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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文同知洋州94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6-04-13庆振轩孙启祥

关键词:汉中苏轼研究

庆振轩, 孙启祥

(1.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汉中市档案馆, 陕西 汉中 723000)



纪念文同知洋州94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庆振轩1, 孙启祥2

(1.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汉中市档案馆, 陕西 汉中 723000)

北宋著名诗人、画家文同于神宗熙宁年间曾先后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知洋州(今陕西洋县)5年多时间,在兴办教育、修葺城垣、剿灭盗患、减轻徭役等方面政绩卓著。为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弘扬清廉务实社会风尚,由陕西理工学院、汉中市档案馆主办,汉中市档案学会、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汉中市陆游学会、洋县档案学会共同承办的“历史档案与文化传承——纪念文同知洋州94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6年4月23日至24日在陕西省汉中市举行,国内外高等院校、文博馆所、档案局馆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80篇、书画作品5幅。其中,关于档案方面的文章20篇,关于文同生平事迹和宋代其他人物、事件的论文60篇。复旦大学教授蒋凡、兰州大学教授庆振轩、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胡大雷、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三野丰浩、台湾东吴大学副教授林宜陵等作大会专题报告。中共汉中市委常委、秘书长牟晓非,汉中市副市长周景祥,陕西理工学院院长何宁等参加会议。陕西省档案局局长王建领、副局长解华波和汉中市市长王建军等提交了文章。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南京大学教授莫砺锋和文同研究的里程碑著作《文同全集编年校注》作者之一、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罗琴等书面向大会表示祝贺。

这次研讨会是几十年来首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文同研究纪念盛会,少长咸集,胜见迭出,学术气氛浓厚,达到了交流见解、繁荣学术、促进文化发展的预期目的。在论述文同与其时代、生平直接相关的60篇文章中,以探讨文同政治理念、道德人品、文学艺术成就和汉中经历及其影响为主,研究其生活情趣、结士交友、传世作品的也有一定分量,内容丰富,视角和方法多元,不同观点碰撞,对于今后的文同研究和汉中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

(一)对文同政治思想、道德人品、施政实践的研究评价既有延续,也有突破。文同一生经历了庆历党争、新旧党争,在政治生态日益恶化之际,坚持“上坚报国之心,下固立身之节”之原则,始终忠于职守,为民请命,赢得了当时和后世的高度肯定。古人谓其“操韵高洁”,“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今人延续了这类评价并有所拓展。白振奎《“中道”的政治智慧——对文同在熙宁变法期间政治态度与政治实践的考察》和王伟《党派与地域视角下文同诗歌研究探微》指出,文同在熙宁变法期间的政治态度,既不属激进的改革派,也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对新法既不公开反对,也不投机攀援,而是采取不偏不倚、不急不缓的“中道”(中间之道)、中庸之道坦然面对。王伟认为文同的谨言慎行深受蔡襄、范仲淹、欧阳修等前贤的影响。白振奎并进一步用文同以“咏史”诗影射批评新法苛政和任职期间兴利除弊、对新法加以纠偏的“中正之道”论述其“中道”,将文同归之于“极少数的第三者类型”。马强《文同仕宦汉中时期的理政实践与政治心态》认为,文同对变法持回避、保留态度,其政治思想倾向于司马光、苏轼等保守派。孙启祥《论文同诗歌的人民性》认为新法的许多措施,与文同主张“养民厚俗”、“宽而明”的为政为官理念相悖,因此,文同对新法既勉强推行,又心生赍恨,甚而诅咒。在以往研究新旧党争的论著中,大多关注新旧两党的政治理念与施政效果,较少有人关注中间派或中间地带人物的作为和政治态度,白振奎、王伟等人的文章,为全面研究王安石变法时期的政治生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同的道教、佛教倾向和“竹君”观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话题。武玉秀《文同佛道思想研究》认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生活理念贯穿文同一生,他尽管出仕为官,而日常生活又以释道思想来陶冶情操,洗濯尘缘,顿悟人生。施权新《文同在蜀州——兼及其和赵抃的交往》探讨了蜀州经历对文同道教思想形成的影响。王致涌、朱秀芳《试析宦游汉中两位宋代名人的托物言志——文同、陆游的竹、梅情结》和刘晓凤、李霞锋《蜀中名士文与可——兼论对苏轼影响》两文,论述了竹、梅的特性和画竹对文同品格的影响。李剑清《景观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景观化深度开发——以“筼筜谷”与文与可“偃竹”精神的互动为中心》,将文同的“偃竹精神”概括为“操韵高洁”的人格追求,“曲而不屈”的生命精神,“清挺廉直”的名节意识,认为文同从偃竹中悟出的这些个性精神在其政治生涯中自始至终都得到体现。姚远《文同之自然观与科技事物写意》在肯定文同汇通儒释道的同时,认为文同具有对神怀疑、质疑、质问和谴责为主的自然观,他对数学、天文、地理、机械、中医药等的记述,反映了其文理融通的笔触。李静《对文同研究的思考》和沙建国《文同研究刍议》两篇文章,对文同研究做了归纳和评价。李静梳理、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同研究成果,对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二)对文同诗文书画创作的专题研究异彩纷呈。文同具有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谓其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本次研讨会有多篇文章论述文同的散文、辞赋、诗歌、书画创作,进而探讨文同诗画人生之情趣。何增鸾、李清锐《文同概论》和刘泰焰、刘永文的《诗书画大师文同》两文,在对文同的诗、画、文章、书法成就高度评价的同时,对其环境、经济观也给予肯定。缐仲珊《处在变革中的散文创作——从文同的“记”体文看宋代散文的蜕变》提出了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基本完成散文手法在骈散之间转换等变革之后,文同等非主流散文作家的创作仍然处在追随状态中的观点。许松、高晓波《文同辞赋风格论》指出,文同的辞赋创作不同于当时辞赋创作的主流,具有情感炽烈、想象瑰玮、屈庄兼摄的特色。林宜陵《文同所处北宋君主政令对当代文风的影响》讨论了政治生态变化与散文创作的关系。孙启祥《论文同诗歌的人民性》对文同诗歌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从题材、内容、风格、艺术渊源、生活体验等方面论述了其人民性特色。许净瞳《从文同诗看北宋士大夫的雅趣生活》和李宜蓬《从<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看文同的文人雅兴》,通过对文同诗作中显现的游历山水、出入寺院道观、交游僧道、寄兴碑砚书画等生活状态,论证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情趣。米晓燕《文同与苏轼兄弟赠答诗简论》、伍联群《文同蜀道诗略论》、关宁《文同行旅诗探析》、徐向阳《仕宦与达观:文同汉中诗作呈现的审美视界》、安朝辉《文同咏花诗简论》、王伟《党派与地域视角下文同诗歌研究探微》、付兴林《文同昭君诗的创作特色及文学地位》等,分别对文同的赠答诗、行旅诗、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进行了研究。伍联群认为文同的蜀道诗并非全是山峦林泉之音,而呈现出清丽潇洒、劲健平和的风格特征。付兴林认为文同的《昭君诗四首》具有诗化历史与传说、构思严谨、感情浓烈、语言晓畅等特色,艺术表述逊于白居易、王安石同类题材诗歌,但高出苏轼一筹。

文同所创“湖州画派”开文人写意画之先河,其书法创作也自成风格,在艺术史上有崇高地位。胡大雷《文与可画竹与其人品——兼论艺术与人品的双向造就》通过分析认为,文同的墨竹是其劲节与虚心的集中体现,其人品人格造就了艺术,成就了艺术,而艺术也成就了其人品人格。周郢《文同<竹溪六逸图>与历代竹溪图绘》通过梳理历代“竹溪图绘”之源流,论述了文同《竹溪六逸图》蕴含的隐逸情结。陶喻之《关于文同的墨迹、墨竹及其他》和刘新岗《斯人已去千载,墨竹励人百代——文同两幅<墨竹图>赏析》,通过第一手资料,展示了文同书画作品的存世现状,并做了识真辨伪、分析鉴赏。

(三)对文同汉中宦途及与汉中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焦点。从熙宁五年至熙宁十年(1072-1077)在今汉中为官的5年多时光,是文同生命的暮年,也是其政治生命的黄金时期和成熟时期,在其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马强《文同仕宦汉中时期的理政实践与政治心态》,邵金金、白丽艳《文同的精神困境与突围》和卓敏敏、冷江山《从诗文看仕宦心态——文同知洋州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三文认为,兴元府、洋州的仕宦生涯,既是文同一生最为重要的政治实践阶段,也是其政治失意和仕途失望的顶峰,故而走上钟爱山水、道法自然、向往“吏隐”之路,在精神困境当中实现自我突围与超脱。马强还分析了文同仕宦汉中的历史背景,论述了文同在汉中保境安民、兴办教育、增修城池、兴利除害等方面的贡献。王景元《清贫太守文同》、李青石《文同与洋州茶事》和郭荣章、郭晓文《文同的人品及其对洋州的依恋探述》等文章,也概括了文同在兴元、洋州的德政。王伟《党派与地域视角下文同诗歌研究探微》、李青石《文与可诗画汉中情》和史继东《文同吟咏“汉中”诗探析》等文章,对文同吟诵张骞、李固、赵壹、崔觐等汉中历史名人的诗作做了解读,观点有同有异。王伟把文同对几位汉代人物的接受视角放在北宋朋党之辨、功名价值观的大背景下研究,认为文同对张骞、李固、赵壹等的褒贬取舍“由己不由人”,呈现出不同前代,也不同于汉中本土的批判性价值,充分表现出“他者”与“本我”在汉中地方历史文化接受上的巨大差异与张力。徐向阳《仕宦与达观:文同汉中诗作呈现的审美视界》和宫臻祥、王欣星《文同“汉中诗”的地域文化意义》,认为文同在汉中的诗、画成就与汉中优美的自然环境有着重要的关联。宫臻祥、王欣星的文章和梁中效《文同和汉中文化》,还论述了文同的汉中经历及汉中诗歌对汉中文化的价值。朱明伦《文同汉中诗的一大特色:清》、李青石《文与可诗画汉中情》和周吉灵《文同诗魂耀兴州》等文章,分析鉴赏了文同吟诵汉中的诗歌。

(四)对文同交游的研究涉及面宽、内容宽泛。文同“自念性偏僻,凡取交游最精慎”,他交游广泛,但颇重取舍,与其交往的士大夫以方正饱学之士为多。张海、彭清宜《赵抃与三苏、文同交游考》,施权新《文同在蜀州——兼及其和赵抃的交往》,刘晓凤、李霞锋《蜀中名士文与可——兼论对苏轼影响》和邹阳、杜学林《鲜于侁生平交游及诗歌创作述略》等文章,论述了文同、赵抃、三苏、张中理父子、阎颙、鲜于侁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展示了从不同侧面观察、从不同人物心中笔下认知的文同形象。李如冰《文同交游考二题》考证出文同诗歌中的“吕令”、“吕微中”即元祐宰相吕大防,“石屯田”即魏人石起,而前人注释文同诗时未得其详。庆振轩、丁沂璐《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厘清了一个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即苏轼与文同并非表兄弟,苏轼自称“从表弟”是基于志趣相投的以示亲近(此说与莫砺锋教授致研讨会贺信中苏轼对文同“尊之为兄”的表述契合),不可坐实。

文同一生,与苏轼有忘年之交,亦师亦友,亦兄亦弟,挖掘二人交往的内涵,比较二人仕宦心态、诗文创作异同是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庆振轩、张馨心《苏轼诗文中的文同记忆》从文同对苏轼在政治生态恶化时的告诫、文同对苏轼文艺思想的影响、苏轼诗文对文同人格精神的追慕三个层面,论述了二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和拳拳友情。蒋凡《超然台上超然乎?——文同<超然台赋>与苏轼<超然台记>评议》认为文同的《超然台赋》暗含着对苏轼的劝诫,而苏轼在密州虽然作有《超然台记》,却并未完全超然,因为此时他尚未经历后半生诸多的坎坷苦难,超然思想尚未最后形成。乔云峰《论苏轼、文同<洋州园池三十首>的异同》、李宜蓬《从<守居园池杂题三十首>看文同的文人雅兴》和米晓燕《文同与苏轼兄弟赠答诗简论》等文章,对文同、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和其他赠答诗进行了研究比较。文师华《性情平和艺境超逸——从苏轼诗文中看文同的性情品德和文艺成就》认为,苏轼笔下的文同,画竹“成竹在胸”,能进入“身与竹化”、物我合一的境界,其对文同人品、才艺和墨竹特点、画竹理论的评价,成为《宋史》以及后人评价文同的重要依据。梁中效《三苏父子的蜀道之旅及其影响》和孙启祥《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的艺术特点及影响》两篇文章,则研究了苏轼的生平和相关著作。

(五)对文同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文同接受史的研究亦有显效。会议就相关资料的发现和研究文章不多,却有创见。王浩远《文同洋州诗与<古洋遗响集>》对稀见古籍《古洋遗响集》的版本及编纂年代做了考证,并对其所收诗文与其他版本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三野丰浩《关于<宋诗钞初集>所辑录的文同诗》对清人编纂的《宋诗钞初集》中《丹渊集钞》辑录的81首文同诗与《四部丛刊初编》中《丹渊集》收录的862首文同诗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丹渊集钞》中的文同诗就是文同整个诗歌世界的缩图,其特色是端正、理智、清洁、文雅。庆振轩、丁沂璐《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对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创作,剔除重复,查漏补缺,得出86首(篇)的最新数字,比此前罗琴教授统计的79首(篇)多出7首(篇)。刘继增《漂泊海外的宋刊<东坡集>回“家”——徐州老土捐赠日藏宋刊<东坡集>管窥》介绍了号徐州老土的张振刚将日本公文书馆所藏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仿印赠国内博物馆,使世上仅存的四套宋刊《东坡集》残帙在国内得以“合璧”的经历。梁中效《文同时代的兴元府与洋州》和姚诗聪《<文公(同)墓志铭>所见史料》,也做了文献的考镜源流。郑永晓《文同对陶渊明的接受及在宋代文化史上的意义》探讨了文同对陶渊明思想和诗歌创作的接受及其意义。丁俊丽、彭春艳《明代文同接受浅论》在对明代文同接受研究梳理出简要思路之后,提出应加强文同在宋代以及后世的传播接受研究。

(六)对宋代其他人物、事件的研究具有新材料、新观点。梁中效《文同时代的兴元府与洋州》勾勒了北宋兴元府、洋州的城池建设及经济社会状况。蔡东洲、胡宁《宋蒙(元)战争时期的洋州》考证了洋州成为蒙古侵略军翻越米仓山攻打南宋的重要基地后,两次被攻破,先后侨置于通江得汉城和达州龙爪山的复杂历程。李勇先《试论<舆地纪胜>在研究洋州史地方面的价值》分析了《舆地纪胜》关于洋州政区沿革、古道、园林、民俗、文物、人物方面的记载及其史料价值。马强《北宋兴元府通判贾公直家世、仕宦考略》根据新近出土的《贾公直墓志》,考证出北宋时曾任兴元府通判,且在褒谷石门留有题名的贾正之(公直)系范仲淹外孙辈中唯一有史可考者,从而为研究范仲淹祖孙三代在西部地区的政治作为(范仲淹康定初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其子范尧夫熙宁时曾任成都转运使)提供了新资料。王使臻《对一卷敦煌所出北宋历史档案的解读》,对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1年)一件官方档案认真研究,加以系年,对宋代敦煌地区的“打颙”等民俗文化进行解读,颇有新意。杜小安《论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的关系》归纳了前人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的负面、正面两方面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左汤泉《从一方摩崖石刻看宋代的茶马互市》,冯岁平、何健《南宋<乾明寺记>考察与研究》,黄建中《南郑真身洞宋代摩崖石刻》和秦越雄《南宋吴忠嗣墓考察纪实》几篇文章,通过对宋代碑石资料和其他历史资料的研究,还原了一些历史真相。

文同在世的宋代,就存在其诗名为画名所掩、对其评价出现偏好等问题。近千年后研究文同,感到此类问题依然严重。李静《对文同研究的思考》对近40年有关文同及相关研究进行检索梳理,发现学界及相关方面对于文同的研究关注远远不够;而据《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12-2013),两年之间,研究文同的仅有两篇论文(马郁《文同及其诗歌研究》、喻世华《亦师亦友亦兄亦弟——论苏轼与文同的忘年交谊》)。此外,如何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认识评价文同,也不是一两次学术会议所能办到的。而在文同家乡四川盐亭县,则存在文同研究人员青黄不接,文同研究机构和纪念场所不能及时健全,1985年整修的文同墓地日渐荒芜且碑文不合乎规范等问题,与文同生前的地位和贡献极不相称。这些学术和社会问题,说明文同研究任重道远,需要各个方面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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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936(2016)04-005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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