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循祥

中国从来就不止一个农村，至少从来就不止一个类型的农村。

即使是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人，也未必敢说他真正了解农村。他所了解的，可能只是他自己的那个村庄。想了解农村，我们必须在整体的中国里来看农村；而想要理解农村问题，必须站到历史的高地，既看到传统中国的乡村，也看到农村在过去100多年来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想象未来的农村图景。

数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供养着城市，成长为城市，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小商品经济的传统产业结构里与城市文化相通，社会相连，政治共和。然而，自1840年西方工商业资本入侵以来，这种一体两面的格局被现代“化”了。农村、农业和农民开始作为中国的负面形象、城市的二元对立面而存在着：只能不停内卷化的小农经济，落后、贫穷的农村，再到愚笨、粗俗的农民。而1949年之后，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尤其是城市，从来都无法抛开农村的牺牲或者支持：从发展工业使用“剪刀差”平抑农产品价格，到改革开放大量利用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红利，再到现在城市扩张、资本下乡进程向农村征地。大部分农村不仅没有因此而受益，反而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外源性污染而凋敝、残破。尤其是那些时有发生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悲剧故事，使得作为产业的农业、作为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村、作为职业的农民，每到传统节日，都要掀起一番对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集体检视、讨论和感叹。

然而，哀叹和抨击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更不能宣告农村的死亡。我们还有周庄、大营街、洪林村等众多富有生命力的农村。在这些农村，工农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农村就是城市（镇），农民也是城里人、产业工人—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就地城市化、内生性现代化”的农村。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虽然没有大城市的热闹和繁华，但显得生机勃勃。农民们虽然有很多不满足，但能够安居乐业，没有太多囿于现代性流动之中的乡愁。

当然，这些农村也都有自己的问题，存在着发展的瓶颈，比如：缺乏对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深度理解和深入融合，缺乏高水平人才，缺乏竞争性制度，缺乏持续创新的动力……这组文章写的虽然是保有集体经济的农村所面临的境遇，然而套用格尔兹“我们在村落做研究，但不研究村落”的名句，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不仅是农村问题，更多的是当前中国的问题。

西欧社会，经历了大约500年左右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形式的演化，才在西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母体上型构成我们今天所观察到的分工世界。而中国，在追求现代性的路上才100多年。无论命运多么曲折、变迁多么迅猛、不安全感有多强，我们都已经无法停下脚步。面向未来，我们必须要在反思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组织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重建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重拾不同类型农村、农业和农民的主体性，才会找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独特个性。

城市与乡村，都是中国，不是二元对立，应该是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而中国的出路，就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评《南风窗》2016年第7期特别报道《另一个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