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

[摘 要]本文以苏共作为历史的镜子，从党员队伍管理的角度切入，全面分析苏共党员队伍在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政治与道德素质以及党员队伍规模四个方面的深刻教训，并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党员队伍规模建设四个方面得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镜鉴与启示。

[关键词]苏共；中共；党员队伍；质量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 K5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4-0058-03

比照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走过的历程，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中共和苏共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高度的相似性，苏共对中共的影响既有显而易见的一面，也有潜移默化的一面，其对中共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苏共垮台丧失执政地位这一发生在20世纪末的重大世界性事件，其后果及历史教训，成为世界各国政党及理论工作者研究社会主义前景和实践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党员队伍建设尤其是党员队伍管理这一视角切入，以苏共作为历史的镜子，从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政治与道德素质以及党员队伍规模等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从中总结出在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党员队伍建设方面的镜鉴和启示。

一、苏共党员队伍管理分析

（一）理想信念动摇。理想信念主宰人的心灵世界，制约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共产党人而言，就是精神之“钙”。苏共后期，尤其在戈尔巴乔夫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呈现不断弱化的趋势，党内出现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声音，导致苏共党员思想日益涣散，理想信念不断动摇，最终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垮台。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建过程中的错误理论为苏共的垮台埋下了隐患，促成了苏联的解体。

检视戈尔巴乔夫的执政历程，不难发现他对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所作的原则性修改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即以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为开端，通过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再到1991年的七月全会。先是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但仍未忽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辩证法；继而宣称打破意识形态领域的垄断主义色彩，对不同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形态采取容忍的态度，将“全人类价值”纳入苏共的指导思想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1]，最终迈出了苏共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性一步。

概而言之，苏共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到逐渐开放意识形态领域，直至放弃了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彻底破坏了党的指导思想。苏共的最高理想，也由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蜕化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党员的政治主张可以与党的路线方针不一致，并允许自由表达、发表与党的政策不同的意见。这一变化，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众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潮，甚至在苏共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许多苏共党员的理想信念逐渐丧失，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被公然抛弃，甚至走向了反面。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败退被公认为是导致苏共解体的重要原因。

（二）先锋模范作用消退。先锋模范作用是党员在生产、工作、学习和一切社会活动中，通过自己的骨干、带头和桥梁作用，影响和带动周围的群众共同实现党的纲领和路线。可以说，先锋模范既是一种政治素质，也是一种优良作风，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对每个党员的基本要求。

回顾苏共历史，其优良作风的蜕化变质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加重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彻底变质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党的作风建设逐渐弱化，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逐渐演变，脱离群众的现象逐渐加重。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浓厚，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严重，腐败、享乐现象蔓延。”[2]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彻底否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抛弃了党的群众路线与组织路线，组织建设日益减弱，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幅下降，党员队伍素质也不断下滑。

在苏共后期，一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群体不断滋长，因为他们掌管着某些直接的权力，所以被称为“官僚特权阶层”。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大搞团团伙伙，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崇尚权力，滥用权力，独断专行，践踏民主。在特权阶层中“官本位”思想广为流传，而这一阶层主要来源于党政干部队伍——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人们为了升官发财施展各种手段，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苏共的威信和声誉直线下降。

（三）政治与道德素质倒退。苏共后期，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日趋淡薄，甚至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员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远离了战争和生死的严峻考验， 党内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削弱，“这些人已不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己经淡薄”。[3]尤其在官僚特权阶层逐渐兴盛的时期，个人享乐主义思想在全党范围盛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疏离。

与此同时，党员队伍的道德和生活作风也出现了全面的倒退。苏共的高级干部在人民面前高喊社会公正、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在行动上却或鲸吞或蚕食人民的利益，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谋取各种特权待遇，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前苏联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在其著作中写道：“特权腐败在苏联不仅造成了物质资源的大量浪费，道德上的损失就更为惨重——社会分化加剧，经常遇到磨难的大多数人对那些不仅享受福利照顾而且享有种种特权、任意攫取不义之财而又逍遥法外的‘上流人物的憎恨之情与日俱增，埋下了社会冲突的地雷，党、政府、整个领导层的威信下降。”[4]

可以说，苏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表现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作风形象，与后期出现的众多的贪腐现象形成了强烈对比，苏共对人民的美好许诺与人民的所见所闻不啻为天壤之别，各级领导干部不再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先锋和模范，而蜕变为高居于人民之上、对人民颐指气使的官僚。为人民群众利益而奋斗的思想淹没在党员干部为自己谋升官发财、享受各种特权待遇的个人动机之中，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崇高道德要求在特权阶层的丑陋嘴脸面前黯然失色，苏共的执政合法性遭遇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