:10.14096/j.cnki.cn34-1044/c.2016.03.30

*收稿日期：2016-03-06

作者简介：刘敏（1992-），女，安徽滁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