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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对刘大任文学创作的影响

2016-04-13姚嘉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美国休斯敦77077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姚嘉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美国 休斯敦 77077)



“保钓”运动对刘大任文学创作的影响

姚嘉为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美国 休斯敦 77077)

摘 要:作家刘大任因积极投入20世纪70年代的北美留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而影响其之后的人生走向的,他最终在文学写作中寻到安身立命所在。刘大任的小说除了反思中国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的历史经验之外,还表现离乱忧患中的人生与人性。他的散文评论等亦见深厚功力。

关键词:刘大任;保钓运动;《远方有风雷》;《浮游群落》;运动文学;园林文学

引文格式:姚嘉为.“保钓”运动对刘大任文学创作的影响[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2):50-54.

一、为“保钓”狂飙的岁月

1970年,美国宣布将钓鱼岛作为琉球行政管辖权的一部分归还日本,引发了海内外的保卫钓鱼岛运动(以下简称“钓运”或“保钓”),尤以北美地区为烈。这一爱国运动如野火燎原,燃烧各校园,留学生们组织读书会、举办国是座谈会、在六大城市同步举行示威游行,刻钢板油印的“保钓”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71年3月,五百多位学人与留学生上书总统;4月10日四千余人在华盛顿举行的总示威把“钓运”推向了最高潮;5月4日前后,各校园举办“五四”纪念活动,留学生把“钓运”称为“海外的五四运动”。

1971年9月在密歇根安娜堡举行的第二次全美国是大会①安娜堡全美国是大会是北美保钓运动左右派分裂之始,自此保钓运动转向中国统一运动。大会于1971年9月3日至5日在密歇根安娜堡举行,由密歇根大学保钓分会主办。美、加两地437人与会,半数为台湾留学生,余为香港与东南亚留学生。大会通过五项决议:1.反对任何“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阴谋;2.外国势力必须从中国领土(包括钓鱼岛)及领海撤出;3.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应由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自行解决;4.反对出卖中国领土主权的任何集团;5.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上,通过了一项五点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体中国人唯一合法的政府”。左右派正式分裂,中间派退出,右派另组“全美中国同学反共爱国联盟”,左派转为统一中国运动。此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急遽变化—大陆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问大陆等,保钓运动逐渐烟消云散。

“钓运”发生前,刘大任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下简称“伯克利”)的政治学博士生,正埋首图书馆研究20世纪40年代的香港《华商报》,准备以中国民主同盟中知识分子参政的惨败经验为题,写博士论文。“钓运”来了,他的研究室成了“保钓”总部,他从文学青年变成“保钓”领袖。

1970年8月,“钓运”萌芽之初,刘大任、郭松棻、唐文标等人在伯克利组织读书会,关心钓鱼岛问题。同年12月召开第一次“保钓”座谈,由刘大任主持;次年1月29日旧金山的“保钓”示威,由他带头;3月间,学人与留学生联名上书总统的请愿信,由刘大任起草;4月10日华盛顿的总示威,刘大任代表伯克利,专程前往参加。

当年在伯克利的一位友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刘大任:“他是第二度出国,年纪比我们大几岁,主修政治,政治理论的素养比我们高,文笔好,充满爱国的热情,很容易就成了领袖人物、柏克莱①即“伯克利”—编者注。的对外联络中心。他的政治意识高于社会意识,思想觉悟高。早年在台湾时,和一群有理想,有强烈民族感情,对现实不满,对前途感到彷徨苦闷的年轻人,包括陈映真在内,一起办读书会,办《笔汇》《剧场》《文学季刊》等杂志。他对于当时的白色恐怖早有认识,来到柏克莱,目睹美国校园的反战活动,“钓运”一来,苦闷便找到了出口。”②笔者2008年对当年的保钓人士刘虚心的访谈。

“保钓”风流云散后,一百多位“钓运”人士进入联合国,担任翻译的人最多,也有在其他部门服务的。后来有些人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执教,但绝大部分留在海外,自找生路。有些人生活安定后,到大陆去振兴教育、济贫,如滋根基金会。刘大任感叹道:“受‘钓运’影响的只有一点力量在台湾,从事社运,办社会大学,从事社会工作,还有工运。但是影响力非常微弱,只回去了十几二十人,其他的力量都没回去。”③笔者2008年在纽约州刘大任府上的专访。

二、进入联合国工作

投入“钓运”后,刘大任七八个月没去见指导教授,奖学金被取消了,马上面临学业难以为继的现实问题,这时传来了联合国招考外语翻译人才的消息。

1972年中共代表团进入联合国,由于第一代的外交官不谙外文—当时在“文革”期间,外语人才都被打入了“牛棚”,于是由联合国出面在欧美招考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人员。由于不希望招进国民党的人,周恩来便找“保钓”分子帮忙,说:“国际斗争的第一线,爱国学生一定要去!”刘大任当时没有奖学金,但仍在伯克利当讲师,生活勉强过得去。中共代表团到纽约后,找“保钓”分子通过私人关系找人报考。按照联合国的规定,职员必须持有会员国的有效护照,台湾已非联合国会员国,台湾来的人本没有资格应考,但中共代表团帮助他们通过各大学“保钓”行动委员会征召和推荐报名应考,刘大任觉得不支持就是不爱国,便去报考。

他说:“讲师不当了,博士也不要了,去联合国做翻译,都是为了国际斗争第一线!”④同③。

1974年他到大陆参观访问,感觉到了与自己想象的差距。1976年联合国在非洲成立环境规划署,他申请外放非洲,开始考虑安身立命的问题。

三、文学青年时期

刘大任于1956年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哲学系,比白先勇高一级,彼此并不熟。1960年左右,他替尉天骢的《笔汇》写译介文章,同时开始创作,发表短篇《大落袋》《逃亡》,散文《月亮烘着寂寞的夜》,新诗《溶》,作品风格虚无、前卫。

1962年他到夏威夷大学担任研究员,结识邱刚健。回台后,与邱刚健、黄华成、陈映真、陈耀圻、庄灵等合办《剧场》杂志。他与邱合译的剧本《等待戈多》在耕莘文教院演出,轰动一时。后来他和陈映真离开《剧场》,与尉天骢合办《文学季刊》,主张创作应与台湾现实生活结合。在《文学季刊》发表“斜阳”系列第一篇短篇小说《落日照大旗》后,刘大任前往伯克利留学,继续写表现台湾社会各阶层的“斜阳”系列,以及开始写海外华人的“昆虫”系列,继续在《文学季刊》发表作品。1970年结集出版第一本作品集《红土印象》[1]。

杨牧评论刘大任这时期的作品充满感性和情绪,人物有思想,敢突破,血气旺,隐约有作者本人的身影,“为了哲学上的‘存在’,便将自己髹漆上一层惨绿的颜色”[2]242。小说主题撼人,风格有诗的密度,“浓郁处有一种乡愁的醇味,轻淡时独见浅浅的懊悔”[2]242。

好友尉天骢说,20世纪60年代的刘大任聪明浪漫,思想前卫,有点冲动,有点苦闷。没料到,他到伯克利留学,“钓运”一来,脱胎换骨,成了领袖人物,也因此身列黑名单,十余年不能回台湾。①笔者2009年在台北对尉天骢的访问。

四、回归文学大丰收

1970年代末,刘大任决定回归文学。在《赤道归来》②此文收入同名文集《赤道归来》。一文中,他自述心路历程。非洲两年,洗尽人事铅华、政治污染,尘封已久的文学细胞又复活了。他调整生活状态,“从一个政治的血性参与者,变成一个冷眼的观察者;从一个文学上的逃兵,先逐步恢复文学散兵游勇的地位,再继续向前”[3]。

1980年代起,刘大任迸发了惊人的创作能量,以一年至少一本书的速度,出版长篇小说《浮游群落》,短篇小说集《晚风习习》《杜鹃啼血》《秋阳似酒》《落日照大旗》,运动文学《果岭上下》《强悍而美丽》,园林文学《园林内外》,散文与杂文集《无梦时代》《走出神话国》《赤道归来》《神话的破灭》《纽约眼》等。

最初,刘大任的作品遭人议论,说他忽左忽右。刘大任便想换个笔名,后来他觉得这些无谓的干扰终归是暂时的。无论小说人物出现在何种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将来总有一天,都将还原为他们的本质—人。

长篇小说《浮游群落》,写20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一个知识分子圈的故事,他们的骚动不安和理想是苦闷的时代环境的缩影[4]。短篇小说《杜鹃啼血》,反映原本来自两岸四地参加“钓运”的人在“保钓”之后的处境。作品层次繁复,文笔锐利,有历史的感喟、理论的思辩、轻微的嘲讽。刘大任通过细节描写,刻画人物内心的挣扎。[5]

1990年,《晚风习习》获“时报文学奖”海外地区“推荐奖”。刘大任以半写实半小说的拼图方式,还原父亲为一个平凡的、有七情六欲、不完美却真实的形象,虽不言情而亲情跃然纸上。“很多人以为是我的自传,其实不是,主要是写我看到的父亲那一代。”[6]2008年他重拾小说之笔,创作中篇《细雨霏霏》[7],是《晚风习习》的姊妹篇,写上一代的女性,用到他母亲的一些故事。③《晚风习习》与《细雨霏霏》两个中篇一并收入2009年出版的《晚风细雨》一书中。

王德威在这两部作品中看到了罪与赎,父母之间无情却更有情的担待和义气。借着悼念父母亲,在理性的穷途末路与超理性的雷殛电闪间的暧昧领域,对上一代有了更包容的观察。《细雨霏霏》没有《晚风习习》的凌厉,但创痛仍在,冷冽的风格依旧,字里行间的深情依旧。[8]

五、不谈玄,不抒情

近年来,刘大任的写作以杂文为主,自谓写杂文是“不想深入小说世界又不愿在世态的表层浅尝即止的情境下写出来的东西”[9]8,题材宽广,园林、运动、环境、文化、历史、政治,无所不谈。他的写作基本信条是“不谈玄,不妄想前身后世,不抒情,不高雅”[9]8。他的杂文有独立见解,不媚俗,富于批判精神,学养丰富,在被他称为“情愫关爱的天下”[9]7的当今散文世界中,独树一帜。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理想主义的色彩,隐然上承“五四”。他说自己走的路是“两周之间,散文受周作人启发,小说受周树人(鲁迅)影响”④笔者2008年在纽约州刘大任府上的专访。。

他的园林文学与运动文学开启了台湾文坛的新文类。张让读《园林内外》,谓处处可见作者深厚的园艺修养,但真正让她心动的却在花草之外,“当他以宏观的角度直述自己的园艺哲学,或意外飞来一个有如锋刃出鞘的神句时……多少透露了美学品味和人生沧桑”[10]。

刘大任擅长运动,喜看体育节目。从《江嘉良临阵》开始,他写了一系列运动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强悍而美丽》,开启了台湾运动文学的先河。

六、报刊专栏写作

刘大任是全方位的作家,曾办杂志和报纸,在21世纪之交一度有机会回台湾媒体工作,却放弃了。

《苹果日报》在台湾创刊时,需要一位总主笔,董桥问刘大任的意愿。刘大任觉得担任总主笔能站在台湾新闻媒体的第一线,但又不是总编辑或采访主任,可以保持自由之身。他的想法是组织一个笔杆团,负责社论与专论,找学有专长的人写政治与经济,每星期上两三次班,平日在家写稿。试刊时,他去参加流水作业,发现没有社论和专论,只有几个专栏,和他想象的不同,他认为不适合,就退出了。此事反映了1980年代以来台港报业生态的剧烈变化。

《壹周刊》的专栏,刘大任坚持写下来了,从创刊号起,每周写一篇,从未间断,无论写什么,都很受尊重,一字不改。他每天第一件事是去买一份《世界日报》,然后上网。电视他看台湾的TVBS 和大陆的CCTV-4,关心两岸的发展,也看很多相关的书籍。

七、“保钓”小说问世

“钓运”发生近四十年后,刘大任终于在2009年发表“保钓”小说《远方有风雷》[11]。从第二代的角度切入,追溯“保钓”的历史、左翼小组的运作,呈现两者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读者或可从中看到刘大任的“保钓”身影,但他并非在写自己,而是回顾海峡两岸六十年来被人遗忘的一段历史。书中的主角不是“我”,不是“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小组”。多年来他钻研国共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小组”是共产党打败国民党致胜的关键。书名《远方有风雷》即指这种系统的影响力之大,无远弗届。

他说这部小说读起来“可能硬了一点”,希望读者看成是历史的叙述,而非只是文学①笔者2008年在纽约州刘大任府上的专访。。这本小说的叙述方式,反映了他的文学主张—作家要在小说中呈现社会历史的脉络。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说,刘大任从左翼写“保钓”,拉高到更具历史普遍性的角度,是一种境界上的新探索,也是肯定每个人一步一脚印的痕迹。小说里的“公道”是隐喻,要还保钓一个公道。[11]225-235

八、作品与时空

1960年代刘大任在台湾,主修哲学,写小说,办杂志,私下看左派禁书,是苦闷的文学青年,作品受到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充满虚无前卫的色彩。

他在伯克利念书时,成为“钓运”左翼代表人物,专写政治文章。“钓运”结束后,人生改道,列身黑名单,到联合国当翻译,十余年回不了台湾,小说被禁。外放非洲后,决定回归文学。

最受评家青睐的小说《浮游群落》是他在非洲时写的。最初构想的是三部曲:第一部写1960年代台北一群年轻人的骚动和迷惘,第二部写“保钓”。后来因许多当事人还在,便搁下了。

2009年的《浮游群落》新版后记中,刘大任说,他在非洲写第一部曲,不但无法准确回忆1960年代的台北,更难培养情绪,写作过程中,不断播放台语歌曲《港都夜雨》营造气氛[4]382,读来有一种飘泊无奈的感伤。《浮游群落》的命运颇为坎坷,最初在香港左派杂志和纽约华文刊物上连载,后来在台湾冒着被查禁的危险,在党外刊物《亚洲人》刊出。在台湾第一次出版刘大任的书时,出版社负责人还被警备总部约谈。

刘大任写了不少杂文回忆“保钓”,但“保钓”小说到2009年才问世。《远方有风雷》和当初《浮游群落》第二部曲的构想完全不同,人物也不一样。他以侦探推理的手法,抽丝剥茧,从三个角度,还原四十年前的历史,横跨六十年的历史时空。这部冷凝严肃的作品,读来不会令人热血沸腾,倒像冷眼看政治与历史。

四十年的时空变化,激情不再,文学的表现手法也变了。刘大任以历史长河的文学观建构小说,展现了国共对立造成的国家分裂及其深远影响。他曾有机会回台湾担任媒体总主笔,却因媒体生态与他的理念不同而作罢,宁可守着北美的园林写文章。这是否意味着,几十年长居他乡,他终究落地生根了?

对政治没兴趣,只对政治理想有兴趣的刘大任,为民族主义的理想投身“钓运”,这个运动却让他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热血青年的爱国梦、社会改革的抱负,俱往矣。他退隐园林,以文学之笔诚实批判,关心故国。他的文学园圃,如同他的园林一样,优美深邃,生机无限。

参考文献:

[1] 刘大任.红土印象[M].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

[2] 杨牧.刘大任集[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

[3] 刘大任.赤道归来[M]//刘大任.赤道归来.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7:15.

[4] 刘大任.浮游群落[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5] 刘大任.杜鹃啼血[M].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0.

[6] 刘大任.晚风习习[M].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90.

[7] 刘大任.细雨霏霏[M]//刘大任.晚风细雨.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09.

[8] 王德威.我的父亲母亲—《晚风习习》《细雨霏霏》[J].联合文学,2008(8):71.

[9] 刘大任.萨伐旅[M].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2.

[10] 张让.美丽而不强悍[N].联合报,2006-05-14(E5).

[11] 刘大任.远方有风雷[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

(责任编辑:时 新)

The Influences of the Defending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on Liu Daren’s Literary Works

YAO Jiawe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Houston 77077, USA)

Abstract:Liu Daren is a writer whose course of life was changed due to hi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to the Defending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waged by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North America in the 1970s.Liu’s pursuits of life were finally settled in literary creation.Liu Daren’s novels depict the life and humanity in dislocation and hardships in addition to his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participation into social politics.Liu’s essay reviews also embody his profound literary insights and abilities.

Key words:Liu Daren; Defending Diaoyu Islands Movement; Yuan Fang You Feng Lei; Fu You Qun Luo; movement literature; garden literature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2-0050-05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2.010

收稿日期:2015-11-15

作者简介:姚嘉为(1951—),女,台湾台中人,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暨网站期刊主编,硕士,研究方向:北美华文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