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润润，徐　楠

(1．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2.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金华321022)



从《孟子》引诗看孟子的《诗》阐释思想

徐润润1，徐楠2

(1．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334001； 2. 金华广播电视大学， 浙江金华321022)

摘要：文章根据西方阐释学理论，采用细读的方法,研究《孟子》中孟子引诗时是怎样理解、解释和运用《诗》的，并进而反窥其《诗》阐释思想。孟子引诗取义时方法灵活多样：有时强调忠实于原作；有时则取比喻义、引申义、转借义，乃至曲解义给自己的论说作依据。其引诗取义所持的态度和方法首先取决于他宣扬王道仁政的需要，其次才是审美的需要。孟子从未直接否定过“断章取义”的命题，只要方便，他在引诗论说时并不顾忌运用“过度阐释”方法为自己服务。因此，认为“以意逆志”说是孟子针对“有人将赋诗言志活动中盛行的‘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当作‘说’诗的方法，将诗的引用义和引申义当作了诗的本义”的现象，才“提出了如何正确地理解和阐释诗的”方法的见解，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关键词：孟子； 引诗；阐释学；取义

一

早在春秋时期，位列六经之首的《诗》就被人们视为思想文化的精神宝库，它自然也是滋养“百家之说”的重要思想资源。孔子曾经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主张，在《周礼》《仪礼》《左传》《国语》等经典文献，以及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诗》也被频繁引用。当时，君臣在议论国事时引诗为据、诸侯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已成为一种习尚，“春秋朝享盟会，列国君臣必赋诗以明志，其有不能知或不能答赋者则引为大怪”[1]。可见，《诗》是“春秋文化中最为突出的要素”[2]，引诗则是当时社会非常流行的文化现象。

《诗》作为先民表达意愿、抒发情怀的诗歌文本，其所表达的意义内涵丰富而耐人寻味，但往往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使得人们在理解、领会时颇感艰难深奥。所以，要引诗、赋诗，首先就应该明诗、懂诗；而明诗、懂诗的前提是有人说诗、释诗。因为只有先弄清楚诗的意蕴，然后才能熟练地引诗、赋诗。因此，对它们作出通俗的解说和阐释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由于秦朝燔书坑儒，使得先秦时期对于《诗》的解说、阐释的内容直接见诸文献记载并传之后世的极少，以至于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当时人们究竟是怎样理解、阐释诗的。

所幸的是在先秦典籍以及诸子文献中留有不少有关引诗、说诗的记载。虽然这些记载并不完全是从纯文学鉴赏的角度去阐释《诗》，而是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为立论、辩说或说教”[3]2的目的服务的，但是，这些记载仍为我们研究先秦时期《诗》阐释思想的工作提供了一条很有价值的学术通道。因为既然要引诗，就必然要取义，然后方能通过“用诗”来表达某种思想观念，所以其前提是对所引之诗意蕴的理解。“在西方传统解释学那里，理解、解释和运用被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西方当代哲学解释学则更重视理解、解释和运用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4]由此看来，通过先秦时期引诗这种“用诗”的文化现象，反窥、探讨先秦时期的人们是怎样理解和解释《诗》的，并进而把握先秦时期的先贤们关于《诗》的阐释思想，不失为一种可行、甚至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正如学者林岗所说的：“先秦时期赋诗、引诗理所当然就是《诗》解释活动的起源，也是古代文论的起源。”[5]48

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文献《孟子》中有关引诗记载的分析，研究战国时期的孟子如何引诗，以及对所引之诗怎样取义、用义，并进而探讨孟子有关《诗》的阐释思想。

二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诗》在其心目中始终是据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孟子在弘扬儒家学说时，常常引诗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单是“《孟子》一书，记录引诗的地方有33处之多”[5]46。《孟子》引诗多引《雅》诗，这一点和引《雅》诗“占其引诗总数的三分之二”[6]134的《左传》类似。《雅》诗多为反映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孟子对《诗》的理解、阐释和运用，既有和孔子相似相通处，也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但在先秦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阐释诗学来说，也具有泽溉后世的重要意义。

首先，孟子解诗采用了字词训诂的方式。

《孟子·离娄上》载：

《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7]281-282

孟子在此直接对《诗经·大雅·板》中的词语进行了解释。“泄泄，犹沓沓也”，孟子解“泄泄”为言多放肆。《说文》：“泄，多言也。”可见，孟子在此采用的是章句训诂的方法解诗。随后，他又举侍奉君主不讲义，一举一动不合礼，张口就诋毁先王之道等现象为例具体解释“沓沓”即“泄泄”的含义。然后他说，责求君王施行仁政，这叫恭敬；向君王陈述好的意见，堵塞他的邪念，这叫尊重；认为君王不能行善，这叫坑害君王。孟子采用训诂的方式阐释诗意，可以说它开了运用章句训诂、文本注疏方式研究经典的先河。就语境而言，对诗中词语进行训诂，“是以原来的文本为上下文”来理解其意义的，诗人的主观意念表现得并不突出，所以应属“我注六经”的阐释方法[3]90。

其次，孟子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法。

《孟子·万章上》载：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此之谓也。”[7]311-312

咸丘蒙说：“舜没有把尧当臣，我已经领教你的解释了。”他又引《小雅·北山》中的诗句“‘普天之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君王的臣子’请教孟子：舜已经做了天子了，作为父亲瞽瞍却不是他的臣民，请问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关系着从根本上动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重要问题。咸丘蒙在引诗时，显然采用的是断章取义法。他对诗句的理解，完全是根据诗的字面意义进行解读的。

孟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却指出他引的《诗》句违背了原诗的意思。这首诗(是说作诗的人)公事劳碌以至于不能养父母，“所有这些没有一件不是公事，只有我一个人最劳碌”。而引诗违背了原诗的本意，原诗与“舜之不臣尧”根本就不相干。孟子认为，解《诗》时要顾及全篇的意思，不能割离上下文的语境关系，不能拘于字面解释而误解词句的意思，也不能拘于词句的解释而误解诗人的本意。由此他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释法。所谓志，指的应该是“诗言志”的“志”，即体现在文本中的诗人的主观的情与意。也就是说要通过自己读作品的感受去推测诗人作诗的本意，这样才能真正读懂诗。如果仅是拘于词句，按字面义理解，那就会认为《云汉》一诗中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说周朝的老百姓已经死得一个也不剩了。孟子的论述既注意了诗歌在表现手法上经常采用夸张、比喻手法的特点，认为不可拘泥于字面义依字坐实做出机械解释，表现了他对作诗者心志的重视，同时也是对学生断章取义引诗做法的一种批评。从孟子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他对诗的阅读、理解是很尊重艺术规律的。

最后，孟子的论述重新回到舜和他父亲的父子、君臣关系问题上来。他说，孝子最大的孝，莫过于使父母尊贵；使父母尊贵的最高标准，莫过于以天下奉养父母。做了天子的父亲，这是最尊贵的地位了，用天下奉养父亲，这是最高的奉养了。孟子认为《诗经》中的诗句“永言孝思，孝思维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孟子在此处所引的诗句出自《大雅·下武》。这是一首“赞美周武王能继承先王德业的诗”[8]791，所引诗句之意为“武王是永远孝顺的，他的孝顺表现在学习先人所推行的王道”[8]792。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诗法，自己随后在引诗取义时运用了此法，其解释是完全符合原诗本意的。他是用赞美武王的诗句来佐证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正确性的。

再次，孟子说《诗》使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

《孟子·离娄上》载：

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7]282

这则记载是对孔子施政之术的解说。孔子说：“道路只有两条，仁和不仁罢了。”孟子认为：对百姓过于残暴，就会自身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残暴，也会自身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加上“幽”“厉”这类恶谥，即使他有孝顺的子孙，一百代也无法更改了。然后他引《大雅·荡》的诗句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大雅·荡》是“哀伤厉王无道，周室将亡的诗”[8]848，孟子所引诗句在原诗中是对周厉王的告诫。《郑笺》曰：“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商)汤诛(夏)桀也。后武王诛纣，今之王者何以不用为戒？”孟子认为为政不仁，就不会有好的下场。而所引之诗的内容正好就是召穆公讽厉王无道的，可见，孟子引诗实际上是既知人，又论世的。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重要命题，本来是谈论尚友之道的，孟子此处引诗实际上是符合此法的，虽然他并没有特意指明这一点。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这两个命题后来被人们视为极其重要的批评方法广泛运用在文学作品的阐释活动中。

引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是周人借鉴夏殷历史教训的证据。孟子引用此诗，说明他也是把《诗》作为吸取历史教诲的史籍来看待的。

另外，孟子引诗并不完全忠实于文本原意，有时也取引申义和比喻义。

《孟子·离娄上》中有记载：

“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7]284-285

在《孟子》的这段话里，共引用了两处诗。前一处诗出自《大雅·文王》，原诗追述了周文王的德业并对殷商旧臣发出告诫。所引之诗句意思是告诫殷商诸侯黾勉从事助祭。接着，孔子的话主要强调统治者要施仁政才能天下无敌。虽然引《诗》中“商之子孙”“侯于周服”与孔子说的“天下无敌”在一统天下这一点上有相同之处，但引《诗》中的“商之子孙”“侯于周服”的原因是尊天命，孔子主张的是施仁政以王天下，两者表达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联系上下文可知，孟子引诗是偏离了原诗的本意的。但孟子所引之诗与孔子之说在意思上还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孔子主张尽人事，知天命，首先应该“尽人事”，尽力宣传仁的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实在行不通，只有遵从天命。可见孟子在此处取的是原诗的引申义。尽管如此，所引诗句还是能起到“权威引证”的作用的。

孔子认为，仁的力量，不在于为仁之人的多寡，只要国君好仁，那么他就是天下无敌的。孟子当然赞同孔子观点，所以他又从反面立论：今天一个想无敌于天下的人，却不去为仁，这就像虽苦于炎热却又不肯冲凉一样。接着，他又引《大雅·桑柔》中的诗句来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意思是说：谁能救热而不以沐浴的方法？这句诗原本是从反面立意，用“以濯”与“执热”的关系，类比靠“为谋为毖”“忧恤”“序爵”等办法救国之意。孟子引诗时，也采用同样的方式，将“好仁”与“天下无敌”的关系和“以濯”与“执热”的关系进行类比。所以，此处引诗取的是诗的比喻义。

孟子引诗时，也会取其引申义或转借义。

《孟子·离娄上》载：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7]283

该引诗出自《大雅·文王》，这是“追述周文王德业并告诫殷商旧臣的诗”[8]745。引诗原意为劝告殷商旧臣努力服事周朝，配合天命，才能求得众多福禄。孟子以此诗来证明“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观点，显得有些勉强。因为把劝告殷商旧臣听从天命，好自为之，引申到正其身而使天下归的意思上，显然并不是一回事。首先，从主体来说就不一样，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孟文中的主体为人处事做到身正是主动的；引诗中的主体——殷商旧臣服事周朝，配合天命是被动的。从他们的行为本身来说也不同，前者是注重自我修养，反躬自问，正己服人；后者是规规矩矩，乐天安命。从效果上来看也不同：一个是王天下；一个是老老实实当臣民。只有最后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求得“多福”的目的。

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到，虽然孟子提出说诗应该“以意逆志”的主张，但他自己在说诗、引诗时并不是始终严格按此原则行事的。他也会根据言说的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灵活取义。只要看到自己言说之意与《诗》有一点相同、相通之处，不管是取其引申义还是转借义，都是大胆用来为自己的论说服务的。

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孟子引诗时甚至不惜曲解诗意。

像《孟子·梁惠王》中有孟子与梁惠王讨论关于外交、好勇、王政、好货、好色等问题时，多次引诗证明自己观点的记载。孟子在这些引诗中不但往往曲解了诗作原意，并在以之作为自己论说的依据时也显得生硬、勉强，不合逻辑，所以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弄得梁惠王听到最后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在回答“交邻国有没有原则”的问题时，提出了“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的观点，并引《周颂·我将》末两句诗“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为证。然而，该诗句原意是：(我早夜勤于祭祀)，敬畏上帝的威灵，这样就会保卫我周。孟子去掉其祭天乐歌的原意，只取其字面义作为其观点的证据，显然属于阐释谬误。而在回答梁惠王“寡人好货”问题时，引《大雅·公刘》中的诗句“廼积廼仓；廼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来说明大王爱财能和百姓分享，就能施仁政的主张，就显得十分勉强。甚至使人觉得他很像一位迂阔板滞的腐儒。因为原诗意在赞美公刘修疆场、积粮食、整师旅、御外敌的功绩，跟孟子的回答“昔者公刘好货”完全不是一回事。孟子这样引诗，并不是说他根本不懂《公刘》一诗的本义，而是说明他为了达到劝说梁惠王施仁政的目的，在引诗时进行的过度阐释已经有些不着边际了。同样，在谈论“好色”问题时，他也采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段，将“好色”与正常的夫妻关系混为一谈，并引《大雅·绵》中的诗句“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来证明大王施仁政，人人都有配偶的观点。《大雅·绵》是歌颂周民族历史的史诗，所引诗句是叙述古公亶父率领族民来到岐山下生活，夫妻和谐，出入相携的情景。这与梁惠王“好色”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梁惠王又不是没有老婆，想娶妻成家。所以，孟子一再引诗用周先王创业的功绩为例来劝告梁惠王施仁政，实在是牵强附会，不得要领的。

《孟子·告子上》还有一则曲解引诗之义的例子：

《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7]343

此处引诗出自《大雅·既醉》，是祭祀祖先时工祝致福于主人所致之词：神主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感受到主祭者的一片诚心。但是，孟子对此诗句的理解明显曲解了原意，他把精神、物质都得到满足的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长寿、福分的意思，改变成片面强调精神满足而排斥物质享受的道德说教：饱受仁义的熏陶，所以就不羡慕别人的美味佳肴了；美好的名声广泛施加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羡慕别人的锦衣绣裳了。原诗的“既醉以酒”居然变成“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人不胜诧异。

三

综上所述，孟子引诗时取义是灵活多样的。有时强调忠实于原作，所以用训诂法、以意逆志法、知人论世法等；有时候则断章取义，或取比喻义、引申义、转借义，甚至曲解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透过这些看似矛盾的引诗取义之表象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孟子引诗取义时所持的态度、所用的方法完全是取决于他宣扬王道仁政的需要的。当所引诗句的意义能够直接为自己的论说服务时，那就忠实于引诗的原义；当找不到合乎己意的诗句时，对引诗进行“过度阐释”或者断章取义也是可行的。因为面对面的对话、论说，毕竟与坐下来写作是不一样的，所以为解决当下的需要而采取灵活态度引诗也是很自然的。像他在回答咸丘蒙的疑问时，觉得咸丘蒙对引诗的理解和所提的问题有可能动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所以就会批评他对诗的理解是错误的，指出应该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理解《诗》的原意，强调读诗应该注意诗的文体特征；而当他在劝说梁惠王施仁政时，为了达到眼前劝戒的目的，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跟一个花花公子似的君主谈什么知人论世、重视诗歌的文体特征岂不是对牛弹琴？所以，采用诗的比喻义、引申义、转换义乃至“过度阐释”等方法为自己论说寻找依据，那也是顺利成章的事。孟子从来没有直接否定过“断章取义”的命题，只要方便，他在论说时也并不顾忌运用此法为自己服务。

正因为如此，认为“以意逆志”说的提出，是“由于有人将赋诗言志活动中盛行的‘断章取义’的‘用’诗方法当作‘说’诗的方法，将诗的引用义和引申义当作了诗的本义，致使人们对《诗》义的理解往往产生很大的偏差，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孟子在和弟子讨论《诗》义时提出了如何正确地理解和阐释诗的问题”[6]43的见解，其实是不成立的。

综上所述，《孟子》引诗现象中其实是包含有丰富的《诗》阐释思想的。引诗行为本身可以视为“以述为作”这种中国学术传统的一种具体体现。所谓“引”，就是一种“述”。通过引诗来说理、明理，就是所谓的“作”。所以，透过引诗现象看看孟子是怎样理解、解释和运用《诗》的，并由此反窥孟子的《诗》阐释思想，应是行之有效的研究途径。这种研究方法虽然显得有些琐细和麻烦，不便于建树高屋建瓴式的、系统性的理论构架。但它具有的独特优势在于：这是切切实实的、具体细致的研究，可以避免出现那种因资料匮乏、凭主观构想而作出的某些看似正确却与事实不符的结论的现象。我们只要逐个地、认真地运用细读的方法，仔细研究、分析先秦文献中的诸多引诗现象，就不难清晰地把握整个先秦时期人们关于《诗》的阐释思想。

参考文献：

[1] 朱东润.古诗说摭遗[C].诗三百探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76.

[2]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166.

[3] 张丰乾.《诗经》与先秦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 邓新华.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9.

[5] 林岗.论引诗[J].文艺理论研究,2007(4):43-49.

[6] 邓新华.中国古代接受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8]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

[责任编辑邱忠善]

On Mencius’ Hermeneutic Thinking in his Po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 Quotations in Mencius

XU Run-run1, XU Nan2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Journalism, 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Shangrao Jiangxi 334001, China;2. Jinhua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22,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western Hermeneutic theories, this article tries, by reading intensively, to study how Mencius understood, explained, and used Poem in Mencius while quoting some poems, so as to study his Hermeneutic thinking in his Poem. Mencius quoted poems and selected some meanings in various ways, sometimes keeping to the original meanings, sometimes using rhetoric meanings, figurative meanings, borrowed meanings and even distorted meanings to support his own arguments. His attitude to and manners in quoting and selecting meanings first depend on his need to advocate kingly way and benevolent government, and then on the need of aesthetics. Mencius never denied the proposition of “quoting out of context to suit one’s purposes”, so he never scrupled to use “over-interpretation” to serve his purposes while quoting and commenting. Thus,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that view is untenable that the idea of “exploring the writer’s purposes according to the reader’s feeling” was a method produced by Mencius on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poems, directed against the phenomenon that “some people regarded the quoted and figurative meanings of poems as the literal meaning of poems by ‘quoting’ poems to ‘interpret’ poems, which was a method of ‘quoting out of context to suit one’s purposes’ prevailing in the activities of writing poems to express one’s purposes.”

Key words：Mencius; quoting poems; Hermeneutics; select the meaning

DOI：10. 3969/j. issn. 1004-2237. 2016. 01. 018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16)01-0084-05

作者简介：徐润润(1949-)，男，江苏南京人，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E-mail：runrunxu@163.com

收稿日期：2016-01-05