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春

(江苏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一座女人的“纪念碑”
——阿赫玛托娃《安魂曲》与俄罗斯古典“纪念碑”诗歌传统

董春春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纪念碑”诗歌源远流长，它不仅具有主题的意义，而且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独特的诗学特征。历经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普希金三位大师的艺术加工，俄罗斯形成了“纪念碑”的诗歌传统，滋养了20世纪的众多诗人继续发掘升华。在《安魂曲》一诗中，有别于俄罗斯古典“纪念碑”诗歌，阿赫玛托娃以其女性的视角，赋予“纪念碑”独特的内涵，以沉着有力的笔端树立了一座“母亲的纪念碑”、“民族的纪念碑”，彰显了独特的女性话语。

关键词：《安魂曲》； 纪念碑； 女性视角

诗人的使命和诗歌的不朽在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只要诗歌尚存，这一问题就会引发诗人们不断地思考追问。有关自我创作的告白早在古希腊诗歌中就已孕育，并形成了抒情描绘“纪念碑”的传统，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诗人中绵延不绝。“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在其悲情长诗《安魂曲》中继承了这一传统，她从19世纪俄国古典“纪念碑”诗歌中汲取养料并发展创新，在男性主流话语中书写了一部女性自传体，在“诗人纪念碑”林立的广阔文学园地建立了一座专属于女人的“纪念碑”。

一、“纪念碑”诗歌诗学特征

“纪念碑”诗歌起源于贺拉斯(公元前65年—公元前8年)的一首颂诗《纪念碑》，从其开创至今日已两千余年，历经各时代诗人的不断挖掘，已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纪念碑”诗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单单指以“纪念碑”命名的诗歌，还包括许多虽不以“纪念碑”命名，但却是其变体的诗歌作品，如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纪念碑”(《放开喉咙歌唱》,1930)、斯卢兹基和斯麦利亚科夫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斯卢兹基《纪念碑》，1965、斯麦利亚科夫《纪念碑》，1946)等。“纪念碑”诗歌有独特的诗学特征。首先，“纪念碑”诗歌具有主题的意义，“它作为饱含特定意蕴的情意载体最初进入本文构思里，又与随机性的情境组合建构成具体的作品，将作品送入主题的长河中”[1](P29)。其中，对自己成就的肯定、后代人的缅怀、个人的永生以及树立纪念碑的地域是最常见的情节。但在不同时期，“纪念碑”诗歌的情节会有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的艺术形式。其次，“纪念碑”诗歌又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这是一种合成的体裁，既包括直接相关的回忆录体裁结构，这种体裁具有悼词、挽歌、庄重的哀歌等主题-语体元素，又包括其他的如同祈祷诗、慰藉诗、图像化诗、遗嘱诗等间接相关的体裁”[2]。

长诗《安魂曲》依次由1961年创作的《题词》(《我们没有白在一起过苦日子》中的一节)、1957年完成的散文体《代序》、以及1935—1940年间创作的14首短诗组成。诗人采用回忆录体裁常用的倒叙的叙述方法，将这段封存的记忆开启，诗中多次出现了“память”“вспоминать”等表示“记忆”的词汇。除具备回忆录的体裁形式外，诗中还出现了哀歌、悼词、祈祷诗中经常使用的表示“哀号”“哭泣”“死亡”“追悼”“祈求”意义的词汇，如“на выносе”“плакать”“выть”“кончаться”“кричать” “рыдать”“молиться”“мольба”“поминальный час”等，而长诗的俄文标题“реквием”本身就是“挽歌”的意思。

长诗《安魂曲》的“纪念碑”主题出现在《尾声》的第二部分：

而未来的某一天，在这个国家，∕倘若要为我竖起一座纪念碑，∕我可以答应这样隆重的仪典，∕但必须恪守一个条件∕不要建造在我出生的海滨：∕我和大海最后的纽带已经中断，∕也不要在皇家花园隐秘的树墩旁，∕那里绝望的影子正在寻找我，∕而要在这里，我站立过三百小时的地方，∕大门始终向我紧闭的地方。∕因为，我惧怕安详的死亡，∕那样会忘却黑色玛鲁斯的轰鸣，∕那样会忘却可厌的房门的抽泣，∕老妇人像受伤的野兽似的悲嗥。∕让青铜塑像那僵凝的眼睑∕流出眼泪，如同消融的雪水，∕让监狱的鸽子在远处咕咕叫，∕让海船沿着涅瓦河平静地行驶。[3](P326)

不难发现，《安魂曲》一诗无论是作为包含了树立“纪念碑”，讲诉个人生平等情节的叙事诗，还是作为以实现诗歌主题为定位的体裁的混合体，都体现了对“纪念碑”诗歌传统的延续。

二、俄罗斯古典“纪念碑”诗歌

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普希金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首同名诗歌《纪念碑》，揭开了俄罗斯“纪念碑”诗歌的序幕。在这三首《纪念碑》中，诗人们都肯定了自己及本人诗歌创作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们深知诗人的“纪念碑”不仅仅是后人树立的，也是诗人用自己的每首诗、每句诗行为自己树立的。他们彰显自己引以为豪的诗行，坚信自己将永恒不朽、万古流芳。

第一首俄罗斯的《纪念碑》是罗蒙诺索夫在1748年创作的，该诗是对贺拉斯颂诗的翻译，以五音部抑扬格写成。

1796年杰尔查文继续这一主题，创作了《纪念碑》一诗：

我为自己树起一座宏伟、永恒的纪念碑，∕它比钢铁还要硬，比金字塔还要高；∕无论是飓风，还是迅雷，还有那飞逝的时间∕都不能将它摧毁。∥对！我不可能就此死去：我命大造化大，∕我将永垂不朽，死而复生。∕我的荣誉将与日俱增，绝不会衰退，∕直到最后一个斯拉夫人还崇拜我。∥关于我的传说将从白海传到黑海，其中包括∕伏尔加河、顿河、涅瓦河以及从利菲依流出的乌拉尔河；∕数不清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将记得∕我是怎样从无名小卒成为知名人士的：∥因为我敢于第一个用奇妙的俄语赋诗，∕歌颂菲力查的美德；∕因为我敢于第一个推心置腹地谈论上帝，∕面带微笑对沙皇道出真情。∥啊，缪斯！对于理应归你的功勋你应该引以为豪，∕谁鄙视你，你应该毫不留情地蔑视他；∕然后用自由、轻快的手将永不消失的朝霞∕当作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4](P91)

该诗是对贺拉斯颂诗的自由改写，但杰尔查文并未重复前辈的思想，而是表达了自己对诗人和诗歌的独到观点。杰尔查文认为，不热爱艺术的人不具备真善美的品质，对周围人的喜乐哀愁漠不关心。这些人“不会为之触动心灵，∕无论寡妇的眼泪，∕还是孤儿不幸的呻吟；∕哪怕世界陷入一片血泊，∕也只有他一人幸福。”(《致热爱艺术者》，1791)他认为，艺术和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传播教育和培养对美的热爱，表达对社会中不幸者的同情甚至爱，改正恶劣的风俗，宣传真理和公平。正是基于这一点，诗人才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做出了肯定的评价。他将自己的创作比作“宏伟、永恒的纪念碑”，诗人同时运用夸张与比喻的手法，声称“它比钢铁还要硬，比金字塔还要高”。诗人的“纪念碑”是被后代铭记于心的作品堆砌而成，因此将其比喻为金字塔、钢铁显然是从外形而言的，实际上影射的是其转义，即创作的重要性、艺术作品的永恒不朽。

“杰尔查文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特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5](P58)，该诗从现实生活角度出发，以真诚的语气阐述了诗人的基本义务：敢于歌颂叶卡捷琳娜的美德，不用谄媚的崇高音节、而是以“朴实的音节”；敢于“推心置腹地谈论上帝”；能够“面带微笑对沙皇道出真情”。他对女皇的夸赞并不是谄媚，而是这些品德确是女皇具备的；他是专制制度的忠实追随者，但也要勇敢地对沙皇和官员道出哪怕是痛苦的真相。杰尔查文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公民精神的诗歌作品才是永恒不朽的，其创作者才可以“将永不消失的朝霞当作桂冠戴在自己的头上”。

1836年，在去世的前一年，恰似对自己诗歌道路的总结，普希金创作了《纪念碑》一诗：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不，我不会完全死亡——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是芬兰人，∕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我所以永远能为人民敬爱，∕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哦，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旨意吧，∕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更无须去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6](P163-164)

霍达谢维奇认为，这首《纪念碑》是对德尔维格《两个亚历山大》一诗的回应，在该诗中，德尔维格预言，亚历山大一世作为国家领导人将使俄罗斯闻名天下，而亚历山大·普希金将作为伟大的诗人为俄罗斯增光。然而后来，如我们今日所听到的，19世纪初期被称颂为“普希金时代”，而非“亚历山大一世的时代”。

从主题和结构来说，该诗与杰尔查文的《纪念碑》颇为相似，但在形象层次上与前者大为不同。该诗以历史运动背景下普希金的命运为情节展开，有着对当时时代、作者本人同沙皇及上流社会的关系、对战胜专制制度的痛苦思考，以及对不可及的自由的争取。诗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知、对沙皇政权的鄙夷、对强大诗语的信心、以及对俄罗斯的无比热爱。

同杰尔查文相比，普希金第一句中出现的“非人工的纪念碑”“民间小路”“亚历山大纪念柱”强调了其诗歌创作的人民性，他是人民的先知，代表的是人民的声音，作者清醒意识到面对人民应尽的责任，要用自己的创作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树立比“亚历山大纪念柱”还要高的“非人工”的纪念碑。普希金认为，他的永恒不朽、人民对他的热爱，首先源于其创作的崇高人性，“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其次在于其对自由的宣扬，“在我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再次，在于诗人为十二月党人的辩护，“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和同情”。普希金确立了民族理想与个人理想的统一，他认为，缪斯应坚定地追寻真理，忠诚地服从于真、善、美和公平，而不是为了追求“桂冠”。

三、《安魂曲》——女性自传体的书写

阿列克谢耶夫认为，“‘纪念碑’是自画像的诗”[7](P253)，从上述“纪念碑”诗歌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古典“纪念碑”诗歌主要围绕诗人自己的创作、诗人与读者、政权的关系而展开，带有鲜明的自传性质。长诗《安魂曲》也记录了诗人不幸的人生经历，其自传性、真实性在诗歌中同样清晰可见。然而，与杰尔查文、普希金等古典“纪念碑”诗歌不同，《安魂曲》以其细腻的女性叙事和宏大的历史叙事对传统“纪念碑”诗歌做出了革新，该诗并非只是继续“纪念碑”体裁传统的文学程式化，而是一部传达女性声音的女性自传体。

首先，传统“纪念碑”诗歌以男性的视角为出发点，讲述自己的成就，充满男性的自信与乐观。杰尔查文向读者汇报了其在运用奇妙的俄语音节赋诗和在与沙皇推心置腹地谈论真理等事情上的功绩，普希金的诗歌在规模上则更加宏伟，它是写给整个“月光下的世界”。而在《安魂曲》中，没有对自己诗歌成就的肯定，阿赫玛托娃主要从女性的视角审视自己作为母亲的伟大，因此，诗人并不希望将自己的纪念碑建立在故乡，抑或是青春的启蒙地，而是在这个她久久站立了三百个小时、隔绝了她与儿子的监狱外。与杰尔查文、普希金“诗人的纪念碑”相比，阿赫玛托娃更希望人们为其树立一座“母亲的纪念碑”。此外，杰尔查文、普希金都沿用了贺拉斯关于诗人的永恒不朽、不被自然力和时代潮流所裹挟的内容，都以“我不会死去”为句式表达乐观的人生态度。而《安魂曲》中阿赫玛托娃的永生却是通过“青铜塑像的眼泪”的象征来展现，与阳光的普希金不同，这里更多的体现了一位受尽苦难屈辱的母亲的悲痛。

其次，与杰尔查文、普希金的“纪念碑”相比，阿赫玛托娃的“纪念碑”是国家命运的浓缩，是一段历史的见证。阿赫玛托娃通过自己女性的视角审视外部社会，记录了苏联时期的“黑铁时代”。《代序》中交代的创作缘由，以及《献词》中出现的人称代词“我们”和《尾声》中“我也并非是为自个儿祈祷，∕而是为一起站立的所有人祈祷”[3](P324)，展现了一个千百万母亲的缩影。而长诗第十首短诗《钉上十字架》借助《圣经》中“耶稣受难”的典故更充分描述了民族的悲剧、广大人民的共同悲哀：“玛格达琳娜战栗着悲恸不已，∕亲爱的信徒如同一具化石，∕母亲默默地站立的地方，∕谁也不敢向那里看上一眼。”[3](P323)因此，监狱外的“纪念碑”不仅是为诗人自己而树立，也是为所有经历同样命运的母亲所树立，更是为悼念受难的俄罗斯所树立。可以说，《安魂曲》中“纪念碑”较之俄罗斯古典“纪念碑”在自传体的基础上内涵更为深远，同时，代表所有受难母亲的声音、宏大的历史叙事也有力地增强了特定时代女性的话语权。

最后，从艺术形式来看，《安魂曲》一诗继承了民间哀歌的体裁，回旋着悼亡、送葬的旋律。为适应事件的发展，阿赫玛托娃运用了不同的音律和音步，修饰语大抵暗淡低沉，以衬托母亲悲恸的内心，如Русь “безвинная(无辜的罗斯)”，тоска“смертельная(致命的忧悒)”，столица “одичалая(荒凉的首都)”，пот“смертный(死亡的汗液)”等。而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普希金的《纪念碑》则为颂诗体。杰尔查文的《纪念碑》采用абаб的交叉韵，六音步抑扬格使语调和缓、庄重，与主题的重要性相吻合。为赋予诗歌崇高感，诗人运用了“чело(额头)”，“возгордись(引以为豪)”，“возгласить(歌颂)”，“дерзнул(敢于)”，“неисчетных(数不清的)”等崇高体词汇以及“рукой неторопливой(轻快的手)”，“сердечной простоте(推心置腹地)”，“заслугойсправедливой(理应归你的功勋)”，“памятник чудесный，вечный(宏伟、永恒的纪念碑)”，“гром быстротечный(迅雷)”等修饰语；普希金的《纪念碑》同样借助了斯拉夫语“воздвиг(建立)”，“главою(头颅)”，“тленья(腐朽)”，“пиит(诗人)”，“сущий в ней язык(现存的语言)”，“веленью(旨意)” 等，无论选词还是语调上，该诗也都具有庄重、高雅的色彩，体现了在历史长河中万古流芳的民族公民诗人的崇高感。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古典“纪念碑”诗歌的根基之上，阿赫玛托娃凭借其女性的视角，在《安魂曲》中塑造了一座较之“诗人的纪念碑”更加沉痛、更加深沉的“母亲的纪念碑”、“民族的纪念碑”，诗人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悲剧结合在一起，使“纪念碑”的内涵极大地扩展，成为特殊历史时代的记忆。

参考文献：

[1]王立.从复仇文学主题看复仇动机的创奇质素[J].山西大学学报，2000，(2)：27-30.

[2]Жиляков С. В. Жанровая традиция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Памятника” в русской поэзии XVIII-XX вв[EB/OL]．http://cheloveknauka.com/zhanrovaya-traditsiya-stihotvoreniya-pamyatnika-v-russkoy-poezii-xviii-xx-vv.

[3]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阿赫玛托娃诗选[M]. 汪剑钊，译.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5.

[4]季元龙.俄罗斯诗歌中的“纪念碑”情结[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90-93.

[5]曾思艺.现实生活中的人之歌——杰尔查文的诗歌创作[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3)：58-63.

[6]普希金.普希金诗集[M].戈宝权，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7]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Пушкина ≪Я памятник себе воздвиг≫.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C]// Алексеев М. П. Пушкин и мир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Наука，1987.

A Woman’s Monument——Akhmatova’s Requiem and Classical Russian Monument Poetry

DONG Chun-ch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The monument poetr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it presents not only thematic meaning， but also a kind of independent genre， which has unique poetic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Lomonosov， Jerchavin and Pushkin， Russian poems have formed an tradition of the monument poetry，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twentieth-century poets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sublimate. In the poem of Requiem， unlike the classical Russian monument poetry， Akhmatova gives the monument a unique connotation from female point of view. With a serene and powerful pen， the poet erects a mother’s monument and a national monument， and shows the unique female discourse.

Key words：Requiem； monument poetry； female point of view

收稿日期：2016-03-24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4XWR001)

作者简介：董春春(1986—)，女，山东沂水人，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I5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6)03—001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