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士英，新四军老战士，1922年生于安徽省怀远县柳沟乡周大巷。1939年6月参军，1944年入党，1946年复员返乡。当年，他曾跟随彭雪枫转战豫皖苏，担任过司令部司号员、警卫员，目睹了彭雪枫在战场上的指挥风采，也亲历了其牺牲的全过程。

如今，93岁高龄的韩士英老人回忆起往事，一件件仍历历在目。

彭雪枫：“就叫韩士英吧”

我原名叫韩士清，今年93岁。1939年6月，新四军彭雪枫游击支队第一次进军淮上，支队二团滕海清部来到我们怀远县淮河以北、涡河以南地区。当年5月，新四军4次攻打怀远县城，全歼了距我家只有7里的上桥、安乡日伪军据点，对我影响很大，新四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老百姓收割庄稼、打扫庭院，看到我们年轻人称兄道弟，见着老人呼爹喊娘，个个和蔼可亲。于是，我主动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团一营二连当战士。估计是在登记时我乡音太重，登记员把我的名字误写成韩士英了。9月的一天，部队撤回涡阳整训，在点名时，排长喊“韩士英”，我想我的名字又不叫韩士英，就没有答“到”，排长将我拉出，问：喊你为什么不答应？我说我叫韩士清，不叫韩士英。当时司令员彭雪枫也在场，他走上来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我看你长得清清秀秀的，穿上灰布军衣戴上军帽，跟女同志一样，干脆就叫韩士英吧。”就这样，“韩士英”正式成了我的大名。后来，彭司令员又将我调到警卫班当战士，当他了解到我小时候学过吹喇叭，就叫我担任了司令部的司号员。

1940年2月，我所在的支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6月，第六支队与八路军三四四旅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1940年11月16日，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及伪军绥靖部队，北上宿南，与日军驻徐州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驻宿南第十五师共5000余人会合，附汽车70辆、坦克20辆，在空军的掩护下，沿宿蒙公路西犯国民党军防地。驻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军骑八师和安徽保安部队、李盛宗的一三五师、粟天一的一○五师，纷纷向太和、阜阳方向撤退。18日、19日，蒙城、涡阳相继陷入敌手。为了打击日军，支援友军，粉碎日军的进攻，彭雪枫司令员命令五旅和司令部特务团，挖大战沟，使敌汽车、坦克无法通行，使日伪军机械化部队在进攻中失去了作用。同时我淮上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将水井全部用草盖上，让敌人得不到粮食和水。接着，我们第四纵队集中在板桥与敌展开激战。到了冲锋时，我爬上一个土堆吹起了冲锋号。这时司号长一下把我拉了下来，说：“到土堆后面吹，或卧倒在土堆上吹。”我说：“到土堆后面和卧倒吹，战士怎么能听到？”我仍坚持站在土堆上吹。这次战斗打得很激烈，我紧跟着司令员，3次吹起冲锋号。经过3昼夜的激战，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击毁敌汽车、坦克10余辆，击落日机一架。在这次战斗中，由于我不怕死，荣立三等功一次。打完仗后，我的嘴都吹肿了，战友们开玩笑说：“小韩打一仗倒是胖了不少。”

彭雪枫化险为夷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我仍任司号员兼做师长的警卫工作。豫南战役结束后，日军全部撤回原驻地，国民党反共顽军汤恩伯集团15万大军8倍于我，大举向我新四军四师和边区根据地进攻。

1941年4月20日，国民党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四二五团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千余人窜至怀远县双桥东北大小郭家，首先向我们发动进攻。我十旅二十八团全部、十一旅三十二团两个营五个连、特务营2个连积极迎战，彭雪枫师长亲自到前线指挥。21日下午3时许，他命令我吹起冲锋号，与此同时，团营的司号员也都吹响了冲锋号，我们仅用一个多小时就全歼了敌人这个支队。俘敌副支队长以下310余人，毙伤5。余人，缴获机枪12挺、步枪450余支、驳壳枪10余支、子弹4000余发、手榴弹500多枚。

获胜之后，十一旅三十二团产生了轻敌情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迅速转移，只向北转移了约5公里，在大小王营和左圩子一带休整。4月22日7时许，彭雪枫严厉批评了三十二团团长姚运良麻痹轻敌的思想。正在这时，驻龙亢反共顽军一个步兵团和骑八师突然向三十二团发动了报复性“围剿”。正在吃饭的指战员们忙丢掉饭碗拿起枪应战。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又没有与骑兵交战的经验，再加上部分抗大、联中学生缺乏实战经验，只能且战且退，情况万分危急。见情势不对，我与警卫班长忙将彭师长架上他的坐骑，朝马屁股上打了两鞭，马驮着彭师长向北跑去，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也迅速上马护卫师长向北撤离，终于脱离了险境。

4月23日，彭师长将这次战斗经过如实报告给了新四军军部：是役，我军被俘、伤亡和被冲散人数200余名（后在清理中，实际人数超过300），两个营长一伤一俘，损失机枪12挺、长短枪270支。后来，新四军军部将旅特务营一部编入了三十二团作为第一营，将蒙城县常备队及旅直属分队一部编入第二营。经此整编，新四军四师全部转移至皖东北。

空手夺取鬼子枪

1944年8月，我们驻防在萧县黄庄。一天晚上，彭师长让我与其他两位战友化装成赶集的农民，去萧县县城侦察敌情。第二天，天还未亮，我们就出发了。由于怕敌人搜查，我们都没有带武器。完成任务后，我们返回驻地。走到半路，太阳已经落山了。就在这时，有两个日军从据点里出来，为首的一个腰里还别着一把盒子枪，逐个盘查过往的行人。

我们3人肩上背着褡子，头戴草帽，按事前说好的一前两后向前走去。在快轮到搜查我们时，我们互相使了个眼色：鬼子不多，弄两把枪使使。于是，就在我们走到那两个鬼子的跟前时，乘其不备，我大喊一声“动手”，三个人几乎同时出手，闪电般搂过两个鬼子的脖子，麻利地把他们的胳膊翻过来往地上一按。两个鬼子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我们缴了械。紧跟着，“啪、啪”两枪，结果了他们的性命。之后，我们也不敢耽搁，一边叫老百姓“快跑！我们是新四军！”一边将鬼子的尸体弄到路边的沟里，然后迅速撤离，回到了部队。

我们白手夺枪击毙两名日军的事，很快在部队里传开了。彭师长高兴地握着我们的手说：“好样的！好样的！”还叫《拂晓》报的记者来采访了我们，我们空手夺鬼子枪的事登在了报纸上。

洒泪送别彭师长

1944年8月15日，彭师长率十一旅两个团、九旅一个团、骑兵团和萧铜独立团一个营，由泗南、泗宿等地出发西征。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路西地区的日伪军。2。日首战萧县小朱庄，消灭敌人三个营1000多人；9月11日，再战夏邑八里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一道不怕牺牲，勇敢冲锋。在枪林弹雨中，我的左腿被敌人的子弹划破了腿肚子，鲜血直流，我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紧紧地跟上了彭师长。这时，彭师长命令：“快吹冲锋号！”我迅速拿起军号吹了起来。我的军号一响，下面营连的军号全都响了起来，是役，全歼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李光明部，俘李光明以下千余人，毙伤200余人。

战斗结束后，指战员们打扫战场，检查我军牺牲战士，分别登记，清理遗物。我和警卫班的战友们跟着彭师长和张震参谋长，顺着一条南北走向、深1米多的大战沟行走。彭师长与张参谋长走在前面，我们警卫班跟在后面。突然，一颗冷弹不知从什么地方打了过来，彭师长轰然倒下。我们一见师长突然倒地，身上并没有流血，都有点不知所措。张震参谋长跑上前掀起师长的军衣褂子，发现他前胸的褂子上有个小洞，冷弹穿进他的胸窝。参谋长忙命令我们迅速背起师长跑步到战地医院抢救。然而，还没到医院，师长就停止了呼吸，壮烈牺牲了。

彭雪枫师长牺牲的消息，当时要绝对保密，参谋长和我们都强忍悲痛，不能哭出声来，只好有泪往肚里流。后在附近找来一口最好的柏木棺材，我和战友亲手将彭师长的遗体放进棺材中。这时，我实在控制不住哭出声来。张震参谋长呜咽着说：“我们都要遵守党的保密纪律。”于是，大家都擦干了眼泪继续工作。

上级决定将彭师长的遗体送到路东抗日根据地安葬。从夏邑到路东有一千多华里，用人抬或大车拉，最少得半个月，还要通过敌占区，很不安全。最后决定由夏邑送到涡河走水路，因为是往下水去，既快又安全（一般船只通过敌占区，由西往东去不检查）。我和其他4位战友被选中，随领导护送彭师长的灵柩，经过第五、第六、第七兵站，一直由津浦路西的夏邑护送到了津浦路东到洪泽湖畔，之后，将灵柩停厝在一条大船上，灵柩上盖着红布幔子。我们下船后，灵柩由警卫部队日夜守护。

患病退伍回家乡

1945年1月5日，彭雪枫师长为国捐躯的消息才向机关部队公布。压抑在心中100多天的悲痛，突然爆发出来，我在师长灵前大哭起来。由于悲痛至极导致休克，我被战友背到医院抢救。从那以后，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只要一闭上眼，我就会看到彭师长。由于精神受了刺激，我成天嘴里颠三倒四地喊着“彭司令员”、“彭师长”。后来，领导让我到后方医院疗养了两个多月，病情虽有好转，但我已不再适合在部队工作了。1946年5月，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承，副司令员粟裕、张爱萍，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副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等人给我一枚名誉勋章，准予我光荣复员。

当时，我们家乡还是敌占区，我父亲怕我出事，便将我的复员证、复员履历表和党组织介绍信都藏了起来。回乡后，我的病情逐渐好转，但还是成天咕叨着“彭师长”、“彭司令员”。后来，我们当地一位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顾竹升（1940年抗战时，他当过我民主乡的副乡长）和一位李先生（党的秘密工作者）也来看过我，叫我不要乱说，不要乱跑。解放后，我的身体基本恢复，积极参加了村里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运动。20世纪50年代，政府号召开展讲卫生除四害活动，一个儿童在我家屋檐下捉麻雀，摸到了一个小布袋子。我打开一看，顿时惊呆了，袋子里装的正是我的复员证和复员履历表，上面清楚写着：1939年自动入伍，1944年入党，在党内职务一栏里写着“党小组长”，还有“白手夺枪”受报纸表扬一次，也被写入了奖励一栏。我拿着入党志愿书，找到了乡党委，党组织立即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直到今天。

据（党史纵览）韩士英邵云孙为忠/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